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袁水拍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

作者：荣天

　　当我翻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诗词集》的时候，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附录里增加了其他版本没有的《对毛泽东诗词中若干诗句的解释》一文。书中注释说，1963年《毛泽东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32条词句作了口头解释。本文是根据当时所作记录的要点整理的。

　　读到这里，我立即想起袁水拍。这个以马凡陀体新诗闻名于世的诗人，就是这位和毛泽东谈话的英译者。水拍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处长，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组长。他从六十年代起，就和钱钟书、乔冠华、叶君健、赵朴初这些学贯中西的名家、大家一起，竭尽心智，力求信、达、雅地将毛主席这些写于革命斗争年代，气势磅礴、思想博大、词藻精美的古典格律诗词译成英语，希望出版一种我国自己翻译的外语权威定本。
　　
　　一篇文章使袁水拍成了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组长
　　
　　说起建立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还得由水拍在1960年底用“酒泉”的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谈起。他这篇题为《在河北厅里》的文艺笔谈，发表在当年22期《文艺报》上，内容是评价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由Andrew Boyd等译的《毛主席诗词》英译本。水拍那时刚由人民日报文艺部调到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不久，他平常不大用笔名著文，也许如他在这篇文章结尾处说的那样，他只是希望译文尽善尽美，成为我国自己出版的译文定本，供其他各国作为根据，以译成英语以外的其他文字，才把一些很不全面、很不成熟、可能有错误的意见，以及疑问提出来，以求和译者与读者探讨。文非定论，一篇争鸣文章而已，所以他署了一个不大常用的“酒泉”的笔名。对英译本中“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处的译文，水拍都从诗的韵味，诗人的胸怀，甚至标点符号的用法，提出自己独到新颖的见解。《沧浪诗话》说过这样的话：“诗者，吟咏情性也”，“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可见，解诗已难，译诗更是难事。要用英语这种西方语文来译述集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毛主席诗词，虽非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但要达到信达雅的境界，毕竟不是易事。1964年1月，水拍去见毛主席时，除了把定稿小组提出的一些问题，问毛主席外，也把自己这篇文中对这几句诗的体会，提了出来，请诗人自己来解释。从毛主席这次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水拍在有的地方的理解，触摸到诗人兴会之处，但有的地方也误解了诗人言外的寄托。
　　自从袁水拍那篇“文艺笔谈”发表后，引起了翻译界极大的关注。当时英文版《中国文学》的负责人叶君健看后并了解到作者酒泉就是中宣部文艺处长袁水拍，感到找到了解决翻译毛诗中问题的契机。叶是《毛主席诗词》英译本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正愁毛主席诗词的译文没有一个商讨和定稿拍板之处。叶君健于是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成立一个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袁水拍担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作为成员参加。钱钟书与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袁水拍与乔冠华主要负责对原作的解释和对译文的斟酌。袁作为组长自然对原作的解释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但水拍是一个细心而谨慎的人，他不会自以为是地作出解释的定论。所以在1964年，把大家在翻译中有疑义之处，都去请示毛主席。从此以后，这四位学贯中西的大家、名家时不时聚集在沙滩中宣部三楼会议室，探讨他们几乎旬月踟蹰推敲的毛诗诗句译文。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新发表的，后来小组又增加了诗、词、曲名家赵朴初作为成员。我们文艺处的一些同志还私下议论，好像这不是部里交代给文艺处的任务，而是水拍自己揽下来的工作。只是到了1965年的夏天，他才叫我们给几个省市的宣传部发个通知并转有关的大学，征求一些教英语的教授对他们翻译初稿的意见。我记得，不久，我就看到上海一位大学教授寄来厚厚一叠稿纸，不仅是对初稿的意见，而且还有他自己关于毛诗的译文。听说，在此之前，定稿小组还曾去函征求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对初译稿的意见。她很快复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斯特朗认为，译文要成为地道的英语，要让人们读得懂，无论是诗的韵律、想象力，还是诗的语言和思想，都要表达出作者要抒发的感情。水拍记笔记是很详尽的，1964年1月27日，他从毛主席处谈话回来，也向文艺处的同志作过一些传达。有的地方还加了一点他自己的理解，如说“仍从容”指飞渡的乱云，不要误为指劲松等等。当时我们听到的传达没有现在注释得这么详尽，《毛泽东诗词集》的32条注释，是他在1975年2月23日重新整理的详细记录。
　　
　　他深厚的中英文功底是刻苦自学得来的
　　
　　袁水拍本身是诗人，当时还是《诗刊》杂志的编委，毛主席找他去谈诗论诗，当然不止1964年1月这一次。1957年1月14日，在《诗刊》创刊之际，毛主席就请他和臧克家同志一道到中南海去畅谈过两个多小时。二人都是写新诗的，毛主席就和他们谈到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毛主席与他们话别时，还叮嘱他们寄送自己的诗集。就在此次谈话过后，4月20日，毛主席给水拍写了一封信，称赞他写的一首讽刺诗：“《摇头》写得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毛主席很少夸奖新诗的，在1月那次和他们二人的谈话中，就说到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水拍写的这首马凡陀体式的诗《摇头》，这样唱道：“摇，摇，摇，我们这位同志，老爱把头摇。这个，我看不好。那个，我看也不妙。”“满台家务事，满纸儿女情，不行，不行!还有什么杂文，杂感，杂种，讽刺，诽谤和小品文……。”“不过，亲爱的同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大概你也学习过，这是我们党的方针。”“方针么，方针是好，好，好，好!一百个好，好得不得了。可真也有点……不得了!说着又把头摇。”水拍以一首新诗得到毛主席难得的青睐和欣赏，我想，也许是运用民歌体来写的，也许是写得恰逢其时，《人民日报》在这之前不久发表了几位作者联名怀疑“双百”方针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而《摇头》有感而发，提倡了“双百”方针，讽喻了教条主义，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
　　水拍能担任毛诗英译定稿小组负责人的重任，有人可能认为是占了当时职务之便，身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可为毛诗的英译定稿起到上下交流的作用。我以为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重要的还是他出众的中英文才华和对完整、准确译述毛主席诗词的刻苦钻研精神。的确，仅以他的学历来说，与定稿小组几位成员，差得远矣。他们都是在国外留学的著名学者：钱钟书是当代学贯中西、精通诗文的大家；乔冠华曾留学日本、德国，是外交界有名的才子；叶君健是以马耳笔名在国外用英文写作的一位中国作家。而水拍既未留过学，也非大学文学院本科毕业。他能与几位大家一起评头论足地议论英译文的是非与优劣，他有这样的中英文水平，全靠勤奋自修而来。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位自学成材的诗人和翻译家。水拍的中英文知识，全是他在苏州中学读高中时打下的基础。当时他的语文老师，就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水拍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地感谢吕先生对他中英文诗文的启蒙和教导。他曾经和他的大儿子袁怀雨谈过自己的学习历程，说他并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毋宁说有时还有点反应迟缓。他靠的是笨鸟先飞的办法。为了掌握英语语文的规律，在中学的一个暑期，他死死朗读和背诵课文，比别的学生多下了一倍到几倍的功夫。高中毕业了，他本想进苏州美专学美术，但他的父亲要他找个铁饭碗的职业，去考中国银行的练习生。熟练的英文知识，起了作用，一考中的。在银行工作时，他曾到沪江大学夜校读过短短一段时间的书，那不过是混点学历。真正的学习，是在银行一天拨过算盘、计过账之余，晚上去看英美原版的文艺片，星期天和假日到书店去翻阅书籍和杂志。水拍去得最多的是上海南京路上一家叫别发洋行的老牌西书店。有一天，他从店中淘出一本现代丛书版的《金库诗钞》，欣喜若狂地买回来，手不释卷地读下去，琢磨英诗每一首每一行的含义与韵律。他翻译东西，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把《读者文摘》中的补白，译成短文，向姚苏凤编的《辛报》投稿。四十年代，银行把他调到香港工作，结识了乔冠华、徐迟、冯亦代这些友人。除了写诗、写散文以外，也和他们一起翻译起大部头书来。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就是他和徐迟两人合译的。为了赶着出版，将一本书撕成两半，一人一半。徐迟说，真巧，译好后，两半部连接的两句话，完全吻合，天衣无缝。水拍就是靠自己这样的刻苦努力，磨炼出深厚的中英文功底的。以后成了既是讽刺诗人马凡陀，又是翻译过聂鲁达、彭斯的诗文的名家。
　　
　　毛诗英译划上了句号，他却给自己留下了遗憾
　　
　　水拍对毛主席著作的英译工作，几乎和他对评弹的爱好一样，到了痴迷的程度。在“文革”浩劫时期中，他被赶到宁夏贺兰山下的中宣部“五七干校”，勒令他在荒漠的原野上赶驴、放鸭。知识分子出身的他，干这样的活，当然不是他的内行，受尽人们的白眼与嘲讽，他却全然不顾。劳动之余，拍拍身上的尘土，爬到破旧的炕上(那时已经找不到毛诗英译本的材料了)，摊开中英文的毛泽东选集对照起来专心致志地阅读，有时还埋头伏在土坯垒的小桌上，用红横格写检查交代材料的纸，在那里抄抄写写。人们都带着不解的眼光望着他的这种行为。因为在干校，“臭老九”是最无用的，谁还有心思做学问，读英文呢!到了1972年，他因病要回京来治疗，才破译了他这谜样的举止。水拍向当时的军管组呈上厚厚一叠稿纸，写的是有关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修改意见，看到他这份稿件的同志，都甚为惊讶与感叹。说他在宁夏那样荒凉孤寂的环境中，以中宣部“阎王殿”“判官”的带罪之身，一天写不完的检查与交代，还心犹未死，始终忘不了他曾经做过毛主席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自行扩大范围到校订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上来了。前不久，我向袁怀雨问起此事，果然从水拍的遗物中，清点出三大本用圆珠笔工整地抄写的复写件，我阅读了一遍，看到水拍对毛选英译本的41处译文作了校正并论述了他的理解与看法，有的文章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他反复地在几个地方作了译文的校正；又如《矛盾论》有句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话，他还参照德文本，对英译的引文提出了修改的意见。面对这三本用旧杂志做封面装订起来的抄写稿，使我敬服，使我惊叹，使我沉思，并把我引回到宁夏贺兰山下“五七干校”那些日子。仿佛看到水拍埋头在土坯搭起来的破桌上匆匆抄写，忘了“文革”给他带来的折磨与苦难，用写《在河北厅里》的文艺笔谈一样的热情，在那里一条、一条地钻研。所不同的是当年洋洋洒洒地为文，而今是偷偷摸摸地写心得，还不知谁是此文的读者。
　　水拍从干校回京以后，在家等着给他做审查结论，却不甘心无事可做，自己一个人就着手把毛诗英译的事捡起来。他的老友范用曾在一文中说，那时，袁水拍还靠边站，没有事干，一个人在家里推敲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文。叶君健在一篇回忆文中，也详尽地谈起他们恢复毛诗英译定稿工作的经过。叶说：“1974年秋天，袁水拍和我都可以开始自由行动。我们见了面，所谈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最后完成毛诗全部译文的定稿工作。”由于水拍的建议，他们二人还马不停蹄地一起去上海、南京、长沙、广州等地，向那里一些大学外语系的师生及有关人士，如毛主席的老友周世钊先生征求意见。回来以后，定稿小组的同志又汇集在一起研究修改，并请外国专家艾德勒一道对译文作了最后的润色，终于在1976年的“五一”节，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
　　1976年春，我曾经到弓弦胡同水拍的住处去看他。水拍不无高兴地对我说：毛主席诗词的英译，总算可以划个句号了。想不到水拍虽然是个做学问很勤奋，可以锲而不舍地力求将毛泽东诗词英译做到尽善尽美的人，在政治上却不是一个坚强得能开顶风船的人，到了这年的夏天，“四人帮” 掀起最后的恶浪漩涡时，他被卷走了。接着他被解职赋闲，再也没有工作了，只能在家研究一点古典诗词，写些评价李清照诗词的小文章。当然，他最不能忘怀的是他那马凡陀式的山歌，就在他生病期间，仍用当年犀利辛辣的笔调，写了五首讽刺诗，痛斥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意图抹去南京大屠杀等侵华罪行的丑恶行为。这五首诗发表在1982年的香港《大公报》上，成了马凡陀最后的遗笔。八十年代初，胡乔木和周扬都曾传话给水拍，说他可以再做一点翻译作品的事情。可惜，那时他已重病缠身，1982年10月就逝世了。他再也看不到毛泽东诗词的新版本了，再也不能和几位大家一起，为新版本增加的诗词英译字斟句酌地反复吟咏推敲了。
　　如今，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乔冠华、叶君健、钱钟书几位大家、名家，也都先后相继仙逝离开人间，但他们一起奋力追求毛诗英译达到最佳境界的情景，却留下了令人永难忘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