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争民主争人权斗争中的朱镕基
作者：郭道晖
清华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中外的著名学府。自1911年“清华学堂”建立到后来改为大学，以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和严谨的教学与学术风气，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和大科学家，包括后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同时，从“五四”到“一二·九”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学生运动中，又锻炼出一批又一批革命的政治家和实干家。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当中，都有清华出身的英才。当代中国的总理朱镕基，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纵论“爱与憎”走上革命路
我同镕基同志在清华大学是同班同学。其实，在中学也是同学。那是在1946年，我们同在湖南省立一中读书，读的都是理科，我比他高一班，但彼此并不相识。那时，我家住在一中校内。我父亲是湖南著名的化学教师，被人尊称为“郭化学”。作为我父亲的学生，镕基对我父亲甚为尊敬。我和我弟弟郭道尧在一中参与组织过1947年“六·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弟弟因此还被反动校方开除。我父亲拍案而起，在校委会上痛斥这种行径，并帮助被开除的6个学生转学他校。我们一家在校内颇为同学们所称道。朱镕基是晶学兼优、文理兼通、才华出众的学生，据他的同班同学回忆，他在中学就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此外，他多才多艺，还在全校登台演出过京剧《贺后骂殿》，他因演那个挨骂的皇帝而轰动全校，所以在同学中很有名气。不过，那时我和镕基还没有机会交往。
1947年夏，我在武汉，他在上海，同时考取清华大学电机系。进校后，又同住在大礼堂附近的二院。那本是大教室，因这一年新生特多，原有的学生宿舍各“斋”爆满，就暂以此教室作新生宿舍。在二院，我住236室，他住235室，每室住10余人。后来在平斋、明斋，我们又曾同住一室。他是长沙人，我祖籍湘阴，但生长在长沙，我们是同乡，又是同龄人，加上我父亲与他有师生之谊，我与他有同窗之缘，更主要的是我们思想、性格比较相投，所以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
初来清华，美丽的校园风景，令人神怡。我们一起照了些相，还爬到航空馆一架旧飞机上留影，觉得做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很自豪。我们还常一起散步，谈天说地，叙说个人生活经历。
镕基的功课比我好。这归因于他过人的天分与勤奋，也由于他一直在湖南名校、名师授业下，基础扎实。我在中学虽也曾名列前茅，但抗日战争中四处“逃难”，每“流亡”到一地，就转一个学校，高中6个学期就念了5个学校，时断时续，有时主要是靠自学补上。报考清华时，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的，可以得奖学金，镕就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籍学生中，考分数他最高，而我少了4分，只好望“金”兴叹。我们那时都家境贫寒，平日常到“学生公社”干些磨豆腐、花生酱和拔草等“活计”，补贴零用。
这是1947年秋天。自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回北平后，经过“抗暴”、“五·二0”等次学生运动的洗礼，清华园也弥漫着一股清新自由的政治空气。同时，学校严谨认真的学风，既使人欣慰，也叫人刻苦自励，不敢怠慢。刚进学校头一个月，我总是抢坐前排，认真听讲。可是，随着内战趋紧，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学生运动一个接一个。我积极投入每次学运，游行，散传单，曾不顾国民党军警坦克车和机关枪的威吓，爬到西四牌楼上用油墨写反美反蒋的标语，同时到学生自治会办的“一二·一图书馆”借来进步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上课听讲的位子，也一步步往后移，最后躲在一个角落里，一边似听非听老师讲课，一边悄悄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些马列著作。当我读到列宁号召工人和士兵“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变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推翻沙皇统治时，真是豁然开朗，拍案叫绝：中国现在不正是从对外抗日转到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内革命战争吗?自此，我彻底抛弃了任何不流血变革的改良主义幻想，认定了“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朱镕基初进清华时，也是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裕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我因参加活动较多，耽误了一些功课，不时向他请教，他总是热心指点，倍加关照。但他自己也并非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他很注意看报，关心世界大事和国内政局，视野广阔。我们常常纵论天下大事，抒发要投身于革命的志向。1948年春，有一天，我偶然从北平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他以“容基”的笔名写的一篇《谈爱与憎》的文章。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文中他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李广田的诗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可以见出他当时的文学根底和志趣。特别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伦之爱(他是孤儿)，对旧社会世态所扭曲乃至玷污了的“爱”表示了深沉的怀疑和鄙屑，提出“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热爱广大人民，并且“恨那不准他爱的”，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立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与容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与之呼应。我的文章认为：“爱是施予，而非取得。”在这样一个斗争的狂飚时代，失去父母之爱，也许反而是“值得羡慕的事”，因为这样可以无牵挂地“去‘自我牺牲’地爱，去爱真理，爱人民，爱人类”，“是不会感到‘孑然一身’的孤苦的”。我表示愿和他“携紧心灵之手，学习着走上这条真理之路!”
这两篇互相“谈爱”的文章，反映了当时走向革命的青年的心情和志向。联系镕基在50年后就任总理时的一段誓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正是他对人民“自我牺牲地爱”的一贯体现。
争民主 争人权 反迫害
我们考进清华的那一年，正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独裁政府进行着殊死斗争，并且正处在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的转折点，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疯狂迫害与镇压。全国学生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压迫，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和人权，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在我们进校前，1946年底，在北平已经掀起抗议驻华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抗暴”运动。1947年5月又开展了全国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运动持续一个月，规模遍及国民党统治区60多个大中城市。毛泽东于5月30日发表《蒋介石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指出学生运动是同人民解放战争并行的“第二条战线”。
我们进入清华后刚半个月，北平就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