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邓小平批准修复家父墓碑

作者：张小曼

　　我的父亲张西曼是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进步的社会活动家、近代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留学俄国，曾任国府政治顾问、国民党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他曾向孙中山建议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一个曾在国民党内公开宣传马列主义、亲苏亲共、主张国共合作、支持革命运动的革命者。他为彻底反帝反封建，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奋斗了一生。1949年7月10日，他因多年积劳成疾、身患肺癌、手术不治而病逝北平，倒在了新中国的大门外，闻者无不为之叹息。父亲遗言，将遗体捐赠协和医院解剖，以福利于后之患者。父亲逝世后，由沈钧儒、沈雁冰、李济深、李维汉、李达、周恩来、周扬、林伯渠、郭沫若、许德珩、董必武等十九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我的母亲魏希昭痛不欲生，但仍强忍悲痛，拖着残疾的身体，为父亲办理了后事。应母亲之请，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8月亲笔为我的父亲题碑，落款是“张魏希昭率女小曼敬立 周恩来敬题于北平”。郭沫若撰写了碑文，由田汉作、李济深书写了墓志铭。 父亲逝世那一年，我年仅一岁，可就在那一年底，一直和父亲一起为革命工作的我的母亲，竟被一个极端仇恨父亲的人诬告为“国民党特务”。当时我父生前的一位挚友就把他收到的一封诬告信转给了我的母亲。母亲本来有足够的证人，完全可以恢复自己政治上的清白，洗刷掉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使诬告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可我的母亲太忠厚太善良了，她天真地认为组织上不会冤枉好人，就没有理睬那封诬告信，以致错过了替自己申辩的机会。
　　母亲怎么也不会料到，在全国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形势下，有关领导竟然轻信了诬告者的谎言，真把她当成了“特务嫌疑”并使死去的父亲也受到牵连，连“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也悄无声息地解散了。1939年被日机轰炸致：残、右腿高位截肢的母亲，从原来工作的卫生部教育处被调到了一个离家较远，交通不便的单位。母亲请求组织重新考虑安排，结果却遭到了“停薪留职”为名的错误处理，永远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从1952年初，母：亲就成了没有工作岗位、没有公费医疗、没有社会地位、只有遗属生活费的身份不明的人。从青少年时代就向往革命的母亲不肯在家吃闲饭，积极参加了街道工作，不取一分报酬地担任了宣武夜校的扫盲教师，继续为人民服务。
　　“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我十八岁，正在上高中二年级。这时，一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取遗属生活费的母亲，被街坊中的资本家诬为北京市委的“黑帮”，还因为在青岛女中上学时与江青(李云鹤)同过学、同台演过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而受到审查，更因为那封毒汁四溅的诬告信，被关进了专政队。家中遭到不知何处来的红卫兵的搜查，抄走了很多资料，连母亲与友人合买的一台为编写世界语字典用的英文打字机也被抄走。从此，我们母女受尽了各种人格上的屈辱、政治上的打击和生活中的刁难。1967年我到万安公墓为父亲扫墓，只见周围一片狼藉，只有那块由周总理题字的父亲的墓碑还完好地矗立着。可是1968年我再去时，却发现父亲的墓碑也遭了劫难，墓地成了废墟。我的心在流血，可又无可奈何。我只有每年到那片废墟上扫墓，并终于从看墓人那里找到了那块虽然缺了一个角、但总算幸存下来的原来镶嵌在墓碑上的、有周总理题字的汉白玉石板。
　　1969年初，我进工厂当了一名车工。1970年，我以母亲保存下来的资料为线索，开始寻觅父亲生前友好的下落和搜集父亲的生平资料。
　　1976年10月23日，我那慈祥、善良、革命一生却蒙冤多年的母亲，终于结束了她的苦难，含冤离开人世。我满含热泪把母亲的骨灰埋在父亲身边，我相信这是母亲最后的心愿，也最符合我父亲的心意。
　　1977年2月，我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参加《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写工作。我利用这里的便利条件，搜集了有关父亲的大量史料，编写了父亲的小传《张西曼》，发表在《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资料》上。1977年初夏，与我才联系上几年的在新疆工作的父亲的二子张大成到北京出差，我与他谈到为父亲修复墓碑之事，随即一起跑了北京市民政局、万安公墓等地，但他们都没有决策权。公墓管理员告诉我，要修复墓碑需要有中央领导的批示，还需交1000元，而我的工资当时只有30多元，还要抚养一对幼小儿女。我又闯到国务院某局长的办公室，答复斩钉截铁：“这是四旧，不许修复!”但我不死心，相信能受到周恩来尊敬的我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他的墓碑完全应该修复。1978年，有一次社科院院部召开大会，我在会场上看见了胡乔木院长，我就斗胆上前挤到他身边，向他述说了我父亲张西曼墓碑被毁，想要求修复的情况。胡乔木告诉我，他很早就知道我的父亲，并表示很愿意帮助我向当时已重新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转达我的要求，让我写一个书面的申请给他。回家后我连夜起草了给国务院的申请，连同周恩来、郭沫若等给父亲的题字等材料，次日即送到胡乔木院长办公室。
　　仅仅一个多星期后，我突然接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处高长泉的电话，他告诉我，邓小平副总理的批示已经送到国管局了，局里他负责修复墓碑事宜。这真使我又兴奋又激动，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对邓副总理的感激之情!老高随即带着我到万安公墓联系，可惜那块曾经幸存的周总理题字的汉白玉石板不知下落了，只好由公墓的王纪其师傅率工人重新刻写。一个多月以后，父亲的墓地修整一新，墓碑正面仍然是周总理的题字，背面是郭沫若1949年8月写的碑文。在父亲墓碑旁，我为母亲也立了一块小碑，正面是母亲好友李淑一的题字，背面是柳亚子老伯生前题赠我母亲的一首诗。我真是太高兴了！
　　1979年底我调到民盟中央工作。1984年4月，全国政协修复了由田汉作、李济深书写的父亲的墓志铭，屈武等领导人和父亲的许多生前好友前往公墓为父亲扫墓。1985年6月30日，民革中央组织召开了张西曼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
　　1992年，屈武、赵朴初、侯镜如、胡绳等32名政协委员提出为张西曼出版文集的议案，全国政协领导非常重视，为此拨了专款。在各方面的大力帮助下，我终于赶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前夕，把花费26年心血搜集整理的有：关父亲的资料，编辑出版了《张西曼纪念文集》。
　　1995年6月20日，民革、民盟、九三学社中央联合举：行张西曼诞辰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在会上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张西曼的历史功绩，称颂他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
　　为了解决母亲被诬的冤案，1992年以来，我先后找到了沈醉、张黎群、林北丽、文怀沙、王克勤；等当年了解真实情况的证明人。1996年我参加了救国会六十周年纪念会后，继续搜集父亲与救国会的资料时，竟巧遇我母亲魏希昭1940年在川东地下党的单线联系人、原全国妇联宣传部副部长黄慧珠阿姨。她当年是按照中共川东特委组织部长李应吉(解放后任对外经委副主任)的指示，到万县与我母亲单线联系的。事实的真相终于能够大白于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