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任仲夷谈改革开放中的十种关系
作者：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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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广东改革开放艰难的开创时期，任仲夷和省委、省府的许多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披荆斩棘，“闯出一条新路”，取得了海内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因此，我请任仲夷同志谈谈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体会。
仲夷同志沉思了一会，颇有所感地说：前些日子，我也回顾了亲身经历的这一段历程，把零星纷繁的感受梳理了一下，想从中找出一点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来。我主要集中思考了如何处理好改革开放中的若干关系问题。毛主席在1956年有一篇《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论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当时经济、政治中的十种关系，对于当时和以后的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也来个“东施效颦”，把改革开放中的若干关系主要归纳为十种……
仲夷同志虽已是八十五岁的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锋甚健。从上午八点谈到十二点，谈话始终围绕“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的十种关系”这一主题。
我认为这次谈话颇为重要，相当精辟。回来后，参考了仲夷同志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有关讲话和文章，略加整理，公之于众，也许对今后改革开放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吧。
一副对联的启示
谈话是从一副对联开始的。
仲夷同志回忆说：我在来广东工作之前，于1980年10月31日到11月6日，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等的接见。他们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指示，对我寄予了重大期望，也给了我很多鼓励。他们的话，对我以后在广东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我还记得耀邦同志送给我的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耀邦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我把蜀字改为粤字，转赠给你。”
这是成都武侯祠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它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上联讲争取民心的重要，得民心者得天下，光靠武力征服是不行的，就像耀邦同志常讲的，要以“民心为上”；下联则讲要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实事求是地掌握好宽与严的尺度与分寸，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否则，该宽的时候不宽，当严的地方不严，都是错误的。耀邦同志把这副对联赠送给我，嘱咐我“治粤要深思”，对我启发很大。
仲夷同志继续说：这副对联，颇有哲理，揭示了正与反、宽与严、和与战、政治与军事、争取民心与武力镇压等矛盾的对立统一，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它强调掌握宽严要适度，这个“适度”，就是一种领导艺术。
《论语》上有一段记载孔子和他的学生端木赐(子贡)的对话：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逾与(欤)?”子曰：“过犹不及。”
师，是孔子的弟子颛孙师，字子张。商，是孔子的弟子卜商，字子夏。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和卜商，哪一个更好一些?孔子回答说，师做事往往过分了，商做事往往达不到要求。子贡又问，是不是师比商要好一些?孔子说，过分和不及是一样的，都不对。
孔子的弟子有若也说：“礼之用，和为贵。”我们现在讲“和为贵”，往往是讲和平、和好为可贵，是对它赋予了新的含义，而有若说的“和为贵”，是讲做事“恰到好处”为可贵，也是“过犹不及”的意思。
儒家思想有精华的部分，我们应该借鉴、继承、发扬；也有糟粕的部分，我们应该批判、抛弃、纠正。“过犹不及”，作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来说，我认为是值得借鉴的。
过去，我们曾提出过“矫枉必须过正”、“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等口号和观点，我认为都是不正确的。“矫枉必须过正”，作为某种特定的生活现象，是有一些道理的。例如将一根弯曲的竹竿扳直，往往要先朝相反的方向弯曲。这类现象就是这句成语的生活依据。但如把这一特定的生活现象当做普遍真理，把它用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去，则是错误的。“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也不是必然的规律，而是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方法造成的结果。正是由于“矫枉必须过正”的错误指导思想，用右甚至极右去反左，用左甚至极左去反右，“物极必反”，才会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适度”，做到“恰到好处”，就不会出现忽左忽右、时左时右的左右摇摆现象。
掌握“适度”，这是领导艺术的辩证法。我自己掌握得并不好。我在1984年整党的书面检查中，曾专门检讨了这方面的缺点。今天来谈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教训，起一点“前车之鉴”的作用。
要正确处理十种关系
我问：您将改革开放中应注意处理好的一些关系，主要归纳为十种，是怎样考虑的?
仲夷同志笑了笑说，其实改革开放中要注意处理好的关系很多，这十种也不一定是最主要的，不过是我个人感触比较多一些而已。所以，我不讲“十大关系”，只讲“十种关系”。于是，他一个个地谈了自己的见解。
一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关系。
任仲夷说：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核心都在一个“放”字。放，无论“开放”还是“解放”，都是要解除束缚，打破枷锁，冲破牢笼。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放，就是指导思想，就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核心。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和必然结果。改革开放成就的大小，与思想解放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实践证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领导者的思想越解放，那个地区、那个部门的改革开放就越搞得好，成绩就越大。
任仲夷同志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发表的文章《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中，用生动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这一客观规律。他说：
“从历史上看，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大的飞跃，都是以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为先导的。人们都很熟悉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时经过了中世纪漫长的黑暗年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确是历史的一次飞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而这次历史的飞跃，是由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为其鸣锣开道，为其作先导的。恩格斯称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文艺复兴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教会权威和各种封建愚昧，把人的思想从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为近代科学文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反对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文化、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提倡科学和民主，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面貌。”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人民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天安门事件。在这场可歌可泣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冲破‘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和法西斯恐怖，大胆地讲出了真理，高高地举起了反对‘四人帮’的战斗火炬，写下了不朽的历史篇章。从解放思想的意义上讲，天安门事件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以打破‘四人帮’精神枷锁为主要内容的伟大思想解放进程的发端。天安门事件发生半年之后，党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实现了中国历史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转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4年6月14日，任仲夷同志在题为《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更加开放》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思想解放必须先行。马克思在论述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时，有一句名言：‘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在破除阻碍改革和开放的旧观念、旧框框之前，开放和改革是很难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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