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三十年代的蒋廷黻与蒋介石
作者：李义彬
出生于湖南邵阳的蒋廷黻，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20年代初归国，1923年应张伯苓邀请，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他把近代西方的历史学方法引入国内，设立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对国内的历史教学发生了积极影响。1929年，蒋廷黻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到清华担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南开和清华的十来年间，他一面讲授中国近代史，一面潜心研究近代中外关系，他编著的《清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两卷)和《中国近代史大纲》先后面世，成为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
三次召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的大好河山不到三个月就尽陷敌手，救亡图存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北平西郊清华园内的一些学者时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并常与城内北大的同行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探讨挽救民族危亡之途。1932年春，蒋廷黻同胡适、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向国人传播他们对时政的看法。
蒋廷黻通过《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等媒体，对当时的内政和外交进行评论，阐述他对时局的主张。他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颇有微词，特别是对祸国殃民的新军阀混战进行了揭露和鞭挞，指出：“那些想以武力统一中国者，虽曾一时名震天下，一个一个的都失败了。他们的遗迹就是遍地的军阀和饥寒交迫的民众。”他说，人们讨厌国民党的程度，“不在讨厌军阀程度之下”，“一般人民见党就头痛”。蒋廷黻虽对社会现实不满意，但他支持蒋介石实行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反对当时国人要求武装抗日、收复失地的正义呼声。他认为，仓促抗战，必遭失败；对日作战，须作长期准备。他说：“以武力收复失地这条路，我看是走不通，是死路。热河未失以前，努力抗日尚有一线之望；热河失守以后，这一线之望都没有了。”“惟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所以，“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
在外交上，蒋廷黻支持南京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这位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著名学者，以外交家的视角指出：“联络邦交是常态，断绝邦交是病态”，在“现今这个纵横的世界，就是所谓第一等的强国都在那里大事联络，以求敌人的减少。它们外交的目标是一个时候只可有一个敌人，同时希望这个敌人是世界的公敌。”蒋廷黻接着指出，世界上的强国尚且如此，我们这个贫弱的国家更不消说了。我们地处两大强国(日、苏)之间，平时就不应该同时两个都得罪，可是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一面与日本处于生死对抗之中，同时与苏联彼此不通信问。他说，这是违反了外交的ABC。他指出：中苏复交虽不是联盟，但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联盟的初步，从复交到合作是可能的。
蒋廷黻九一八后的这些言论，博得了蒋介石的关注和欣赏。经吴鼎昌(天津《大公报)发行人)和钱昌照(时在南京政府任职)举荐，蒋介石1933年夏在庐山牯岭召见了他，当面听取他对内政、外交的意见。蒋廷黻在庐山逗留了一个星期，与蒋交谈了数次。蒋廷黻针对蒋介石当时面临的如何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真正实现统一这个重大问题，向蒋献策说：统一不能单靠武力，要把正确的政策与武力结合起来。鉴于“中国地区辽阔，风俗各异”，他建议“统一工作不妨分成若干阶段进行”，首先把“核心地区”也就是南京直接控制的省份建设好，其行政效率和民众生活应优于地方实力派统治的地方。他坦率指出，在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方面，南京控制下的浙江还不如韩复榘治下的山东。
还在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后，越过长城线，长驱直抵平津城下。南京政府再次屈辱妥协，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冀东22县实际上已被日军控制，整个华北岌岌可危，抗日救亡的浪潮再次席卷全国。是年秋，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回国述职，提出用全民投票方式决定和战的建议。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原本就反对对日作战，他知道蒋廷黻多次声明反对武装抗日，便把他召至南京，问他对颜惠庆建议的态度，意在取得他的支持。蒋廷黻明确表示颜的建议不妥。他对汪说：如果政府已准备对日作战，想制造一个海内外华人要求抗日的印象，不妨举行公民投票；否则，此举幼稚。
1934年初，蒋廷黻应召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蒋也就颜惠庆建议征询他的意见，蒋廷黻把答复汪精卫的话向蒋重述了一遍。蒋这次召见他，主要是想听取他对当时正在国内讨论的宪法草案的意见。蒋廷黻深知，这部宪法草案的主旨是采行美国的总统制，而不是采用法国的内阁制；拟议召开的国民大会如果通过了它，总统一职非蒋莫属。深谙西方政治学的蒋廷黻认为，蒋介石当上总统获取最高行政权后，再担任军队最高统帅是不合适的。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面告了蒋介石，虽得到了在场的黄郛的支持，但一心要实行独裁的蒋介石未置可否。蒋廷黻告辞时，蒋介石问他下一步有何打算，他说拟于暑假去欧洲考察，搜集历史资料。蒋让他行前再来会面。
1934年7月27日，蒋廷黻再到庐山牯岭面见蒋介石。听完他赴欧考察的计划后，蒋介石要求他这次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当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内许多有识之士都热切希望中国能与苏联携手，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蒋廷黻向蒋介石表示，他作为一名学者，恐难以完成此项重任。但蒋介石对他说：我将使苏联当局知道，你是我信赖的人。
衔命访苏
1934年8月16日，蒋廷黻乘火车离开北平，途经日本统治下的东北，出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近十几年来“我读了不少，听了也不少，誉之者说苏联是天堂的临世，毁之者说苏联是疯子造的活地狱”。如今置身于这个国家，可以亲自了解它的究竟了。
8月26日，蒋廷黻到达莫斯科，游览了半个月。9月10日，他来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这座位于芬兰湾畔的俄罗斯历史文化名城，苏俄十月革命的发源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返回莫斯科后，他于9月24日致电蒋介石，除报告“在俄考察各情”外，还提出了他对发展中苏关系的建议：“中俄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条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
正在江西南昌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见到蒋廷黻电报后，10月1日致电南京，指示孔祥熙秘密电告中国驻苏大使馆，说明蒋廷黻是蒋介石信赖的人，可与苏联当局接谈，以建立互信；蒋介石还让孔祥熙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接洽，说明蒋廷黻与蒋介石有“深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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