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萧军:从兵营中开始文学生涯

作者:张毓茂




  本世纪三十年代,东北沦陷,国难当头,不甘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救亡,抗日怒潮席卷全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北作家群”崛起于文坛。当时,一批关外青年作家,流亡到左翼文坛中心上海。他们的作品,揭露了日伪殖民统治的黑暗现实,对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对人民的抗争,热烈歌颂。那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浓郁的乡土色彩,振聋发聩的战斗呐喊,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东北作家群”成为抗日反帝文学的劲旅。而萧军,这位传奇性人物,就是“东北作家群”的杰出代表。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以来,萧军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虽然是那么异乎寻常的艰难曲折和充满坎坷,但他从不退缩,更无畏惧,以一种罕见的大勇者的精神,顽强地探索,积极地迈进。他,是文学征途上一个勇敢的跋涉者。
  
  苦闷中以诗酒为伴
  
  萧军没读几天书。小学还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他当过骑兵、宪兵、炮兵和下级军官。他的文学生涯是从兵营中开始的。1925年,萧军在吉林城的东北军阀队伍中当骑兵。他从小就受到家乡辽西悍民风的影响,习武练功、骑马打枪是他的喜好。他曾幻想像古代英雄剑客那样行侠仗义,以此来报国济民。他所在的骑兵营,坐落在吉林城南的松花江畔。每当夕阳落山,半天红霞,美景如画。兵士们常把马放开,任它们在草地上追逐奔跑,奋鬣嘶鸣,同时苍凉高亢的军号声悠悠扬扬,飘散在暮霭中,颇有点“平沙列万幕,马鸣风萧萧”的古战场情景……。萧军当兵之初,感到那样新奇、兴奋而又喜悦。然而,旧军队中的黑暗、丑恶的实际生活,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击碎了萧军幼稚糊涂的从军观念。他的美丽憧憬终于破灭了。
  于是,这个年轻的大兵苦闷起来,经常借酒浇愁……。恰巧在这时,他遇到一位会写旧诗的朋友。这个人是当时军内的一位文书上士,名叫罗炳然。罗是师范学生出身,家里又是“书香门第”,有着家传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的知识。他感到萧军颇有文学才赋,便主动提出要教萧军作诗。萧军虽然开始信心不大,架不住罗炳然的热情激励。萧军本来就是生性勇敢顽强,很有自信心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全神贯注,发狂般地学习。按照罗炳然的指教,很快弄明白了作旧体诗的一些基本知识。萧军的勤奋攻读,很快取得显著成绩。在立秋这一天,老师罗炳然要考一考他的学生了。他给萧出了诗题:“立秋有感”,限定用“十一尤”韵脚,作一首“七绝体”的诗。萧军非常激动,决心不辜负老师的一片苦心。略一沉吟,便挥笔写出这样一首七绝:
  
  刹那光阴又到秋,天光云影望中收;
  最能涤我胸襟处,痛饮“松江第一楼”。 写罢掷笔交卷,送给老师罗炳然审阅。罗炳然没有料到他的学生出手不凡,会有这样突出的成绩,真正喜出望外,大大鼓励了萧军一番。尽管这首诗不能说是了不起的杰作,但作为初学写诗的“处女作”,达到这样水平确属难能,开始显示出萧军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才华。当然也流露出鲁迅先生后来所批评的“名士气”的端倪。诗中所说的“松江第一楼”是松花江北岸一家酒馆。它半临江流,半靠陆地,可以瞰望全江上下的景色。萧军常常喜欢一个人到那里凭栏痛饮,尽醉方休。诗中所抒发的,就是当时的这种生活和情怀。在这首“处女作”之后,萧军又接二连三地写出《待渡》、《游龙潭山》、《过松花江》等不少诗篇:
  
     待  渡
  轻舟横小渡,波映晚霞红;
  树锁烟岚翠,秋风送短篷。
  
     游龙潭山
  叶落空山寂,人行鸟语微,
  一声长啸里,风送白云飞。
  
     过松花江
  斜风飞细雨,秋燕掠孤舟,
  不辨江山处,云烟逐水流。
  过了不久,萧军又把文学兴趣转向了新文学。一个偶然的机会,萧军结识了另一位文书上士方靖远。方也是辽宁人。父亲早亡,靠寡母把他抚养成人。原来在日本人办的一所农业专科学校读书,因为领导学潮,逼死了日本校长,惹了大祸,逃到吉林来当兵。在文学思想倾向上,方靖远比萧军先进得多。他对新文学造诣较深,为人也老成持重,对人生对社会不断探索,深入思考,不像萧军那样热情豪放而又狂妄易怒。尽管个性不同,但他们都勇于追求光明和正义,对黑暗现实不满,富于反抗的斗争精神,因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虽然各自历经说不尽的坎坷和艰险,却始终互相信赖,彼此支持,成为生死之交。方靖远至今健在。建国后曾是辽宁省本溪市的政协委员,现名方未艾,仍在笔耕不辍。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且说当时萧军在方靖远指引下,读起了“新”刊物“新”小说。萧军自己回忆说,他当时“像一条饥饿的蚕”似地拚命地啮食桑叶——书。在这个过程中,萧军发现了自己未来的伟大导师鲁迅先生。鲁迅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他。《野草》曾使他爱不释手,一读再读。尽管如此,萧军当时压根儿也没有想要以文学为职业。后来终于成为作家,是他始料所未及的。
  那么,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公开发表第一篇作品的吧。
  
  一颗人头的故事
  
  萧军在东北军的旧军行伍中混得厌倦了,同方靖远商量了一番,便于1928年冬天,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这所军校是清朝奉天将军赵尔巽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创办的。张作霖父子为首的奉系军阀统治东北后,更加惨淡经营。二十年里,培养出近万名初级军官,对东北军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可以想见,这所军校对于当时想要习武从戎、在军界一显身手的青年学子来说,是有强烈吸引力的。萧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考入讲武堂第九期炮兵科学习的。
  当然,骑兵也好,讲武堂也好,都不过是军阀的统治工具,都同样野蛮、黑暗、腐败。所以萧军入学不久,便对这里产生不满。尤其使萧军难以忍受的是那些管理学员的小头目们。他们大都是行伍出身的兵痞。对学员们很嫉妒,想方设法折磨学员。他们扬言:“老子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捞到半个鸟官。你们可好,从这儿一出去,大小也是个官了。现在在我手心里,你他妈是龙,也得给我盘着,是虎也先给我卧着!”所幸的是有好友方靖远相伴,朝夕相处,使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一点欢乐和慰藉。他们本来是以文会友,现实生活的丑恶,更加深了他们对文学的向往和追求。这时,他们对文学的爱好简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只要碰到一起,总是谈论文学方面的问题。诸如互相推荐新书,交谈读书心得,互看各自的日记,品评其中刻画人物、描写景色、抒发感情等写作方面的得失。有时争执得面红耳赤,有时又衷心地互相鼓励和赞赏。他们的文学视野也在迅速拓展,几乎遍读他们当时所能搜罗到的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他们开始朦胧地产生了从事文学事业的愿望。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使萧军灵魂震撼的事。于是,他尝试着运用文学武器,向封建军阀势力进击了!
  1929年初春的一天,晚饭后值星官领着萧军等学员到校门外的田野里练习喊“口令”。学员们大喊大叫一顿之后也都累了,值星官宣布解散。人们三三五五散步谈天。就在这时,忽然迎面拥来一群别队的学员。他们挤在一起,喊着,笑着,冲撞着,似乎追逐一件什么东西。萧军这时看到人群前面的泥地上滚动着一颗球形的圆东西。一个绰号叫“小白”的女人似的学员呐喊得最狂热:
  “踢呀!踢呀!都来踢人头球呀……”
  当那个球状的圆东西滚到萧军脚边时,萧军才发现,这哪里是什么球?原来是一颗泥血模糊短发蓬松的人头!顿时,萧军感到脊背发冷、毛骨悚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恶心。而那一些踢球者却从萧军身边笑闹着,拥挤着,跑向远处了。
  萧军在黄昏中茫然地徘徊着,终于走进一片小树林,想不到这里就是那颗人头尸体埋葬的地方。由于埋得潦草,土层被野狗扒开,尸体被撕扯得零碎不堪。但那死者散落四处的灰布片,显然是东北军的军服。萧军发现一块长条形的暗黄色臂章。借着落日的余晖萧军辨认出那上面的字迹,原来这个死者竟是东北军某营某连的一个“下士”……。萧军实在难以遏制内心的悲痛和愤怒。他仰望长空,发出一声撕肝裂胆的狂吼!人间何世,豺狼当道,天理安在,难道人们就这样世世代代任豺狼们宰割吗!为了发泄悲愤,为了抗争,萧军急匆匆奔回营房,在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眼前血腥的事实,声讨封建军阀的罪行。
  萧军把这篇文章题名为《懦……》,发表在沈阳一家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上。萧军用了一个日本式的署名“酡颜三郎”。实际上,这个名字也并非随意胡取的。“三郎”也者,是根据他在吉林时与好友方靖远等按年龄排行而来的。在萧军之前还有“大郎”、“二郎”。“酡颜”语出《楚辞·招魂》的“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句。萧军很爱饮酒,但每饮脸必涨红,为了给自己解嘲,故用“酡颜”以修饰“三郎”。这番意思当时只有萧军自己知道。 对外人来说,这个名字是迷惑敌人,以掩护自己。
  萧军在文章中发出呼喊:“……那些军阀们,利用你们的性命夺地盘、发财致富,他们买姨太太,吃喝玩乐,你们死了,却在这里被狗啃,脑袋被大家当球踢,你们就这样甘心,难道你们就这样怯懦么?”萧军的愤怒“呼喊”,首先在讲武堂学员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当文章传到营房时,群情大哗。那个叫“小白”的学员大骂起来:“这是哪个混蛋投的稿,这不是写我们那天踢的人头球的事吗?……”人们都凑过来,围着当天的《盛京时报》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议论一阵之后,人们渐渐地陷入沉思。有人困惑而又痛苦地说:“别骂了,我看这事值得寻思寻思。这个什么‘郎’说得也有点道理。他妈的,谁知道哪一天咱们的脑袋也让人当球踢呀!”于是,许多人发出低沉的叹息。萧军看到自己作品产生这样的效果,受到有力的鼓舞。接着又一连写出《鞭痕》、《端阳节》、《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文章。这些作品是萧军正式走上文坛之前的试笔之作,不免粗糙、幼稚,但真实、质朴、粗犷,确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说明萧军创作伊始,就走上了“五四”以来由鲁迅所开创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
  萧军,这个勇敢的文学探求者,在兵营中,随着那颗滚动着的血迹模糊的士兵的头颅,一块起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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