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9期
坚持科学与无神论传统
作者：龚育之
先说说五四时期。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从五四运动讲起。虽然五四运动的时候，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五四时期对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呼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来成为建党初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就是一位用科学反对迷信的冲锋陷阵的战士。其他五四健将们，如蔡元培、胡适、鲁迅，也都是如此。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也是用科学反对迷信的指挥所。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其中就写道：“国人而欲脱蒙味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他列举了当时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方士羽流之术和种种状况。结论是：“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共三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和相信世间万事在神灵主宰，那西洋科学，便根本破坏，一无足取。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乱、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胡言妖说，万万不足相信。”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更进一 步提出：“现在世界上是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这些主张，是何等的鲜明，何等的气势磅礴！
1919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这是同《新青年》相呼应的许多新刊物中很有影响的一个，用科学反对迷信也是它的重要内容。在这个刊物的创刊号上发表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毛泽东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说《新青年》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德”两先生。他痛陈国人迷信甚深：“迷信神鬼，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这些分析，是何等的透彻，何等的鞭辟入里！中国共产党建立于1921年。“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相约建党”。李大钊也是用科学反对迷信的战士，主张真 理“基于科学”，“非迷信所得蔽也”（1917年）。他还起草和签署过一个《非宗教者宣言》，也就是无神论者宣言。列名无神论者宣言的，并不就是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必定是无神论者，共产党必是无神论者的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就在思想文化界树立的形象。
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所体现的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五四传统，可以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崇沿科学迷信的历史，应该追溯到五四时期。
面对现在社会生活中迷信沉渣的泛起，重读五四时期的这些战士的言论，人们今天痛切地感觉到它们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再说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必然要伴随着对农民进行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因为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受封建迷信影响最深的群众。
1927年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一段专门讲农民运动中推翻神权的斗争。毛泽东把“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认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他描写了神权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动摇的情况，提出了目前要领导农民极力做政治斗争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不要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迷信观念的破坏而要实行“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宣传策略，以及“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的道理。
在这一段的末了，毛泽东写道：“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罗，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区域作了一系列农村调查。在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记载了神道地主（神、坛、社、庙、寺、观六种）中有土地的状况，以及土地革命后迷信职业者改了职业、分了土地的情况。在1931年的《兴国调查》中，也记载了游民们（算命的、打卦的等等）在土地革命中受到教育改造而参加生产和工作的情况。在一九三三年的《长冈乡调查》中还作了这样有趣的描绘：“去年以来，‘老婆太’敬神（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但‘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儿童团、少队的反迷信宣传，苏维埃政府的节省香烛钱运动，第二。儿童团（特多）、少队的直接干涉（抹掉她们的香烛），第三。（应该拿说服代替干涉。）但有些‘老婆太’，虽不敢公开敬神，心里还是信神，这些人多属没有儿子的。”
从这几篇难得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在奋起的农民的心目中，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破神权迷信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延安时期。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在解释“科学的”这个特征的内涵时，毛泽东强调“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并且要求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从而把反对封建迷信提到纳入党的理论纳的高度。（请注意，“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界定语，现在也写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之中。）
毛泽东把迷信、不识字和不讲卫生称为边区的“三大害”。1941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在示范性质的施政纲领）中有“提倡科学知识” 一条，《解放日报》社论解释这一条时说：“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味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1944年3月2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民和普及。“1944年3月22日在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在一碧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医，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据《解放日报》这年8月登载的一篇巫神罪恶小统计：从延安县反巫神大会调查所得，全县共有巫神161人，到会五十九个巫神自己说，共治死二百七十八人。）一九四○年陕甘宁；这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发表宣言，动员边区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致力于“破除迷信，并反对复古盲从等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毒物，使人民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和进步和道路上发展”。
青年和妇女也动员起来。《胡乔木文集》中收了一九四○年他给《中国青年》杂志写的一个《反迷信提纲》。这个提纲一开头对“什么是迷信”给了一个很清楚的界说：“迷信的根本基础就是相信神仙鬼怪命运灵魂等等超自然超物质的东西的存在，相信这些东西支配着天地、月、风雨雷电。水火木石、舟车门灶、生老病死、成败祸福，总之是支配着世界和人生的一切。”接着用通俗的语言，说明了没有神鬼存在的道理和迷信鬼神的害处，反映了那时在边区展开群众性反迷信宣传的努力。
总之，在很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领导了反对迷信、愚昧和不卫生习惯的执着的斗争，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创造文明生活而奋斗和形象。
科学之窗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极其深刻的社会改革的艰巨工程。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同这些伟大的革命运动相联系，对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进行了猛烈的扫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反对封建迷信，也进行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庞大而卓有成效的斗争。这就是以反对一贯道 为中心的取缔反动道门组织和打击反动会道门头子的斗争。（反对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在抗战期间就进行过。邓小平1941年5月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和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中就有两次讲到敌伪和反共顽固派“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破坏抗日根据地。但那时斗争的规模和声势，同建国初期的这场斗争不能相比。）
反对一贯道这场斗争，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反迷信斗争，首先和主要的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因为一贯的反动首领在抗日战争敌伪勾结，在解放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同反革命势力相勾结，进行了许多反革命活动。所以，镇压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反动会道门头子。
但是，这类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特点和他们造成危害的巨大，就在于他们凭借着封建迷信对众多道徒的影响，在于他们形成为以迷信方式联系起来和掩盖起来的组织。镇压这方面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斗争，就必然伴随着反迷信的思想斗争。就人数而言，一贯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大党”，而且有层层组织，层层骨干（各级师尊，总坛、本坛、分坛坛主，点传师）。就教义而言，一贯道宣传“三期劫变观”、“救赎说”，说什么自开天以来，有三次大动难，现在是最后一动，要想得救，，必须入道。就活动而言，一贯道采取设立坛堂、求神拜仙、扶乩降神、装神弄鬼等形式，以“祛邪”、“赶鬼”、“治病”、“降福”、“避祸”、“劝善”等为幌子传授迷信，蛊惑群众，在这样的掩蔽下进行革命活动。因此，在同这样的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一方面必须在政策上作慎重的划分，把镇反同反迷信分开，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思想教育上做好揭露和破除迷信的细致的群众工作。
1950年10月19日刘少奇关于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给西北局写了一封信，可能是反对一贯道和斗争开展以来，中央领导人系统地论述这场斗争的第一篇文献。信中指出：“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的秘密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文化的落后，但它们在最近迅速发展及其活动的猖獗（已有许多暴乱及反动谣言宣传），则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和我们的麻痹。我们放任其自由发展和活动，没有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所以他们的活动越来越猖獗。我们应该纠正这种错误，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应该在公开宣传上强调一贯道为地主特务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组织，因此应该取缔、禁止和解散，劝告一切善良的人民不要去加入，已加入者应退出，以免连累善良。但对人民个人的纯粹信行为。政府不加干涉。在内部指示上则应强调加入一贯道的大多数人民并非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是极少数，不要连累好人。”
1951年，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三个批语，批转了山西、察哈尔、北京三个省市反对一贯道斗争的经验。
1951年1月24日《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称赞了山西经验，认为“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并且嘱咐各地，“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
1951年2月21日《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总结了要求各地遵守的两条经验：“消灭一贯道，第一要有充分准备，同时动作方能一网打尽；第二要布置展览会，向群众作宣传工作。”
1951年2月28日《中央转发北京市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的批语》，进一步总结为五条经验：“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工农兵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这些文献，当然还有那时各级党和政府的许多指示和文件，从根本上划清了一系列界限，正确指导了这场斗争的健康发展。
“与反迷信分开”，是很重要的一条界限。分开，就是说，不要把群众迷信的问题，同反革命分子利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混为一谈。同时，同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活动进行斗争，必须取缔被反革命利用了的封建迷信组织，广泛深入有效地进行思想认识上破除迷信、揭露封建迷信的危害的教育工作。
这场斗争，如果从1949年算起（1949年初华北人民政府就颁布了取缔令），经过几个浪潮，历时四年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封建迷信组织都被取缔和摧毁了，巫婆、神汉、风水、算命、占卜、扶乩一类活动，一时基本消失了，如同禁绝鸦片、取缔妓院、关闭赌场一样，成为新中国受到最广泛的称颂的社会成果。历史证明，只要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一道认真努力，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做到的，是确实做到了的。
当然，封建迷信（毒娼赌也一样）不是一次或几次运动就可以永久杜绝的。这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在某些条件下，封建迷信又会死灰复燃，甚至重新出现相当猖獗的形势，这也是建国五十年的历史一再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