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平原游击队》修改记
作者：邢野
关于京剧《平原作战》是怎么产生的，它和电影《平原游击队》是个什么关系，多年来，不断有人问我。我虽然是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作者之一，但事情的整个经过我也不完全清楚，只能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谈一谈。
1965年底，山西省文联通知我说：“中宣部叫你去北京参加修改剧本，尽快报到。”这是中宣部通过山西省委宣传部传达过来的。于是，我于1966年1月初到了北京。到北京之后给中宣部打电话，林默涵在电话中说：“周巍峙正在华侨饭店等着你，让你来是修改剧本《平原游击队》，你到那儿去就明白了。”所以我没有去中宣部，就直接到了华侨饭店。见了周巍峙，他说：“不是中宣部，是江青同志叫你们来修改《平原游击队》剧本的。”他说的这“你们”中的几个人是：我、贺敬之（诗人）、崔嵬（电影导演、演员）、冯志（《铁道游击队》作者）、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作者）五个人。我们五个人算一个组，要共同讨论修改这个电影剧本；周巍峙是我们的组长，主要负责生活问题；林默涵领导我们修改剧本的工作。
当我听到江青的名字时，脑子“嗡”了一下。我想，1955年我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时，曾将自己创作的多幕话剧《游击队长》改编为电影《平原游击队》，那时江青是电影局电影指导委员会成员，她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啊。据陈荒煤同志回忆：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为了保证电影政治思想的纯洁性，电影界随即成立了一个高规格的、由文化界著名人士组成的电影指导委员会，主要把电影剧本之关，连剧本提纲都要进行讨论，审查通过。江青当时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对电影剧本极尽挑剔之能事，抓住一点无限上纲，最后枪毙。”（《新文艺大系·电影卷》序言）《平原游击队》于1955年我写出的当年即顺利通过、拍成电影并上映，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次她会让我们修改什么呢？
还有一点应该提到的是，在调我们来之前，江青曾让在延安参加创作《三打祝家庄》的剧作家阿甲修改《平原游击队》，准备重拍成彩色电影，同时还要求把电影剧本再改成一个京剧剧本。当时阿甲找到了我，请我把“李向阳”的生活原型介绍给他，说是想积累些素材后再修改。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介绍信，他即通过河北定县县委找到了“李向阳”的原型甄凤山。甄凤山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当时的斗争生活都跟他谈了。他抓住了一个情节，作为修改剧本的重要支柱，这就是甄凤山跟日本鬼子中队长“换媳妇”的故事。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是：敌人打不垮甄凤山－－既打不死他，又不能使他投降，于是就想了个邪招儿，趁甄不在家之机，抓走了甄的老婆，然后给甄写信，说你要是投降就放了你老婆，否则就杀了她。甄凤山决定以牙还牙，带人进了城。平时他常去日本人占领的保定和一些县城，神出鬼没。他了解到城里有一处日本人开的“白面”馆，恰与日军中队长的家是一墙之隔。一天，他趁日军中队长不在家，到了“白面”馆，先把老板和那里的人都捆起来，然后从墙这边凿了个窟窿，进去把日军中队长的媳妇给掏了出来。回来之后，他就给日军中队长写信说：“你要放我媳妇，我就放你媳妇；你要杀我媳妇，我就杀你媳妇；你要互换，咱就交换。”日本鬼子只好同意交换，于是又提出交换的地点与条件，如双方不能打枪，要让甄的媳妇先过来，然后才能放对方媳妇过去等等，对方也只好答应，最后事情就办成了。这件事又冒险又有趣，也只有甄凤山能做得出来，别人没这个主意，也没这个胆量。但事情过去之后，甄凤山挨了分区政委王平的批评，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说他做得不对，不过既已成为事实，也就算了。阿甲认为这个材料很有意思，就写进了修改本中。不料江青看到这个情节后大怒，说“这是污辱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也就不让阿甲继续修改了。剧本没改成，还挨了一顿批，阿甲后来的遭际可以想象。这可能就是江青又让我们几个人来修改剧本的背景。
我们几个人集中之后，在华侨饭店住了几天，又到外交部招待所住了些日子，后又挪到王府井的和平饭店。江青提出原《平原游击队》中的区委书记写得比较弱，要修改；剧本从整体上看需要提高，要修改。她提得很笼统，没有什么具体意见。于是，我们每人拿到一份电影文学剧本，让思考修改意见，隔几天就开个小会讨论。其中有一次是到中南海由林默涵主持，汇报修改的意见和进度。他们几个人认为，这个剧本写得比较完整，区委书记是写得弱一点，给人的印象不深，如果改动一些细节，增加一些语言、动作之类，这倒好办，但是要把整个剧本再“提高”，却不那么容易。除此之外，谁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每次开会东拉西扯。其实，在座的都是有生活、也有成就的作家、导演，我推测，他们提不出明确意见，是因为江青和张春桥刚刚提出“解放以后的十七年全国文艺界是被一条文艺黑线统治着”的看法，同时江青已经陆续在点名批判一批电影和文艺作品，弄得大家很茫然。
后来问到我对修改的具体意见，我说：“要按我掌握的生活素材来说，还有很多丰富的故事，使剧本再丰满一些不成问题，但很多事情要么是不能写，要么是装不进去。比如许多有关甄凤山的传奇故事，就不可能写进去。我向他们简单介绍了甄凤山的出身和经历：二十多岁时，他给地主扛长活，不知什么事惹恼了他，他就一把火烧了地主的房子，闯了关东。到了关东之后，淘过金，下过煤窑，最后参加了义勇军。他在义勇军中打了几年仗，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抗战开始后，他回到家乡。由于有了这样的经历，军分区决定让他组织游击队并担任队长，并提出游击队马由他自行召募，枪支由他自己解决。这个任务在当时是非常艰巨的，但甄凤山并不感到为难。他首先与正规部队交涉，看是否有人愿意留在地方打游击。他从正规部队的几个团里选了一些人，到游击队来担任班排长以上干部。这些人非常能打仗，所以他的游击队素质较高。他从地方民兵和群众中招募的，也都是能打仗的人，甚至土匪，只要你能来为我打仗，我就要你。他就用这种方法，既解决了人，又解决了枪，组成了有五个大队的游击队。另外，提到枪法，传说得非常神奇：他双手打枪，要打你左眼，就打不到右眼；黑夜之中一枪能打掉点着的香火头儿；还有一次他跟老婆开玩笑，一枪打下老婆的一撮头发来而没伤到皮肤。这都是群众中的传说，但敌人对他确实是闻风丧胆。甄凤山还曾吸收一个给日军当过特务的人来游击队当小队长。后来在一次和日军作战中，这个人又投降了敌人，又跟着敌人烧杀抢掠，做了很多坏事，群众愤恨之极。有一天，在他又出来作恶时被游击队捉到了，本来应该枪毙他，可是甄凤山对他说：“我念你有两下子，在给我当小队长时还打过几个胜仗，可你现在也该死了，我再请你喝次酒罢。”他们俩喝了好几瓶酒，喝完后，就把他交给了群众。群众对这个特务恨之入骨，有的拿刀子，有的拿剪子，生生把这个人一刀一剪地给凌迟了，最后剐得只剩下了骨头。这些事，如果从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物个性的丰满与独特性着眼，可以将这个人物写得更有光彩。像苏联电影《夏伯阳》中的夏伯阳，《静静的顿河》中的葛里高利，都是性格多么复杂、多么有历史深度和厚度的人啊！但那时，一方面我的艺术修养有限，一方面信奉了毛主席《讲话》以后的革命文艺路线，我绝对不敢去那么写的。
另外还有许多情节，比如说“平沟运粮”：那时敌人不是挖了许多封锁沟吗，山里需要平原的粮食，游击队就发动千万群众，一夜之中把沟平了，用大车把粮食运到了山里。这种大动作的事件是非常生动的。再比如“扒铁道”，也是利用黑夜发动几个村的群众把铁道给扒了，阻止了保定的敌人往周围各县运兵，去进山扫荡。但是要把这些事情都写进去，剧本是装不下的。我最早写话剧《游击队长》，为了突出反扫荡斗争，只着重写端敌人炮楼这一个大的情节。现在看来，原来没写的，今天也不宜写进去。虽然这些事情，无论从党的领导角度还是从整体气势上，都能使剧本有所提高，但这样一来，会使矛盾、情节不集中。
第三点应该改我不能改的原因，我没有说。为什么？我在作协外委会工作时，曾陪同一位德国作家去中南海接受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接见。在此之前，我就德国作家将要提出的问题向陈毅作过汇报。陈毅说：“你就是《平原游击队》的作者呀，写得还可以。但是我提点意见：你这个剧本最后把敌人都消灭了，还把松井打死了，这是把敌人估计得太孬了。敌人并不是那么好消灭的，这是个弱点。”陈毅说得对。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消灭过日军一个中队，只消灭了一个小队。我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我的思想中追求的还是所谓“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认为打死松井，消灭日寇，一定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对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提出过意见，但是陈毅提出来了，可见他是很有艺术见解的。陈毅还举例说：“比如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因为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过战争，他的战争那一部分就写得不够好。”但即使以前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也不能修改——如果江青问到你这个意见从何而来，我怎么回答呀？1963年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上陈毅的讲话，“文革”中是被否定的。所以说有的应该改，也可以改，但是我不能改。
按照“文革”初的思想观念，以上一些情况更是不能写进去了。因此，大家觉得我说得有理。当时江青批判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文艺作品，《平原游击队》属于没有被她批判的百分之一当中的一个。江青曾说电影《平原游击队》是写得不错的，但按照后来她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当然还需要修改一番，同时她还要改成样板戏，那更得有大的“提高”。可是，那时文艺的条条框框多得像紧箍咒，剧本能“提高”成什么样子呢？这时已到了1966 年的五六月间，几个月来，我们除了开会，就是闲扯、逛大街。
后来上边通知我们：“江青现在到了上海，要在那里接见你们，你们做好准备去上海，等候接见。”我心里很不安，江青要问到我们修改得怎么样了，我们说什么呢？恐怕别人也在这样想。后来越等越没信儿，终于说不接见了，我们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北京还没有大动作，刘少奇派工作组进驻了大专院校，据说毛主席不同意。这时，通知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你们各回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吧，于是我们就散伙了。
过了一段时间，山西对“走资派”的批斗愈演愈烈，为了躲避批斗，我又到了北京，找到李英儒。这时他已是“中央文革文艺组”领导下一个创作组的副组长，组长是金敬迈。那时文艺组在梅兰芳的旧居里，一个大四合院，里面有好多人。文艺组还有阎肃、冯志、徐怀中等。我对李英儒说：“造反派要斗争我，我不好呆。”他说：“你有没有政治问题？”我说：“我没有问题，我是清白的。”李说：“我从北京电影厂找两个创作人员帮助你，名义上就说是修改电影剧本。上次咱们一块儿改都改不出名堂，这次你就在这儿住着避风就是了。”当时西房里住着张永枚，给他的任务是把《平原游击队》改成京剧《平原作战》，也给他配备了两个从北京京剧团找来的青年创作人员帮助他。张永枚是诗人，是江青从广州军区文工团调来的。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黄永胜，张永枚是由黄推荐的。我过去不认识他，这次到北京才认识。我在那里又住了好几个月。钱浩梁所在的京剧团开始彩排《平原作战》时，李英儒对我说：“你可以去看他们排练，我给你挂个导演，你可以帮他们导演一下。”在导戏当中，我发现钱浩梁态度很不好，很傲气，对我的指导不怎么理睬，我就一方面看戏，一方面也说几句导演的话，爱听不听罢。这段时间，我有时还回山西去看看，也没人来斗我。我想没有斗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在江青领导下的文艺组工作过的缘故。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造反派冲击英国代办处的事情，李英儒感到自身难保，对形势的发展也很难预料，就对我说：“你搬个地方吧，去到文化部找一间房子，修改剧本。”他给我这么一点便利条件，我就去了。张永枚也另外找了地方。
李英儒派人在文化部的大楼里给我找了一间很大的房子。恰好隔壁房间住着在《平原游击队》里演老侯的那个演员，这个人很热情，我们在一起聊得很快活。后来，我女儿从山西赶来告我，造反派不知从哪儿查出我是“中统特务”，马上要到北京揪斗我。为了不吃眼前亏，我立刻动身再次到老区，躲到当年的老乡家，又打起了“游击”。
《平原游击队》的修改结果是这样的：张永枚的京剧《平原作战》并没有写好，而后来上演的彩色电影《平原游击队》是用张永枚修改的本子。这部彩色电影没有得到广大观众认同，粉碎“四人帮”后就不让演了。而上演的京剧《平原作战》剧本是崔嵬改编的，也不算成功之作，也没有成为第九个样板戏。在彩色电影《平原游击队》和京剧《平原作战》完成以后，有人问张春桥：作者怎么署名？张春桥说：“应该说作者是江青同志领导下的第三创作组。”所以，它们都与我没关系了。
后来，听李英儒说，上海一家图书馆在整理旧书刊时，发现了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照片，便上报中央文革文艺组。文艺组的一个同志拆开后，没敢给第二个人看，就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说，我就不看了，直接交给江青同志。江青最不愿意别人知道她的历史，就说是文艺组的人整理她的黑材料，立即将文艺组的全体成员，包括金敬迈、李英儒在内，全都关进了秦城监狱。他们被捕后，多年不审不问，八年以后放出来，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李英儒帮我躲过了一劫，没想到他却遇到了更大的劫难。■（邢小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