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公教人员致富之道

作者:奎松




  每年到北京来的旅游团多得不可胜数。记得文革结束后最先看到的旅游团,多是高鼻子凹眼睛的“洋鬼子”,然后多是小个子的日本人,以后是香港人、韩国人、台湾人……。比较这些旅游者很有意思。那时来北京的旅游团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老年人居多。对老“洋鬼子”,只要一看他们的装束和皮肤,就知道他们的生活大都比较悠闲,懂得保养。日本人也差不多,通常一个个皮肤白里透红,充满光泽,旅游包也透着“高档”。再看那些韩国人和台湾人就差些了。同样是老年人,一脸的“车道沟”不说,还饱和着烈日热汗蒸烤后的沉积色,再加上簇新的旅行包和自顾自的大嗓门,一看就知道他们多是些“苦出身”。记得一次外出坐软卧包厢,遇见一位返乡归来的台湾游客,领带歪在一旁,眉飞色舞地大侃他如何向乡里的远近亲戚派送红包,中间突然打住,咳嗽两声,脖子一伸,“啪”的一口痰吐在门口的地毯上。那感觉,仿佛正坐在他家的炕头上。
  亚洲经济的腾飞发生在最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除了日本是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外,“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都是七十年代中期崛起的,它们中间差了十几年的时间。正是这十几年的差距,就有了我们十年前经常能够看到的情况:来中国大陆旅游的老人中,韩国和台湾的劳动者居多,他们还不大会保养、享受,并且许多人至今还在辛勤劳作。这种印象在台北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因为我发现,不少台北学者和年轻的博士、硕士,都是“红五类”出身,他们的父辈虽然有些已是腰缠万贯,却至今也不会养尊处优,依旧过着典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
  说如今不少年岁大的台湾人腰缠万贯,大概并不过分。在台湾,“荣民”死后被发现藏有数百万新台币的新闻早已不新,甚至有报载,某些窃贼专以老年孤身的“荣民”为对象。在政大时,曾与单身宿舍的数位老人吃饭聊天,得知他们目前的月收入不过四五万,但每年都要外出旅游,跑大陆已是家常便饭,去过十几个国家的人不在少数。因为他们吃住在学校提供的单身宿舍,平时花不了多少钱,一年下来几十万,真的积蓄个十年八年下来,有个上百万元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些靠政府津贴过日子的公教人员尚且如此,一些土生土长有房有地的本地人,往往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受益更大。
  几百万新台币是个什么概念?新台币和人民币的比值1998年上半年以前是31,亚洲金融风波开始后台湾自己主动贬值,现在大约是41。也就是说,月收入4万元左右新台币,相当于月收入人民币将近1万元。而4万元,在台湾实在是很普通的收入。
  台湾科研、教学人员的收入是以级职为标准,外加工龄津贴等,同时每年根据各人工资增3%左右。一般人不大容易弄清楚其中的具体情况,但简单说来,以中研院为例,最低一级是研究助理,月薪约为2万元;往上是助理研究员,月薪约5万元;再往上是协助研究员,月薪约为7万元;然后是副研究员和研究员,月薪都在8万元上下,相差不多。干到五六十岁,连工资带工龄津贴等加起来,最多可以拿到十一二万元。如果兼任行政职务,一般每月还可以另外拿到一两万或者更多。高校教师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
  政府公职人员的收入情况相对复杂一些。台湾现在实行文官制度,公务人员通常有三种考量标准,即官等、职等和职务三部分。官等由低到高分为委任官、荐任官、简任官、特任官四等;职等从委任官至简任官都算在内,最低一等,最高十四等。最低为书记官,属委任官,内分三四五各职等;然后是科员,又分五六七各职等,升至六职等即为荐任官;往上是专员,又分七八九各职等,科长一般为荐任官最高一等,即九职等;再往上就是简任官了,通常是主任、处长、局长之类的了。而这些主任、处长、局长之类就属于职务了。在“国史馆”、党史会这样的单位,除科、处、局长这些职务外,依照传统,还有助修、协修、纂修的职称设置,大约分别相当于高校的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助修通常为七职等,协修从八职等到十一职等不一,纂修最高也不过十一二职等。计算工资,是以职等高低为标准。在各职等中,一二职等的工资,月收入应该不超过两万元。三四职等大约有3万元左右,五六职等即科员一级可到5万元左右。到九职等,即科长和协修一级,月薪可达7万元左右。再往上处长、纂修一级,应在9万元上下。到十三、四职等的局长一级,每月拿上个10万以上不成问题,而除了工资外,凡担任职务者还按职务高低有相应的职务津贴。
  台湾的公务人员要经过政府统一考试,通不过统考者,即使你是博士,也只能做雇员,而雇员的工资相对就低多了,并且很难改变,干上十几年仍是两三万元的并不少见。由普通雇员最低工资一两万元这个数字,不难看出台湾日常生活费用的状况。台北的物价算是比较高的,但吃饭在台北花钱不算多,尤其是对于那些不住在市中心的人来说。中式自助餐在学校附近一个人一顿四五十个台币可以吃得不错,城里要七八十元。西式快餐如麦当劳之类的贵些,通常一餐不低于百元,折成人民币,比起北京来也差不多。吃一顿上好的牛排,不在市中心,几百元就可以,比北京还便宜。一般说来,在台北,如果有房子住,每个月收入一两万元,一个人维持生活大致是可以的。
  公教人员的工资收入不算高,但还有一些福利方面的待遇可以享受。已知的有专门为公教人员提供的低息贷款,如头期购买房屋、汽车之类,贷款利息只有3.5%,远低于一般贷款9%-14%的利息。同时,公教人员还可以享受公共保健待遇,俗称“公保”,看病住院基本上不花钱。当然,整个社会也已实行了全民健康保健制度,每人每月交三四百元,看病时只要交50-100元挂号费,其他则不再收费,住院也只收取7%的费用,只是用药不像公保,限制多些。
  我问过几位开始进入中年的朋友的月开销,情况大致相同。即一个人一个月的花销,房屋贷款四五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养一辆汽车一万元,水、电、煤气各种费用及生活费几千元,不算其他消费,平均要两万元左右。当然,这是属于要还房屋或汽车贷款的。有了房子的,一个人平均每月开销一万多是正常的。一个三口之家,节省的月平均开销可以不超过4万元。也就是说,月收入最低的雇员,一万多台币一个月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成为公职人员者,收入超过2万元,日常生活应当没有问题了。对于那些工龄在十年以上,月收入已达到四五万元的多数工薪阶层来说,两个人月收入近十万,就可以过得不错了。不仅可以贷款买房子买车,拼上几年工夫还掉大部分贷款后,每月还可以存上个几万元,十年下来有个上百万元,应该不成问题。
  这也就难怪,1995年大陆打飞弹威吓“台独”,闹得岛内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能花数百万新台币移民加拿大、新西兰等。原来以为这些移民者都是台湾的富裕阶层,到台北后才了解,其中有不少还是公薪阶层的家庭。中研院、“国史馆”这样的清水衙门,都有把家人移民到国外去的,现在每年利用休假来回跑,开销不小,但也还支付得起。同样的情况,台湾公职人员的家庭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的也不少。记得1992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问过亚洲中心主任范力沛教授,为什么他们中心的中国留学生中几乎没有大陆来的留学生,他当时就告诉我说,这主要是因为钱的问题,学校需要台湾人的钱,台湾来的学生几乎都是自费来读学位的。
  说中研院、“国史馆”这样的机关是清水衙门,只是说它们中的研究及编纂人员几乎没有以权谋私的可能,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像大陆的公职人员那样取得某些“灰色收入”,比如赚取稿费之类。与欧美、日本不同,台湾还是有少数学术性刊物是有稿费可拿的。可是,由于他们的收入较好,很少有人对稿费收入感兴趣,他们多半宁愿找那些没有稿费,而学术地位较高的刊物或出版单位发表自己的成果。这和大陆目前多数编、研、教人员的心理有较大的差别。
  当然,台湾人的收入其实是很不平均的。用有些朋友的话,可以说是贫富悬殊得厉害。尤其是这几年,房价狂飚,公教人员,特别是那些近十年才工作,要买房子,又没有父母帮助的公教人员,生活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有一对年轻夫妇,月收入10万,刚积蓄到100万,就咬牙买了一处三室两厅的公寓,加上装修,总共借了800余万公教贷款和银行贷款,现在每月要还六七万元,就这样也要还上个一二十年,生活自然相当紧张。这还是咬咬牙买得起的。在台北,有一周的时间去阳明山的党史会看档案,我每天坐他们的公车从山上下来,都能看见一片日占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平房,大概因为那里人口的密度太高,各家乱搭乱盖,十分拥挤,很像北京如今那些挤得不能再挤的大杂院。相信住在那里的人,都是买不起房子的。据说,在台北至今还有数千人月收入不足万元。特别是1998年经济不景气,失业人数大增,情况更糟,连市府招收清洁工都有近百人报名。相反,在台湾,有些职业收入之高,令人瞠目。流行歌手、银行业主不用说了。一位私人医生月收入即可达到七八十万元,几乎十倍于教授的收入。即使是在台北公立医院里的医生,每月收入二三十万元也是常事。
  普通的公教人员怎样才能致“富”?政大的蒋永敬教授曾经向我“传授”过一个经验,说是要乘经济起飞之际买房子。他的观点是,有钱与其存起来,不如置成房产。以他为例,60年代他贷款30多万新台币买了一处几十坪(一坪约合3.3平方米)的房子,十年后以100多万卖掉换成一处面积更大些的房子,再十年后又卖掉换成一处100多坪的新的二层小楼,价值已增至七八百万新台币。也就是说,他如今价值七八百万的房产,等于只花了当年的30多万。这的确是台湾人的一种经验之谈。因为仅从80年代末到现在,台北的房价就涨了七八倍之多,有不少台湾人甚至利用地价飞涨的机会成了暴发户。
  当然,工薪族要靠此发财是很难的。毕竟,即使有点钱把房子买下来,自己住,也富不起来。关于致“富”之道,我在台北唯一“学”到的一着,就是办“互助会”,据说是稳赚不赔的。
  在台北,不少公教单位里都有公职人员自发组织的“互助会”。与大陆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这种会并没有哪一级部门或组织来领导,而是有人缺钱用了,比如要买房子需要一大笔头期款,或买了房子想早还贷款,而向银行借款利息高,又要抵押不动产,于是他就自己起一个会,告诉同事们自愿参加。多数同事都愿意帮忙,也有赚头。这就是所谓的“互助会”。
  一般情况下,起一个2万元的会,有30个人参加,会期即为30个月。第一个月每人交2万元总共60万元,即归会头(指起会者)所有。从第二个月开始,其他29人竞标,以决定谁得这个月的60万元,每月如此。因为台湾买房买车的人多,所以竞标的人总是有的。底标一般不低于1800元。最高者如果出2000元得到第二个月的60万,第三个月以后他每月就要交2.2万元,2000元实际就是利息,28个月下来等于要交5.6万元。银行借款利息年10%上下,如此筹60万显然比向银行借款划算。如用来还贷款,一次付掉60万,等于少付掉30个月的利息总额15万左右,也划算。即使拿去整存,以现行6.5%的利率来计算,30个月可得利9.75万,减去5.6万,也稳赚4万多。对于那些不想用钱,只想存钱的人来说,假定第十个月不再有人需要用钱,剩下20个人就要抽签决定谁得当月的60万。抽到越晚,得利润越多,因为他付利息的月份少。即使抽到第十个月的60万者也还是划算的。因为他连同前面8个竞标人的利息的平均利润,他将得到60.43万,以定期方式存入银行20个月,20个月后得利为6.53万元,再加上他还可以得到后面19个月(最后与会者不出利息)其他与会者每月2000元利息的平均利润1.3万元,扣去他20个月要付的4万元利息,也还是比每月将2万元按零存整取方式(利率5%)存入银行30个月得利3.9万元要多1.4万元。
  在台湾,不少单位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会。一个人同时参加两三个会,用在这个会“标”来的钱养其他的会,成倍地赚取利润的人也不少。民间这种会似乎更普遍,只是多数并非为了互助,而纯粹是为了赚钱,底标能够定到五六千元之高。报载,民间的会时有发生起会者居心不良,卷款而逃,使入会者损失数十万、数百万的。据说农历年底这种情况更多。因此,一般公教人员在单位组织这样的会相对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