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忆耀邦同志
作者：谭启龙
中共中央的讣告透过播音员徐缓沉重的音调，一字字、一句句如重锤叩击着我的心。痛惜之情令我数日难以安眠。我万万没有想到，小我一岁的老战友耀邦同志这么早就走了。他带着我们60年经过战火和磨难考验的真挚友谊，带着谦虚好学、平易近人的作风，带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带着个人服从组织的坦荡胸怀，带着处处以党的事业大局为重的崇高品质，走了……
我更没有想到，耀邦给我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遗物。
那是他去世三个月后，他的长子胡德平来电话告诉我：在整理他父亲遗物时发现手书赠我的一首诗，拟不日寄来。我请胡德平转达李昭同志及全家保重，德平答：“也请您多保重，红小鬼不多了。”
不久，我收到了这首诗。全文如下：
回京路过济南，拟访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怅然若失，书此相寄。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A 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胡耀邦
九月十七日写于济南
九月廿六日书于北京
全文横幅竖写(见下页手迹)，字迹刚健有力，明快流畅，蕴含朝气，诗与字都宛若耀邦为人性情。诗意诚挚真切，概括了我们从1931年少年时代在革命烽火中初交，至1988年近60年的战斗经历与战友之情。读之似觉耀邦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令我百感交集。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往日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与耀邦相识近60年，真正能坐下来长叙的不过三次
我与耀邦同志初识于1931年7月，至1932年底，我们在少共湘赣省委朝夕相处，并肩工作了近两年时间；最后一次见面在1988年3月。在这近60年的漫长岁月里，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其间，自1934年7月我奉命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而耀邦参加长征，我们分手至新中国建立，有16年“战处南北”，相互间音讯不通。后来的“十年动乱”更是无由见面，只能“牛棚寒暑相忆苦”了。其余的岁月见面虽不少，但屈指算来，真正能坐下来长叙也不过三次而已。
一次是1979年底，我到中共四川省委工作之前去看望耀邦同志，我们在一起畅谈了好长时间，共同回忆了十年动乱期间的风风雨雨。接着，我们又回忆起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工作情况。1977年我调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那年9月27日，我在青海省州、市、县委宣传部长会议上作了题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拨乱反正大步前进”的讲话，10月5日《人民日报》摘登此文，耀邦看了很是高兴。谈到四川的工作，建国初期曾任川北区党委书记的耀邦同志给我出了个题目：“四川称天府之国，但川北还很贫困。川北农村怎么翻身致富，你要好好研究一下，做好这篇文章。”按照这一嘱托，1982年4、5月间，我沿着川甘、川陕边界走了20多个县市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下决心拿出3.6亿斤粮食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减轻当地负担，让他们休养生息，尽快致富。这个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再一次见面是1983年底。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到重庆视察，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你不要回成都，我们一起去泸州看天然气工程，再去贵阳。于是我们坐一个车，从重庆出发，经泸州、叙永、赤水、毕节，冒雪驱车几千里，沿着长征那条路到达贵阳。路上，我们既谈工作，又忆往事，还谈起了不久前我退居二线的情形。1982年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不搞终身制的号召，我主动向中央提出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位置上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接班。尽管耀邦同志从内心里希望我能再干几年，但他把我的这个决定也看成是对他工作的一个珍贵支持，因此他表示同意，由中央发通知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见高识远，高风亮节”。此后，1985年我又主动卸任中共四川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1986年安家山东。在这段“开拓岁月”里，我得到党中央和在中央工作的耀邦同志的热情支持、理解和关心，心情舒畅。
这一路，天上下着大雪，路况不好，很难走，但耀邦精力充沛、兴致很高，一路上谈笑风生。记得在赤水河畔，耀邦下车，指点着当年红军的行军路线，回忆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这段历史。时逢严冬，贵州山高、风急、雪大，有的路段汽车要靠人推过去，耀邦因此着凉，发高烧达摄氏39度。当晚赶到毕节，他守着火盆，披着大衣，带病听取地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在去贵阳途中一个小镇吃晚饭时，他高烧未退，我劝他休息一夜，但他仍决定连夜赶往贵阳。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快节奏的工作方式是耀邦的一大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勤奋好学。据我所知，耀邦同志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手不释卷的读书习惯，在陕北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并且一直保持到他去世，在党内是出了名的。
到贵阳后，耀邦同志即召集云、贵、川三省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工作。他要我也参加会议。我考虑到自己已退居二线，多有不便。深知我为人性格的耀邦不勉强我，笑着说：“那也好，把你老伴从成都叫来，参观游览一下嘛。”当时全国共青团领导同志也到贵阳与耀邦会合。我与老伴，偕同刘延东等同志去遵义瞻仰遵义会议会址。当时已过元旦，1月3日，胡启立、刘延东等同志手捧鲜花向我祝贺生日。在午饭时，桌上还放了一个蛋糕。回到贵阳吃晚饭时，耀邦举杯向我祝贺70岁生日。我这才知道，这都是耀邦特意为我安排的。他把云、贵、川三省省委书记叫在一起，点了几个菜，加上一个小蛋糕，为我过了一个既不铺张浪费又轻松愉快的生日。我与耀邦少年时代在一起，我的生日他一直记在心里，百忙之中还为我安排生日。此情此景，至今想起仍让我唏嘘不已，终生难忘，真是“开拓岁月倍感亲”啊。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3月，耀邦住在305医院休养，我去看望他。我们两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十六、七岁时的往事。这次见面，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是我在北京参加十三届二中全会期间，得知耀邦同志因病住院治疗，便想在会后去看望他。经联系很快得到回音：欢迎我们全家一起去，并派车接我们去医院。
我和老伴严永洁、在北京工作的小儿子及孙女一家四口人刚下车，耀邦便迎上前来，热情地同我们一一握手问候，拉着我小孙女的手问长问短。
坐定后，耀邦即关切地问我：“你在济南的家安好了没有?”当我回答说省委很关心，安排得很好时，他显得很高兴。
我见耀邦同志尽管精神如常，但面容及身形却显消瘦，便问他的身体状况，他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主要是胃有点不舒服，另外脚底痛，走路有些不方便。”我知道耀邦喜欢读书，闲坐不住，便劝他安心治病，好好疗养，少看东西，不要累着，争取早日康复，然后到外地走走。我还向他介绍了山东的情况：山东这几年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沿海开放地区更好一些。建议他到山东走走看看。他表示，病好后一定出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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