首页 -> 1999年第1期
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作者：王年一
复杂的上层背景
1966年冬至1967年春，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它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群众组织都分成两派。空军中保吴法宪的、海军中保李作鹏的、总后中保邱会作的是一派，即所谓“保守派”，人数较少。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是一大派，即所谓“造反派”，人数较多。当时的“造反”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肖华、杨成武随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大派。这一大派中有些群众组织(如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的文章，可以在《解放军报》发表(报社是根据上面的精神行事)，在社会上有些影响。这一大派联合组成了“斗罗(瑞卿)筹备处”。中央文革小组总的说来是支持造反的，但对于造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反还有些顾虑。吴、李、邱上有林彪在焉，中央文革小组不能肆无忌惮。由于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明白地表示出来，也就未引起造反派的注意，他们反对吴法宪、李作鹏，斗争邱会作，还是很残酷的。于是吴、李、邱的日子也就很不好过，为避免揪斗，曾经藏起来。他们对这一大派，既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这时，上层的分歧加剧，这又是一个重要背景。对于为“反修防修”而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央领导层大体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如此这般地“革命”、“造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残酷、无情地打击老干部，许多领导人是不赞成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会后就在实际上陷于被批判的境地，没有发言权了。周恩来在1966年春是支持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而在1966年夏秋之交就开始抵制若干错误做法，被江青一伙指桑骂槐地攻击为“中庸之道”。陶铸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不同意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同意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工厂、农村，不同意支持上海“工总司”，结果被江青一伙“革”了他的“命”。
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瘫痪、领导人员靠边以后，军队上层的态度就举足轻重了。林彪在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也是拥护毛泽东的，虽然反对当时的种种错误做法，但把它们都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矛盾加剧，爆发了“二月抗争”。在“支左”问题上，在支持还是搞垮肖华、刘志坚的问题上，叶剑英等老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截然不同。毛泽东的意图秘而不宣，老帅们难以捉摸，江青一伙则是相当了然于胸的。毛泽东实际是对老帅们不满，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不得力，但毕竟感到他们既拥护自己，又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军队工作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在若干问题上只好听任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对峙着。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绝大多数大军区的“支左”都支错了。“支左”是毛泽东号召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决定。但当时何为“左派”，谁也没有说过。既要求支持“左派”，又不讲清楚何为“左派”，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事。为什么不讲清楚?根本原因是谁也弄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就曾因把一个群众组织定为“左派”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因此，负责执行“支左”任务的各大军区十分为难。1967年4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就提出过：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些，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出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摘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也好。这个登了会议简报的意见无疑是合理的，而且有代表性，但“无产阶级司令部”未予采纳，大概一时也难以定夺，或者是怕背上包袱。各大军区经过调查研究，陆续表态，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支持了党团员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多、复转退军人多、劳动模范多，并且拥护军队、比较讲政策和守纪律的一大派(如武汉军区支持了“百万雄师”)。但是，都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支持错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激进的造反派。于是几乎每一个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向中央作了检讨。虽然负责人检讨一下并不困难，但要下面广大指战员反对原来支持过的“战友”，转而支持原来反对自己而自己也反对过的一派，这个弯子是很难转的。由于当时要借重军队搞“革命”，“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此不能不加以高度重视。
事件的简要经过
1967年4月20日(或22日)晚，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肖华、杨成武在场，吴法宪和海军、北京军区的负责人也在场。周恩来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他说，你们联合演出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看。五一演好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还可以继续演。于是总政文化部召开驻京各大单位文化部长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布置了文艺团体的演出工作。战友文工团在5月1日按照这一指示，联合组织了演出。周恩来看了演出，并且表扬他们联合起来演出好。
据当时担任林彪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记载：1967年4月的一天，叶群告诉他：“徐秘书(即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来，传‘一组’(即毛泽东)的话。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人中南海。她们在空军内部是受压的少数派，要向主席反映情况。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这显然是要叶群支持她们，亦即支持少数派。于是，叶群接见了刘素媛等几个女演员。叶群问：“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吗?”小刘答：“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又说：“文工团是演出单位，现在什么也不排练了。”“我们想排点节目，争取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演出，叶主任支持吗y”叶群说：“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这是指同一观点的群众组织的联合，不同于周恩来指示的不同观点的联合。)小刘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