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含泪的郁金香
作者：李玉贞
我当时正为自己的一部学术著作《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定稿，苦于缺乏第一手档案，极其丰富的共产国际档案当时还在莫斯科普希金大街15号的铁门禁锢中。荷兰的这一套档案，对我来说真如久旱逢甘霖。
历史研究者对陈年旧事的见证和记录——档案，都情有独钟。就像考古学家发现了地下文物，先是惊喜，然后总要下一番“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工夫。我在“磨洗”的过程忽然产生了一个问题：马林有个亲生女儿，她在哪里?命运如何?
没过多久，这个疑团奇迹般、戏剧般地解开了。1988年安东尼·塞奇教授来中国访问，为我带来了一张《自由荷兰报》。一看上面的照片，就令我不胜惊喜。一幅是西玛·斯内夫利特和她的父亲马林1933年在监狱门口拍摄的，另外一幅是西玛和她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姐姐蓓蓓见面时照的。还有一封奇怪的信，上面只有一个莫斯科的地址，主人就是西玛·斯内夫利特。塞奇教授为我翻译了报上的内容，讲的是马林父女在离别54年后竟“相遇”了……
马林和他的女儿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先说马林，他是荷兰人，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幼年受到的社会歧视，激发了他寻求社会公平的强烈愿望，17岁他还没有成年就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后来到了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参加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1920年，他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殖民地积累的工作经验受到列宁的重视，会后便把他派遣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建党。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三次代表大会，并曾赴桂林访问孙中山，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做出了贡献。后来，他一直忠诚地追求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在人类面临灾难和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时候，他曾赴西班牙帮助那里的人民反抗法西斯，还和战友们组织了马列卢阵线，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42年4月3日死于纳粹的屠刀下。他是作为一个英雄死去的。在L·玛丽娅(L·Marie)和H·德文特尔(Hennie de Winter)女士的倡议下，他的战友会同难友的后代组织了一个非官方的“斯内夫利特纪念委员会”，每年11月都要派一些人到韦斯特菲尔德墓地种上郁金香，来年4月13日前后还会自发地组织一次扫墓。此时，上年种的郁金香便会捧出一个个“酒杯”，同来者一起祭奠亡灵。
再说他的女儿。1920年马林来中国后，由于他担负着多重使命，所以频繁地往返于中苏两国之间。在莫斯科，他住在共产国际的卢克斯大楼，就在这里结识了国际机关的工作人员西玛·扎尔科夫斯卡娅。1923年夏天，怀了身孕的她和马林一起到了中国。9月，荷兰和苏联革命者爱情的结晶小西玛降生在红色苏维埃大地。1924年三人先后回国。
马林是一个国际性人物，共产国际活动中的许多事件都有他的印记。他的政治生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浪而兴而衰。但是，他的女儿却一直不知道父亲的身份，母亲对此守口如瓶，直到1965年去世也没有向女儿说明情况(事实上她自己也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女儿体会到的，仅仅是母亲想“保护”她。但这是为什么，女儿不得而知。
这里有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从1923年起，俄共(布)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各国共产党也展开了同样性质的斗争。托洛茨基认为不能提倡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世界。这种速胜论的乌托邦情绪感染了许多急于改变受压迫者地位的革命者。生就一副热情性格的马林，在许多问题上同情托洛茨基的观点，因而客观上站到了反对斯大林的立场上。他有时还给斯大林写信，为在此问题上受迫害的人鸣不平，这就构成了他的“前科”。由于在国际共运中托洛茨基反对派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词，1937—1938年的苏联大清洗中，有“托派嫌疑”的人不言而喻是百分之百的“人民的敌人”。后来托洛茨基也遭到暗杀，托派面目就更加扑朔迷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特别是在苏联，普遍存在着“谈‘托’色变”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西玛的母亲一直回避跟女儿谈及自己的丈夫——一片舔犊之情：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孩子们可以免遭迫害，“不知者，不为过”嘛。
寻找父亲，邂逅亲人
西玛在她为我制作的录音带和文字材料中说，在她的印象里，托派“是革命的叛徒，有一付凶神恶煞的面孔，是永世当受诅咒的犹大。由于种种宣传，这个词使人不寒而栗。”她说她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所以也没有想过如何去看望。她说她在塔斯社工作多年，当时的苏联报刊上很少提到她父亲的名字。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一本别连斯基写的《印度尼西亚的觉醒》。从这本书的注释里，见到关于她父亲生平的极其简要的几行文字，才知道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可惜那时母亲也已辞世，这本书提供的线索便“死无对证”。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苏联的政治气氛宽松了，西玛才感到可以开始出国去寻找父亲的遗踪了。1988年4月初她和女儿来到荷兰，按照地址找到了父亲遗骨所在的韦斯特菲尔德陵园。但偌大一个陵园，怎么能找到父墓呢?母女两人查看着一个个墓碑上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也毫无所获。就在她们沿着大路朝陵园的出口走去时，突然，女儿娜塔莎喊道：“妈妈，在这儿!H.M.Sneevliet!”她们看到一个用石头和砖砌成的约二米高、二米五宽的拱形墓碑，安放在宽约五米的大理石底座上，碑上刻着几个人的名字。
“爸爸!”65岁的女儿哽咽着，女儿的女儿搀扶着母亲。在碑前，她们伫立良久，眼泪滴撒在手中那一大束盛开的鲜花上。那是1988年4月9日。从1934到1988，半个多世纪，都有人在这里为前辈献上带泪的郁金香。
母女俩决定再停留几天。因为离4月13日只有三天了，说不定这个日子会有什么人到这里来。她们这样迷茫地希冀。
4月13日，又是一个荷兰常见的阴雨天气，母女二人早早地到了墓地，用带来的工具清扫纪念碑周围。忽然眼前一亮，太阳出来了。她们惊奇地发现，不知是谁也不知什么时候种的郁金香，像是忽然从地里冒了出来，姹紫妍红的，洁白的、金黄的，还有名贵的“蒙娜丽莎”。西玛母女产生了无限希望。忽然，女儿听到了什么：“妈妈，你听，好像有人来了。”
她们向大路那边望去，一位老者被人搀扶着步履蹒跚地朝这个方向走来。后面还有不少人，越来越多，都停步于这同一个墓碑前。守在墓碑前这两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母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老者十分友好地同她们打招呼，西玛用流利的荷兰语回答了他的问题并自我介绍，说明来意。老人大呼：“我亲爱的，原来你还在!你怎么找到这里的?”这是马林最后一个女儿的丈夫萨尔·桑顿(Sal Santen)，旁边就是他的妻子，西玛的姐姐蓓蓓。她们没有血缘关系，蓓蓓是在马林呵护下生活了十几年。“西玛妹妹!”一声呼唤，姐妹二人大声抽泣起来。在场的一百多人无不为之动容。人间喜剧?人间悲剧?
按照纪念会的规矩，先是举行一个仪式，由纪念委员会主任读献词或朗诵诗。然后大家一起去附近咖啡馆自由交谈。第二天，《自由荷兰报》上出现了伊戈尔·科奈里森就此写的长篇报道和几幅照片。
过后，亲友们带领西玛母女去看了阿姆斯特丹一些以斯内夫利特名字命名的街区，还参观了马林晚年住过的地方。
过了一年，西玛同父亲的战友特奥结婚，并从莫斯科到荷兰定居。
1992年是马林等被难50周年，笔者恰好又到荷兰作学术访问，也应邀参加了一次这样的扫墓，并且在他的墓碑前放上一束火红的郁金香。那是他“收到”的第一束华夏儿女献上的花。人们频频地举起相机，把这个时刻载入永远。
会后按照惯例，大家到了咖啡馆。笔者做了简短的发言，介绍了中国对马林的研究状况。人们对我所说“马林建立了中荷人民交流的桥梁”这句话特别感兴趣。特别是当我说到1991我们纪念建党70周年时拍摄的电影《开天辟地》中有马林出现时，他们似乎表现出如释重负的感觉。对战友的尊崇之情可以想见。
给江泽民同志写信
就在这里，我还担任了一次有趣的“破译”工作。马林战友的儿子Dick de Winter先生把自己收藏的文物，满满地摆放了一个很长的案子，其中有马林讲话的录音带，稀有的照片和书刊。他还展示了一面红色锦旗，并告诉我它的故事。旗子是罗易珍藏的，后来把它交给了马林。在纳粹疯狂残杀犹太人的年代，马林把他对中国的友好记忆和这面珍贵的旗子一起悉心保留，使它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搜查。马林被难后，女婿收拾遗物时在一张桌子的底面发现了它。由于不懂中文，他长期不知道旗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只肯定这是一件宝贵的东西。1988年西玛“找”到父亲后，萨尔·桑顿把它交到她手中，也算是物归原主吧。
也就是说，直到1992年4月，谁也不知道旗子上面写的是什么。我把锦旗上绣的“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和“一九二七年国际工人代表团来粤纪念”翻译给他们听，并就代表团的使命等做了简要介绍。我还告诉他们，赠旗者是“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接受这个锦旗的当是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团的团长洛佐夫斯基。那个时期，罗易也受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来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1994年我在同样的纪念会上再见到这面旗子的时候，上面已经有荷兰文的说明，不过锦旗已经是仿制品了。
就是这面旗子，引出了另外一段故事。西玛向我表示，她愿意到中国看看父亲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见见父亲的战友，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最好的办法是给江泽民总书记写封信，说明愿意把这面旗子送到中国，并看一看父亲工作过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桂林等。她希望我也写一封信，说明旗子的价值。我答应了。地址怎么办?我说：“好办，就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天安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就这样，一封中文信和一封俄文信都寄到了。
后来，有关方面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全。西玛和特奥先生于1993年4月到了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黄馆长接受了这件珍贵文物。西玛一行会见了当时还在世的罗章龙老人和师哲老人。罗老回忆了与马林共事的岁月。桂林、广州、上海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西玛临走时对我说，“来中国前我专门到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斯内夫利特档案里看过有关中国的记述。这次访问中国后，我可以告慰我的父亲，他描写的那个20年代的旧中国消失了，他为之工作过、寄予希望的那个新中国，正在朝气蓬勃地迎接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