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8期


风雨难摧“中国心”

作者:●武际良




  毛泽东说:马海德是完全是中国人。
  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容易啊!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年9月2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1933年毕业于瑞士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同年,远涉重洋到中国行医,考察东方热带病。他结识了宋庆龄女士,在她影响下,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国革命,并开始帮助中共地下工作者进行革命斗争。1936年,由宋庆龄介绍,他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秘密访问了陕北苏区。通过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交谈,同红军指战员广乏接触,马海德认识到,尽管当时红军经过长征刚到陕北不久,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封锁,处于极其艰苦困难的境地,但“红军决不会孤立,他们的事业是全世界人民的事业,要和他们战斗在一起”。马海德毅然留下来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2月,到延安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马海德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199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在给他的奖状上写着:“无私无畏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马海德是当之无愧的。
  
  满足而快活的岁月
  
  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马海德深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任。他曾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医生和中央外事组顾问,对陕北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向国际友人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主张,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马海德以听诊器和手术刀为武器,救死扶伤。在极其困难的医疗条件下,为挽救垂危的病人,需要输血,他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鲜血;遇到被毒蛇咬伤的人,他用嘴一口一口地从伤口中吸吮出毒液;他口对口地为休克病人作人工呼吸。他发扬高度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救治了数以万计的伤病员。抗日根据地军民不因马海德是高鼻子的外国人而另眼相待,把他当自己的人,对他十分爱戴,亲切地称呼他是“我的马大夫”、“没有头衔的外交家”。在延安的艰苦岁月里,马海德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马海德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马海德和八路军官兵、边区老百姓感情相通,希望相同。他沐浴在同志式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海洋里。
  1939年,马海德结识了鲁迅艺术学院年轻漂亮的女学员周苏菲,获得了她纯真的爱情。她来延安参加革命前,曾是上海左翼作作家联盟一个剧团的演员。他们两人相恋,于1940年结婚。当时,在延安有些女同志对中国姑娘嫁给外国人不以为然,表示反对。在他们举行婚礼时,同周苏菲要好的女朋友一个也不来参加,使新郎、新娘十分尴尬。周苏菲伤心地哭了起来。马海德十分理解,悄声地对她说:“别难过,如果你现在想退婚,还来得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都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王稼祥代表组织做主婚人,卫生部、外事组、鲁艺的一些领导也都来参加。婚礼很热闹,大家喝他们的喜酒,频频举杯祝贺他们的在革命道路上并肩前进,白头偕老,使马海德和周苏菲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延安的人们爱戴和尊重马海德,不仅因为他救死扶伤,在医疗卫生事业上对革命的贡献,还因为他是参加红军的唯一美国人,是外国人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象征。
  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对干部进行组织审查,曾一度发生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担任中央总学会委副主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等一些人,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多年里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马海德也受到怀疑和诽谤。康生认为,一个外国人为什么放弃在本国的舒适生活,到延安来为中国革命受苦?可能是特务。马海德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心里很痛苦。后来,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毛泽东亲自宣布对被错误审查的同志平反。他脱下帽子,深深地鞠躬,向大家赔礼道歉。毛泽东还说:“如果你的母亲错打了你,你肯定不会因此怨恨和责怪自己的母亲……”马海德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认为,“这不仅证明毛泽东是个伟人,也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诚实的政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在北平成立由美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和叶剑英的英文翻译,参加军调部的工作,协助叶剑英同美国代表团联络。马海德充分利用自己是美国人的有利条件,经常向美方人员解释中共坚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主张,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利用和谈掩盖其发动内战的阴谋。
  马海德曾参加接待一个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团。由于马海德曾是洛克菲勒财团创办的日内瓦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对马海德十分尊重和信赖。经马海德沟通,这个代表团对中共的和平建国方针表示赞同。
  1946年6月,蒋介石撕下和谈的假面具,公然发动全面内战,马海德随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8月初,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到延安访问。毛泽东会见斯特朗时,马海德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部同会见,并担任翻译。当毛泽东谈到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时,陆定一把“纸老虎”一词翻译成英文Scarecrow(稻草人),斯特朗听了不解。毛泽东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吓鸟的稻草人,而是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像只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纸糊的,水一泡就软了。
  马海德听了毛泽东的解释,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用英语对斯特朗说:“毛主席说的是‘Paper-Tiger’!”斯特朗恍然大悟,笑着说:“噢!Paper-Tiger,我明白了。这个比喻太恰当了。”斯特朗把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历史名言,传播到全世界,马海德的翻译功不可没。
  1947年春,胡宗南率23万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矛头指向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百忙中会见了在延安工作或访问的马海德、阳早、斯特朗等外国友人。他们都要求留下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毛泽乐等人同意马海德、阳早、李敦白等年轻力壮的朋友留下来随党中央一起转移,说服了年逾花甲的斯特朗乘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飞往北平。马海德完成任务后,又乘美军观察组接运撤离延安的最后一批美军人员的飞机返回延安。此时国民党的飞机已经开始轰炸延安。马海德作为中央后勤部门的撤离部队的指挥员之一,不顾危险地将伤员和医疗设备安全转移之后,才带领最后一批医务人员撤离。此时,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还留在延安。
  解放后,马海德向友人回忆起在延安的岁月时说:“当时生活虽然艰苦、危险,但是我却满足而快活,我担任重要工作,人们对我尊重。”
  
  把痛苦埋在心底里
  
  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以新中国公民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他申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在新中国诞生的同一天获得批准的。周恩来总理在马海德的国籍证书上,亲笔签了名。几天后,毛泽东主席又特地把马海德和夫人苏菲、儿子幼马一家人,请到中南海的家中作客,设家宴招待他们。席间,毛泽乐高兴地说:“祝贺你呀!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的女婿,现在你入籍了,就是完全的中国人了。”
  马海德深为自己成为新中国的公民而自豪。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他以新中国主人翁的姿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拓、建设。他仍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脱离医疗业务,经常在医疗第一线为病人服务,坚持每周到协和医院去看门诊和参加会诊。当病人问他是哪国人,误以为他是“苏联老大哥”时,他总是自豪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卫生部成立专家局后,决定给外国专家增加工资,其中也有马海德一份,他拒绝领取。他对领导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这钱我不能要。”他经常说,“不要因为我的鼻子高,就对我特殊照顾,我也是中国人!”
  但是,由于康生之流作俑,马海德被当作“外国间谍”嫌疑对待。他长时间在政治上遭受歧视,工作上被“控制使用”。1953年,马海德被调到皮肤病性病研究所当顾问和副所长。许多正直的同志都认为,这种安排对马海德很不公正,是“大材小用”。研究所所长戴正启是一位老红军。1936年,马海德访问陕北苏区时,他们曾见过面,当时戴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戴认为,马海德的高超医务水平和丰富的卫生工作经验,应该担任全国性的医疗卫生指导工作,才能充发挥其才能和作用,对党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戴正启正式向上级提出由马海德担任研究所所长职务,得到的回答却是:“外国人不能做政府单位的负责人。”戴很生气,据理力争说:“这算什么理由!什么外国人?他是新中国的公民!1936年参加革命的红军!1937年的老党员!”然而结果是没有下文
  戴正启对马海德不被信任深表同情,多方安慰。马海德对戴说:“康生怀疑我,有些政治活动不让我参加,我得不到完全信任,但是,这不要紧。我就是干应该干的。”“我们的未来长着呢,我个人怎么样,无关紧要。历史将证明我的清白和无辜。”在研究所里,马海德同研究所的领导相处得很好,工作上配合默契。从戴正启到广大的同事们,对马海德都十分尊重和信赖,工作上向他学习,业务上向他请教,从不把他当外人,这对马海德是莫大的慰藉。
  政治上的歧视,使马海德这位相当高级别的老干部、老党员、在参加一些会议、听报告、看文件方面,受到许多莫名其妙的限制。1957年,毛泽东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传达时也不让他听。一些当年同马海德并肩战斗的老同志,都为他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鸣不平。有的建议马海德写信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直接反映,他却说:“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太忙了,怎么能拿我这点小事去打扰他们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马海德曾对友人说:“不被自己人信任,世上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事了。”他的日子过得不快活,内心忧伤,使他得了胃溃疡,但他不抱怨,把个人的痛苦,深深的埋在心底里。马海德全身心地投入为病人服务,指导帮助年轻医务人员、研究人员的业务工作。为防治和消灭性病他每年有6个多月率领医疗队深入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巡回医疗,深受病人和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在全力以赴的工作中,在病人和人民群众中,马海德就生气勃勃,健康状况也好转一些。在外地巡回医疗时组织的晚上,马海德又跳舞又说笑话,显得十分开心。但是一回到北京,他就精神不振,话也少了,他的亲友们都能感觉到他的情绪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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