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蔡元培研究的几点辨正
作者：唐振常
在我写《蔡元培传》的时候，有一个今天看来应该说是很大的缺点，即对蔡元培的属性言而不透，没有做深入的分析。该写的内容看来都写了，至其所以然，则未有得当的解释。这，一是由于认识不深，二是由于形势所格，未能深入。当此重印之时，必须加以补正。
问题的核心，是蔡元培应该归入哪一类知识分子。综观一生，蔡元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且是一位领袖人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结在他的大旗之下，企图有所作为。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历史传统，自由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相违，只是近代以还，从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思想熏陶，逐渐有以形成，因而植根未固，并无基础。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多数是理念上的自由主义者，所行所为，代表了他们的理想，而各人之间，政治见解并不完全一致。在蔡元培为北大校长期间，教授多自由主义者，凭其理念，研究高深学问(蔡元培语)，培育学生，维护学术尊严；凭其理念，反对政府恶行，改良社会。最可注意的是，一九二二年四月，有以蔡元培领衔发表的一篇政治宣言，题名《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具名者共十六人，除蔡元培外，余为北京大学教员王宠惠，北京大学教员罗文干，医学博士汤尔和，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知行(后易名行知)，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科主任王伯秋，北京大学教员梁漱溟，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陶孟和，北京大学教授朱经农，北京大学教员张慰慈，北京大学教员高一涵，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美国新银行团秘书王征，前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宣言为胡适之起草，经大家讨论通过。十六人中北大占了十一人。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大聚合，所郑重发表的政治宣言。
据《胡适日记》及《努力周报》，为了草拟和发表这个宣言，他们多次举行茶话会，甚至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宣言提出了后来名著一时的好政府主张，相沿称为好人政府主义。宣言首述他们的政治改革目标，认为国内优秀分子无论其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作为最低要求，则应以成立公认的好政府为目标。“我们应该同心协力地拿这个共同目标来向中国恶势力宣战。”次列好政府的涵义，谓消极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以监督不法官吏，积极方面则在：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谋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发展。进而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再而宣传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在于须做奋斗的好人，须有决战的舆论。最后提出他们的具体政治主张，分别为：南北议和，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财政公开。
这个宣言之初提出也，亦曾影响一时，后来成立的王宠惠内阁即被称为好人政府。但是他们的努力最后还是失败了。一由于恶势力太强，中国没有民主基础，好人参加政府也不能战而胜之。二是人民群众终无力量，觉悟和要求不高，只靠一些知识分子成不了大事。三则这些位自由主义者政治见解未必一致，分化甚烈，愈到后来，分化愈烈，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已经几乎难于找出几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九二二年兴起的这个好人参加政府行动，不久之后就演变成好人退出政府的表现，蔡元培本人就不只一次提出退出政府的主张。好人参加政府，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表现。好人退出政府，也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表现。蔡元培本人，始终坚执其自由主义理念，立身行事，均秉此则。在这个宣言发表之前和之后，蔡元培办理北京大学，其始终一贯坚执以行的，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且正因如此，才造成了北京大学的辉煌。是以，我们可以得一结论：蔡元培为北京大学奠定的传统，是自由主义。蔡元培以后，蒋梦麟、胡适，包括傅斯年代校长的短时期，即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这段历史时期，北京大学的传统，是自由主义，这样说才符合实际。
以此，我们可以论定蔡元培在一九二七年的支持清党案了。我在《蔡元培传》中，虽然比较详细地写了蔡元培的主张清党及其所起的作用，没有回避事实，但是，书中我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说是蔡元培赞成清党，是由于他对于蒋介石缺乏认识，对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今日思之，我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正因为蔡元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以他便主张清党。
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即所谓容共之时，蔡元培远在国外，未见他反对。其事方始，未见后果，他不会反对。及至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势力大张，猛然一看，四处都是共产党(这颇有点像后来全国解放之时，共产党员由地下升入地上，成群成队)，且已取得多种权力，作为党国元老，作为国民党道统的化身，蔡元培未必无看法。宁汉合流之后，蔡元培在一篇演说中说：“及总理故后，共产党乃暗结小团体，实行其共产主义。其方法专从农民工人入手，工人则组织工会，农民则结合土恶组织农民军，给以武装，到处干涉行政，同志始知共产党之阴谋日亟，于是在北京西山开会，商议对付共产党。惟在广东方面之忠实同志，尚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重点为引者所加)。三月二十日，共产党重要分子本欲解决国民党，幸我同志知机在先，早行下手，未受其害。及国民革命军到上海后，俄国共产党又欲利用我党，以为攻打英国之工具。……鲍罗廷谓中国要死五百万人，革命可以成功，其意即以我国为牺牲。鄙人当时大不赞成。同志吴稚晖又提议于监察委员会，于是拘捕共产党……”(《粤宁汉之分裂与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经过情形》)在另一演说中说：“以前本党在共产党捣乱的时候，下级党部和农工组织为他们所把持，不许本党党员插足。他们这种方法是很厉害的，是想把本党的基础抢了去。他们所作的工作，就是要消灭本党的工作。共产党的农人工人运动，是欺骗农工的运动，不能替农工谋实在的利益。”(《中央党务学校特别区分部成立的意义》)
从以上这两篇演讲，可见蔡元培当时的反共集中于共产党的工农运动，以为这动摇了国民党的根基。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彻底反共主张，他也表示赞成，而对于广东之不赞成西山会议派所为，他颇致不满。甚至对广东的国民党(自然是指左派)，指为“尚迷信总理容共政策”，透露出蔡元培对于容共政策至少从北伐起有所怀疑与保留。演说牵入俄国共产党，认为中共与俄共勾结，利用了国民党，这也是蔡元培深为不满的。秉此看法，蔡元培的主张清党，并非一时之念。蔡元培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出国，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返国抵上海，至“四·一二”清党之前这段时间，活动于浙江一带，为国民党做工作，参与浙江独立活动。至三月二十八日清党案发，蔡元培与吴稚晖同为“举发共产党案”之首要人物，顺理成章。及后，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斗土豪，分田地，抓人杀人，连个有学问的叶德辉也杀了，如此等等，以蔡元培这个自由主义者之反暴力，反滥杀，之反对共产党的农工运动，必然更增加了他对共产党的不满。从此延续到十年内战时期，蔡元培对共产党的看法，基本与大革命时期的看法相一致，是以时有反共言论，并从而劝阻青年不要受共产党利用去参加爱国运动。如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说：“国内最重要的还是江西剿匪”，“赤匪与寻常土匪不同，他是有持之有故的主张，而且他对于民众，一面威吓，一面利诱，仿佛有一种宗教的魔力，所以不可轻视。”(《剿匪后之消毒工作》)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学生南下到南京请愿，蔡元培与陈铭枢同被推接见学生代表，二人被殴。事后，蔡元培发表谈话说：“今日之暴动，绝非单纯爱国学生之所为，必有反动分子主动其间。”(《受北平学生围困后答记者》)这些，也符合蔡元培当时的思想实际。至积极参加和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的斗争锋芒方多转向于对付国民党当权派，那是后期的事了。
再有，蔡元培对于苏联向无好感。一个佐证，一九二五年他从欧洲归国，李大钊(时为北大校长秘书)建议他从陆路经苏联回来，以便在苏参观访问，而路程亦较海路为近。李请他速作决定，以便通知苏联安排。蔡元培拒绝了，托词身体不好，不能作车行。仍舍近求远，海路绕道归来(蔡元培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复蒋梦麟函》，载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四页)。对苏联的看法，自然会连带而及于中国共产党。种种端端，蔡元培之赞成清党，并非不可理解。但是，蔡元培毕竟不同于国民党其他主张清党的人，他和他们仍有所不同。他主张清党应按法律办理，不可乱杀。这也正是这个自由主义者的本色。
知人论世，述蔡元培办理北大所奠传统及支持清党二事之初步认识如上，容有未当，高明正之。■
〔注：本文系作者为所著《蔡元培传》重印而写的前言，原题为“蔡元培研究我见”，这里的题目为编者所加。原文尚有“补充和纠谬”一节，在此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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