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虽不同生 亦当共死
作者：荣天屿
与周扬同志有过交往的人，总会谈到他的夫人苏灵扬。因为他们两人在漫漫的人生中是不可分离的一对。在革命文化运动中是战友与同志；在革命征途中是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伴侣。连和他们仅仅见过几面的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在赞誉周扬是永远留在记忆中的人的同时，也对他的夫人苏灵扬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她也一定被非神的人捉弄，并经历过悲惨的命运，但她那谨慎、庄重、微笑的表情上，却丝毫看不到饱经风霜的痕迹。在那急风暴雨般的咒骂声中，周先生能度过草昧时节，我从其背后看到这位苗条的夫人的支持。”
想起苏灵扬同志，令我难忘的是：1989年7月31日，周扬在医院病故，苏灵扬也因脑血栓病复发，住在友谊医院。她的亲属和周围的工作人员感到为难的是，如何启齿告诉她这一噩耗，怕她知道了，受不住这个打击。虽然在周扬长期卧床不起的日子，我们也听她说过：“我也想开了，人总是有这一天的。”但当“这一天”成为现实的时候，她仍会受不了的。我们一直磨蹭到要开周扬的追悼会时，才告诉了她。她的病症本来已有好转的迹象，得知这一消息，有如霹雳一声雷击，她再也不能起床了。当时，我们去看她，只见她静静躺在床上，默默无言，眼含泪水。尽管脑血栓病使她说话有些困难，但见了熟悉的亲友，平常还是很愿意说话的。这时，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我们劝她节哀，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她只是点点头，示意我们坐一坐。
情有独钟
1963年，苏灵扬调到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当时，她是从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调来，加强文艺处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从此我才认识了她。但开始只知道她是周扬的夫人。久了，才了解了她的一些身世。三十年代初，她在上海光华、复旦大学都念过书，爱好文学，颇有胆识，一个人单枪匹马办过壁报，写各种文章，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很快就参加了“左联”。在活动中，她认识了充满革命激情，文字、讲话都才华横溢的周扬。两人从相识、相知、钟情到伴侣。据说，当时追求苏灵扬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富家子弟，她都不屑一顾，而对既是革命者，又似学者、教授的周扬，却情有独钟。从此以后，用苏灵扬自己的话来说，她这位还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为了革命，为了周扬，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再也不搞文学创作了，甚至断绝了个人的一些社会关系，只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做一些掩护周扬，为周扬出外奔走联络的事。田汉被捕了，夏衍、周扬就叫苏灵扬当侦察员，到阿英住家的弄掌口去打听动静；邓洁由狱中出来，也由苏灵扬为她送去换洗的衣物；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就由苏灵扬经常到德国人开的时代精神书店和内山书店、生活书店去买各种书刊，从中获取党的信息。载有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季米特洛夫报告的英文刊物，就是苏灵扬从时代精神书店买回来的。以后，她随周扬到了延安，进了鲁艺，到过晋察冀，做过指导员、宣传科长，当过妇女模范、模范党员。建国后，到了北京，在文化、教育、宣传工作的岗位上，当过各种各样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角色。
苏灵扬到了中宣部文艺处后，任副处长，分管电影。那时电影事业，行政上由文化部主管，夏衍、陈荒煤这些主管电影的负责人，都是她在左联时代的老熟人了。她大刀阔斧地从党委工作的角度去参与电影的一切筹划事宜，和文化部合作得很好，配合得很紧密。我们感到，她到文艺处以后，电影工作顿有生气与起色，一改以前只是审看电影的状况。我们文艺处具体管电影的是邹士明同志。有一次，邹士明正在产假期间，文化部在石家庄召开农村电影发行工作会议。苏灵扬说，中宣部应当关心农村的电影放映事宜，如何把电影送到农村去，这是文化工作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个重大问题。她便临时要我去参加，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回来后，我将河北省农村电影服务队定期到公社、生产队去，以及他们如何解决收费的经验与问题，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她看后，认为文艺处的同志应当多下去做点调查研究，下去总能发现和帮助基层的同志，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比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坐而论道好。她还把这份材料批给有关的同志参阅。那时，江青已经对文艺工作事事插手起来，而且摆出一副炙手可热的架子。有一次，江青看了电影《烈火中永生》，认为有问题，不能公映。苏灵扬和一些同志看了样片，觉得不错，放映后对广大青年有教育意义，便不理江青这一套，径直打电话给文化部，要他们作为纪念党的生日“七一”的影片公映。
有人说她是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严肃得很。我们的感觉，对工作，她也许有点政治工作者的风度，坚持原则，不太讲情面，但待人接物，她可不是那种板着面孔训人的人，而是很随和、很热情、很能关心人。她因动过胃切除手术，那时身体已不太好，上下楼要扶着栏杆，但她坚持准时上下班，决不有误。对有些同志在办公的时候懒懒散散地现象，她倒是经常提些批评的意见。对同志们生活上有些什么困难，她更是问寒问暖的关注。邹士明产假在宿舍休息，她亲自烧了鸡汤，吃力地爬上五层楼为她送去。那时，中宣部一般的同志都比较年轻，以30岁上下的居多，40多岁或以上的人就是老同志了。她对“老太太”这样的称谓，可不满意了(也许那时她正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有一次大家聊天，她为我们讲了一个她自己的笑话：有一天，她坐公共汽车回家，上车后，听售票员喊道：“哪位让个座，给老同志。”她左顾右盼，不知要让座给谁?后来方知道要让座给她，因为她头发有些花白了。她说，我大概是少白头吧!可还不老呀，有些生理现象不可避免，只要精神不老就行了。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心里想，“老太太”你说得真有风趣。
患难与共
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来了，刹那间像突起满天乌云，刮起的急风暴雨首先席卷了中宣部。周扬是江青的眼中钉，首当其冲自不用说，而苏灵扬只因为是周扬的“黑老婆”，便让她先尝到了“文革”残酷折磨人的苦痛。周扬因在“文革”前动了肺癌手术，尚在外地休养，苏灵扬立即成为周扬的替身，被她曾任过党委书记的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些红卫兵揪到学校去。刚进校门，就是一顿下马威，先把头发剪成一个阴阳头，再一盆墨汁迎头浇下，说这就是中宣部“阎王殿”二阎王的黑老婆，接着叫她从泥渣路爬了进去，两旁又是皮带抽，又是木棍打，还夹着吵吵闹闹的咒骂声，要她招出“二阎王”藏到哪里去了。如此折磨了一天一夜，跪得她两膝糜烂，红肿得站不起来了，可对于周扬在哪里，她一声没吭。幸好，这时还是陶铸同志主持中宣部工作，以中宣部要批斗苏灵扬为由，叫中宣部的“文革小组”把她从这些红卫兵手中要回来，送到中宣部图书馆楼一个僻静的房间暂住下来。文艺处的一些同志以监管的名义去看望她时，发现仅时隔两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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