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记八十年代两起大批判小案
作者：牧惠
我这里讲两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一个是对马丁的批判。
马丁批判
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青年教师，于1985年11月2日在《工人日报》发表署名马丁的文章，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章是言之成理、值得一读的，因此，《北京周报》将此文稍加修改后于12月10日刊登在其英文版和日文版上。《北京周报》上的文章，比《工人日报》的更严密了些。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在20世纪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艰巨的历史任务。……而这些在《资本论》或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该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文章又说，“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只不过是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直接继续，从本质上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没有任何合理的和有价值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仅批判地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而且对庸俗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也采取了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肯定了其中合理的和有价值
的因素，而不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长期以来，政治上的极左路线和思想上的传统保守意识导致中国经济学家‘右眼失明’……今天，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来重新估价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我们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各派的下列思想成果尤其不容忽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以及通过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促使流通和消费对生产发生积极反作用的理论；新剑桥学派对收入分配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上述研究成果，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地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北京周报》的文章发表后，很快被日本时事通讯社用电讯传到日本。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了时事通讯社发出的报道——《中国杂志载文明确指出〈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报道歪曲了文章本意，把自己的思维逻辑强加给作者说，“马丁认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已失去了有效性，并呼吁大胆采用西方当代经济学的成果。”12月19日，美国纽约《中报》根据《读卖新闻》的歪曲报道，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社论，说马丁的文章“明白指摘《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其有效性’”，“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并在这两点上大做文章。社论还说：“我们希望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想法和食洋不化的作风”。国内的《经济参考报》在未核对原文的情况下，对《中报》的社论作了报道，并在题目中标明社论“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还说《中报》社论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其实这篇社论并无这样的话，也没有这个意思)。
海外报界批评中国经济理论界这种“离经叛道”的事件反馈回来，激起经济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中国某些权威“卫道士”的极大愤怒，对马丁的文章提出责难，掀起了一场“马丁风波”。这种根本不看原文，仅凭“内参”、“摘录”而且是从外国报刊摘录本国文章的不实内容，就胡乱上纲上线大批判的做法，理所当然遭到应有的反击。3月24日，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召集的一个讨论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会上，不少人对此事提出批评。于光远说，这场风波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看的问题。他说，尽管马丁的观点有许多我并不同意，但我认为，马丁的文章是重要的，应当允许其发表，应当引起理论界的注意。他还说，马克思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资本论》第二卷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公式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时间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须先造成学术自由的空气，允许人们展开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朱绍文说，“马丁问题”根本不成问题。还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如果香港或海外报刊一表扬某人或批评某人，那么这个人在国内肯定要“倒楣”。学术自由、科学发展的环境，目前还未完全形成，“科学无禁区”还没有真正实现。在特别需要大胆探索的时候，根本不顾对方的原意、像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似地搞大批判，全凭外国言论来指导理论工作，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为什么居然得逞一时呢?为什么这种极不称职、谎报军情的“哨兵”仍占据舆论阵地要津?这种状况不改变，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拥有一个宽松活泼的学术生态环境，归根结底不利于开放改革的顺利进行。
接着又来了一场批判柏杨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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