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难忘周总理的言传身教
作者：柯 华
本来，驻外使节要遵守外事纪律，下半旗与否要听从中央的统一规定，大使无权自作主张。但我很怀疑，迟至15日才下半旗的规定，可能与“四人帮”插手有关。因此，我先下半旗，同时向外交部报告和提出意见。
“文化大革命”以来，“四人帮”一直想方设法插手外交工作，但周总理不让他们得逞。我们外交部的干部可谓得天独厚，有周总理做“保护伞”，“大树底下好乘凉”。当“四人帮”把矛头直指陈毅元帅时，周总理亲自规定了四条：一不准提“打倒陈毅”的口号；二不准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三不准冲击外交部；四不准泄露外交机密。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外交工作的进行。“四人帮”曾借此大肆攻击周总理。谢富治到外交部看到这四条规定后，甚至很不满意地说道：“这样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在所谓“二月逆流”时，总理召集我们和外交部两派开会，陈毅气冲冲地走进来说了句气话，总理平心静气地向他说：“陈总，你要耐心一点。”陈总一边说：“我还不够耐心吗?!”一边还是听从总理的劝告坐了下来。周总理向“造反派”问道：“你们把领导干部的汽车还给他们没有?他们年龄都大了，不能骑自行车上班。如果摔坏了，我惟你们是问!”接着又说：“你们要把他们的电话重新安上，我随时都要给他们打电话。”
后来，虽然还是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几起违反外交政策、影响外交关系的事件，但总理都亲自进行了善后工作。
与此同时，总理始终没有放松外交工作的开展。他抓住时机，推动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主持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谈判；主持同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建交……
我们每一个外交战士，都不能不深深地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
我是1954年调到外交部的，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了二十二年。总理给我的教导太多、太多了。
当林彪被定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时候，有一天，外交部几个负责人正同周总理谈话，陈毅走了进来。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总理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
周总理立即摆手说：“呃，我只能做助手。”
以前，我们也多次听到周总理谦虚地说他只能做助手。可陈老总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
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在莫斯科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西德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三国只想关闭原子俱乐部而不让新的原子大国加入”。但是，这个条约也迷惑了相当多的国家，必须及时揭露。这是一场同美、苏两霸的尖锐斗争。当时，只有古巴、柬埔寨、几内亚、阿尔巴尼亚明确支持我国政府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部分驻外使节紧急会议，指定十八位大使立即返回驻在国，分别向该国领导人面陈中国主张，揭露三国部分禁试条约的实质。时间很晚了，会议还没有结束，周总理招待我们吃晚饭。吃完饭，已是八点多钟了，总理指示我们这十八位大使第二天就返回所。
这有点出乎意外。不要说大家都想趁回国开会的机会，料理一下留在国内的孩子们，就是返回的机票和签证也不是马上就能办到的。周总理知道大家的心事，说道：“大家难得回来，但是事情紧迫，必须立即向各国领导人表明我们的态度，提出我们的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至于签证和机票都已经给你们办好了，明天派专机先送你们去香港，从那里转道回各自的驻在国。”
周总理时刻把党和国家的事情、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却从来把个人的事情置之度外，对于一些对他的不正确议论更是毫不在意。
1958年，在外交部的一次部务会上，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听到什么风声，似乎总理犯了什么错误，于是乘机大放厥词，说什么总理管事太多，以致别的领导人不好工作；总理身为外交部党组书记，不召集会议，使副书记也不好召集会议。甚至对报纸报道总理经常深入群众，特别是和演员、歌唱家、文工团员接触的消息，也说成是总理爱出风头，等等，不一而足。更有一位司级干部，自称在一次宴会上，不屑喝总理专给他敬的酒，当场把酒倒在地上(事实是他当时受宠若惊，当着总理的面一饮而尽)。陈毅再也听不下去了，当即批评了会议主持人，制止了这些无端的攻击。
大约半年以后，总理找我去办一件事情。一见面他就说：“听说外交部有人说我管得太多了，你看这件事我该不该管呢?”这时我顺便把那次部务会上的情况汇报了一下。我惊讶地发现，总理对此竟一无所知，进一步问我：“真有这么些事?有记录吗?”我说：“当然有。”总理说：“给我找来看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他还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我如实禀告自己当时曾发言反对他们的说法。
周总理对毛主席十分尊重和爱护。有天晚上，总理因一件紧急事情要给一个驻外使馆起草复电，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总理逐字逐句说他的腹稿，叫我记录。电报拟好时已是清晨四五点钟了，总理打电话问：“主席睡了没有?”回答说：“主席刚睡下，要不要叫起来?”总理说：“事情虽然紧急，但主席刚刚休息，就不打扰他了。”于是，总理自己又反复修改，发报时，窗外已洒满金色霞光。
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和摩洛哥领导人时，亲自答应帮助他们修建铁路和种植茶叶(摩洛哥：每年从我国进口价值一千多万美元的茶叶，主席说我们不能赚取其外汇)。时隔不久，总理即找我吩咐：“凡是主席答应的事，你们都应急速与有关部门联系办理，不能延误，并及时向我汇报。”
总理审慎处理对外关系的高度原则性和政策性，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1956年，我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的一个汽车司机，不慎撞死了当地一个居民，因是黑夜，又在郊外，没有被发现。此事还要不要报警，使馆内有两种意见。报告国内后，总理立即批示大使亲自向坦总统尼雷尔报告真相，并把司机交由他们按坦桑尼亚法律处理。尼雷尔对此十分感动，从此大大增强了对我国的信任和友谊。
总理对外事工作抓得很细致、很周到，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过问，自己动手。
有一次，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巴方代办陪同总理赴巴。下飞机迎接仪式结束后，代办来向我辞行，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总理与迎接要员握别后，问我：“代办在哪里?”我说：“他已向我辞行，我已向他致谢。”总理听后很不愉快地说：“他是陪你的，还是陪我的?我怎么能不亲自感谢他呢?”
南斯拉夫与我建交，经历了一段特殊曲折的过程。建交后，为了给大使找一处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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