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
作者：李真真
李真真(以下简称李)：我想从中宣部与科学院关系的角度，请二位谈谈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时对科学院历史的了解。
于光远(以下简称于)：1966年以前我们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了十多年，文革后重建中宣部时再没有科学处的建制。那段时间工作的情况，我们有责任向你们介绍。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从1949年9、10月间就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但是在中宣部指定一个处负责管科学工作则要晚一些。据我的记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中央文件规定中宣部同科学院的关系，只在中宣部内部规定各处职能的文件中有一条“党对科学工作的管理”。当时有一种观念，中国科学院应该有一个党的机构来管理，中宣部正是这样一个机构。
1951年胡乔木向我提出应该管科学院的工作。那时他是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我是理论教育处副处长。他说科学也是中宣部管的一个领域,理论教育处先管一管。
为此就得挑选干部。我到清华大学请校党委成员、宣传部长艾知生帮我找了好几位应届毕业生座谈，我挑选了何祚庥。他于1951年夏毕业来理论教育处工作。那时处里工作很忙，只有何一人联系科学院。大约1952年成立了科学卫生处，理论教育处就不管了。
科学卫生处的首任副处长是音乐家赵，没有处长。这时何祚庥就过去了。后来的罗劲柏和龚育之也都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党支部的成员。赵是个音乐家，管科学卫生处的时间不长，秦川就接任了。他在科学卫生处的时间比赵长一些。到1954年我又兼科学处副处长，那时卫生体育处分出去了。
李佩珊(以下简称珊)：1954年我来时，已经由科学卫生处改名为科学处，处长是胡绳，副处长是光远同志，胡绳还是中宣部秘书长之一，处里的事主要是光远管的。
于：到1955年1月1日，原来各处副处长都成为处长了。那时中宣部的处长都相当于局长。此后我就只担任科学处处长了，石西民、陈克寒、胡绳都任中宣部秘书长。
李：于老，当时科学处和科学院的联系主要有哪几方面?
于：具体的没有规定，自己去联系好了。我是很放手的。当然大事我是要管的。
珊：我们可以去参加有关部门的党组会，科学院党组会开会时，也可以列席。
于：但是有一点很明确，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中宣部的意见。科学处的干部经常在外面参加各种会，个人的发言如果不是部里的意见，必须声明只是个人意见，避免误会。那时我说的话也不代表中宣部，除非是传达部里讨论的意见。但是我们科学处的工作很活跃，总的说是比较自由的。
珊：的确如此，因为光远很放手，我们独立工作的锻炼机会也多，经常接触有各种专长的知识分子，思想比较活跃。
从院党组的报告到学部委员的选定
于：1954年我到科学处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科学院党组根据访苏代表团的报告写成的给中央的报告。这是科学院的一件大事，我们研究过多次，也同院党组成员一起讨论过多次。中央对院党组报告的批示是科学处代中央起草的，执笔人是龚育之，内容是处内多次研究的,经部领导讨论同意后上报中央。这个批示影响当然很大，是中共中央第一个专门针对科学和科学家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强调了科学工作的重要性，强调了要尊重科学家，不能伤害科学家的自尊心等等。文件也同意了科学院党组的各项关于科 学院建设的意见。
我们还帮助科学院起草院章，这涉及到究竟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科学院的大问题。我们同意按苏联体制建立四个学部，只是在是否要建立院士制度上顾虑较多。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对院士的要求高，我们初建，条件尚不成熟。还有一条是苏联科学院院长是院士选举产生的，我们是否也照搬?那样是否有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反复研究后还是认为用任命院长的办法较可靠。这样就决定了先成立学部，选聘学部委员，下一步再建立院士制。所以我们是打了折扣地学习苏联。其实不但院长不是选举产生，院章也不是经学部委员大会批准，而是经国务院批准后颁布的。
李：学部委员人选是否都经过中宣部?
于：学部委员的人选都经过我们。当然学部委员的标准主要是学术水平，但是政治条件也得考虑。再有就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加强党的力量，有少数几位多年从事科学组织工作同时也做过科学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恽子强、武衡等也都选为第一批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如何产生的问题，我们同科学院的领导也议论过多次。如果用选举的办法，谁来当选民?最后还是采用了民意测验推选、领导批准的办法。一般地说，科学院把名单送给我们看，我们不会过多干涉。
珊：我们的确看过学部委员的名单。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一般尊重科学院的意见，比如胡先的问题。按他的学术水平完全应该是学部委员，他的学术成就是国内外公认的，但是在政治上他同国民党的关系较多。
于：就在学部大会开会前不久，他还说政治不能干涉学术嘛!因此胡先就出了名。
珊：胡先的确敢说话，但是后来他也不说了。把他从学部委员名单上去掉，从当时我们的思想认识来说，不论是我们或是科学院的同志都是可能这样做的。
于：中宣部对选择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的事管得比较多，这涉及马列主义的指导问题，在具体人选上我们负有责任。当时有些具体的指导思想，如否认过去的社会学、政治学，所以学部委员就没有这方面的学者。当时对文学艺术研究工作者和作家的界限分不清，学部委员中有冯至、何其芳，却没有钱钟书。经济学家多一些，但像陈岱孙这样的老专家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