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也忆彭真和知识分子会议
作者：马句
1955年冬，随着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需要充分提高生产技术，更需要充分发展科学技术，因而愈来愈需要大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问题被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周恩来于1955年11月22日向毛泽东建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毛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11月23日开会决定，在1956年初专门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十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小组，周恩来任组长，彭真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筹开这个会议。十人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即11月24日，周恩来就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布置对知识分子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并在年底先分别召开某些地区、部门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便上下沟通，开好1956年初的全国会议。
会前的调查说明了问题的严重
11月25日，彭真立即召集中共北京市委刘仁、郑天翔、蒋南翔、杨述、宋硕等开会，传达了中央的部署，责成市委高校党委负责进行调查研究，以保证年底开好这次会议。彭真吩咐他们把调查情况分批整理，有一批报一批，以便及时研究。
这次会议后，市高校党委即全力贯彻，在高校、科研、卫生等部门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彭真办公室的项淳一和我负责同他们联系，把调查情况随时整理出来向彭真汇报；重要的情况还责成我们送给十人小组办公室和周扬、于光远同志，以便他们及时掌握。
从北京的调查情况看,过去对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已经发生了的根本变化估计不足。原先给知识分子排队，进步的占15—20％，落后的占20％。这次调查，从六个高校看，进步的占40％以上，落后的只占百分之十几。但许多单位对高级知识分子仍是看缺点、毛病多，看变化、进步少，认为他们历史复杂、思想落后，不愿意把他们看成一家人，甚至以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们。北京市第9医院为调查丢失50元的“盗窃案”，党支部书记竟让党外副院长、科主任、主治医生按手印、留指纹，影响很坏。由于估计、信任不够，普遍存在安排、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等问题，没有充分发挥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有的著名高级知识分子行政事务繁重，不能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如儿科专家诸福棠，1951年至1954年整天忙于院长行政工作，该院大夫向他请教疑难病例都找不到机会。协和医院妇科专家林巧稚，院内外身兼十三职，经常忙于开会，没有多少时间搞专业。仅北大、人大、师大三校，就有十九位学有专长的教授没开课，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和资料也无人问津。有不少思想进步，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要求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没有人同他们接触、谈话，有的再三申请也不被接受。从1949年到1955年，六年中北京26所高等院校的教授、副教
授只有19人被吸收入党。在全市的一级工程师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高级医务人员中一个也没有发展。清华大学副校长、机械专家刘仙洲被批准入党，曾引起很大反响，不少教授奔走相告，感到党开始对知识分子信任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关门主义倾向是多么严重，高级知识分子要求进步是多么迫切。当时，不仅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而且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的培养提高也大多未提上议事日程。
北京市委在彭真领导下起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1955年12月30日至1956年1月6日召开了会议。会上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讨论了蒋南翔代表市委作的报告。经过学习和讨论，把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统一到了中央指示上来。会上从政治、工作、生活等方面，研究部署了如何更充分发挥现有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如何有效地在青年中培养、提拔新的专家，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等。会议开得很成功，沟通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提出了很多的具体建议，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会议作了准备。
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1956年1月14日开幕，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1279人出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副书记，中央宣传部、统战部，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军事机关的负责人，规模宏大。刘少奇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1月21日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目的后胜利闭幕。毛泽东称赞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党外人士反映说，通过这次会议，知识分子提出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决，党对这方面的工作做了检查和批评，大家不能不为中共这样重视和深切关怀知识分子而深受感动。
彭真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彭真同志于1月20日在会议上作了发言。正如于光远回忆的，由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有很深的了解，对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某些不正确倾向讲得很鲜明，很中肯。彭真当时是这样讲的：
今天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最主要障碍，是我们一部分同志对于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居功自傲，轻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看不见他们的巨大进步和变化，不承认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少同志看不惯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看着他们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不仅不把他们当作自家人、自己的干部看待，并且不愿意同他们接近来往，甚至连公园散步、参加晚会，党员都不大爱同党外知识分子在一起，相互的关系往往是敷衍客气，貌合神离。有很多知识分子觉得党很好，但又觉得我们有些干部很不容易接近。有些高级知识分子早已具备了入党条件，并且随着别的申请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听了好几期党课，但是要求入党总是入不了。有人说：“我们同党的关系有点像地球同太阳的关系一样，终日围着转，总是挨不上。”对于干部中这种宗派主义的危害性，必须作充分的估计，加以切实克服。
针对高级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文化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怀疑，彭真在发言中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文化和高级知识分子呢?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的知识分子，认为党是“外行”，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不能领导他们的工作，要求分疆而治，党领导政治，他们领导业务，要求党对科学技术不要干涉，实际上是要求放弃党的领导。这是不正确的。
他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该分作两方面来说。从提出和坚持思想、政治的原则来说，从统筹全局，及时地提出方针任务，并且调集力量、调整关系以实现任务来讲，党是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文化的。事实上，我们的党已经领导国家和人民的一切力量，包括文化科学力量在内，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如果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如果说不会开刀动手术，就不能领导医生医疗工作，不曾亲自拿过试管或者操纵过实验仪器，就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下去，一个现代的综合性的医院将永远找不到一个院长，因为谁也不能把医院中所有内外各种的业务完全精通；一个大学将永远找不到一个校长，因为谁也不能精通大学中所有各种专业的课程；甚至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很难找到一个完全称职的系主任。认为党是“外行”，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观点，实质上是反对党的领导，这是错误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从各种科学、文化的专门业务的具体指导、检查和帮助来说，那就应该承认，我们的领导能力，确实还是十分薄弱的，确实还是很不行的，是称不起什么英雄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使我们对于经济和文化的领导深入、具体，我们虽然不可能样样精通，但是按照分工，越接近某一项具体工作的领导者，就越需要对这一项具体工作有必要的知识，否则，我们的领导就限于一般化的水平，就难免常常发生下错了决心或者贻误了时机的情形。我们应该努力改变目前领导落后于客观形势的情况，调集足够数量的干部下苦功夫学习，使他们成为不同部门的专家和内行。我们应该把“不学无术”、“不懂科学”、“文化很低”、“外行”、“落后”等等的批评，当作是一种督促我们进步的鞭策，鞭策我们刻苦地学习，争取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使我们有足够数量的党员迎头赶上去，能够胜任愉快地全面地把科学技术工作领导起来。
彭真的发言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反映他的讲话精辟、有力，击中要害，既有分量，又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听了发言后，党内同志纷纷检查了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倾向，检查了自己对业务不钻研，限于一般化领导的缺点。不少党外知识分子也主动检查了过去存在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对党的领导不服气的错误，并且表示今后要主动帮助党员干部钻研业务，改善领导。
《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草案，是在彭真主持下，由胡乔木、周扬、于光远等起草的，经周恩来修改后，在1955年12月发到各省市党委征求意见。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又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补充、修改。会后又做了认真修改，并根据周恩来指示，把会上报告的主要内容写进去，作为中共中央的决议，以加强报告的力量。这个指示在1956年2月24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指示强调：“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要求“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指示发出后，国务院、各省市都很重视，大力贯彻，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了明显变化，科学技术发展顺利。不幸的是，毛泽东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后不久，在1957年就出现了反复，把广大知识分子又推向了对立面，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