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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考》还可续考
作者：雷 颐
据王先生考证，在汉武帝之前，“万岁”字眼虽也常从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却不是帝王的专称。是汉武帝巡幸嵩山和芝罘山时，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万岁”始成封建帝王的专称。不过，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却不载于历代律法条文，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来的。“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厉害百倍”，偶有“大不敬者”，自是“严惩不怠”。百姓当然深晓此中利害，“甚至供上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所谓耿耿忠心，就是明证。”(《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
及至辛亥军兴，共和肇建，“万岁倒地”。不过，喊了两千年的“万岁”毕竟传统悠久，影响仍大，并不会轻易绝迹，所以数十年后才又复燃。当然，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此即“新儒家”所谓“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欤?这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又带来何种后果?在在均令人反复琢磨。
据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4月“第二次杭州会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受到点名批判，，会后，由他与宋任穷将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在5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18页)尽管是他第一个喊“万岁”，依然无济于事，他还是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不知彭真这第一声“万岁”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喊出的，他很可能不会想到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这“第一声”为何能迅速传播开去，引起强烈共鸣，不仅持续数十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达到全民必喊、甚至一天：多次的程度，否则就是“忠不忠”的态度、立场问题，直接关系到身家性命；而且，如此重要之事却也是“不成文法”，且比许多“成文法”更加“厉害”……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看来彭真后来深知此中利害，所以在遭到陷害的最后时刻，只能以历史上是他最先喊“万岁”来辩诬，表明自己的忠诚，证明自己的无辜。
历史证明，这第一声“万岁”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它表明了中共党内“政治文化”的某种变化或某种新型“政治文化”的产生。此后，“万岁”在不短的时间内曾是“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个中原因，肯定非常复杂深刻。若对此作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证扒梳，搞清其来龙去脉，并从党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方方面面加以研究，定会取得引人入胜、意义深远的成果。
期盼着读到有关专家们的《新“万岁”考)或《“万岁”新考》。
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包庇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其实，1965年秋发动的对吴晗的猛烈批判，其锋芒的真正所指可谓“意在彭公”。正是对吴晗的批判，揭开了历时十年的巨大灾难的序幕，因此，吴晗又成为这场大灾难的最先受害者。
与“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彭真不同，吴晗是“学者从政”。他的学术才华曾深受胡适的赏识，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埋首故纸堆，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40年代中期，时在“西南联大”的吴晗由于种种原因突然左倾，走上激烈革命之途，参加民盟，并任中委。此后他直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冒着危险在学者间奔走串联、鼓动、支持学运，不遗余力，颇有成效。1948年10月，他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许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但以前数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也使他对某些事情如喊“万岁”之类感到难以理解，很不习惯。而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前此数十年的教育就迅速被当成“包袱”扔掉(其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他对这些事物就完全理解、适应、习惯，并对以前的不理解、不习惯深感愧疚。在一篇“自传”中，他对这一过程有较为细致的描述。
吴晗的这篇“自传”大约写于1956年。当时47岁的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常委兼北京市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青联秘书长……等多项职务，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篇“自传”也写得非常自然、坦诚。谈到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时他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吴晗自传书信文集》，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他的转变无疑是真诚自然、发自内心的，以后确是一心一意，指向哪里，就走向哪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路跟着走，一边扔包袱。”(同上)一些年后，当他辗转听说毛主席在某次谈话中说要发扬“海瑞精神”，便积极主动发挥自己作为明史专家的专长，急忙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响应号召。他万万不会想到，这在几年后反成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彭真、吴晗均为“文革”发动的祭品，或许，他们的悲剧在当年第一声真诚的“万岁”和从“不习惯”到“习惯”的真诚转变中便已铸就。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社会的悲剧。因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声音”，而且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确确实实曾经是千百万人的“心声”，是“时代的最强音”。但惟其如此，悲剧、冤狱便更难避免。因为一旦全社会自觉自愿地尊奉一人为“万岁”，“万岁”的权力便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权力一旦摆脱监督与限制，必然造成巨大的灾难，绝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