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9期
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
作者：丁群
刘顺元写这份检讨前的身份，是中共济南市委书记。他检讨的所谓“对苏关系上的错误”，是指1947年9月，被驻旅大苏军司令部指责为“不明白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不执行苏军司令部的办法”，被苏军驱逐出旅大的事。事隔两年以后，中共中央所以命令刘顺元作出书面检查，是因为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又重提旧事，指责刘顺元“反苏”。
刘顺元在旅大工作期间，到底在哪些事情上得罪了苏军司令部，以至惊动了莫斯科，惊动了斯大林，必欲除之而后快？事情还得从刘顺元从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奔赴东北时说起。
看到了极不顺眼的现象
刘顺元1903年出生于山东省博兴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皖东工委书记、苏皖省委书记，淮南区党委副书记，从头至尾参与创建了被刘少奇赞誉为华中各根据地中最好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中央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这块战略要地，决定立即从华北、华东、西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抽调十万大军，几万名干部，日夜兼程地奔赴东北，准备与蒋介石集团一决雌雄。刘顺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动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从而被批准参加东北的人民解放战争的。
当时，刘顺元还不知道，苏联和美国、英国，背着中国政府，签订了牺牲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定》，也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在美、苏的压力下，与苏联政府所签订的贯彻《雅尔塔协定》精神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刘顺元先被东北局分配到辽东省委任副书记。不久，因为需要加强苏军管制的旅大地区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
刘顺元从安东到旅大去赴任时，在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刘顺元心里又嘀咕开了：“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运走，东北的工业基础不就被破坏了？”
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索！”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
忍辱负重
如果说，刘顺元在未进入旅大以前，对苏联和苏联红军的了解，还限于书本知识和某些片断见闻的话，那么他进入旅大直接与苏军打交道以后，便有刻骨铭心的亲身感受了。
中国的旅大地区，曾经长期为沙皇俄国和日本所占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旅大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给中国，但实际上仍为苏联军队所占领。这里的行政、防务、金融、海关，直至报纸、广播，全由苏军控制和监督。1946年9月29日，在苏军策划下，成立了由中国人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1947年4月3日，这个办事处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但是，旅大地区的所有中国官员，仍然必须俯首听命于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司令部民政局。“他们事无大小，不分党内党外，上级下级、整体部门，都要过问”；“在公署日常工作中，凡公开发表的文件，不分大小、轻重与否，都要经过苏军当局批准”。谁稍有不逊，或有所抵制，就会被戴上“反苏”的帽子，加以追究、驱逐甚至予以秘密逮捕。
刘顺元进入旅大，便听说当地老百姓给苏联红军起了两个绰号：“大鼻子”、“老毛子”。“大鼻子”是相对“小鼻子”而言的。旅大的老百姓，在日本的统治下，当了40年的亡国奴，吃尽了苦头，所以骂日本人是“小鼻子”。苏联红军解放了旅大和东北全境，怎么可以骂他们是与“小鼻子”差不多的“大鼻子”？刘顺元开始以为，这是国民党进行反苏宣传造成的，曾经在会上批评了这种说法，在党内禁止用这两个绰号称呼苏联同志。
刘顺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空降旅大，当地曾经出现万人空巷欢迎苏军的热烈场面。但是群众的欢乐情绪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些苏联士兵，看到年轻的中国妇女，便要动手动脚，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猥亵活动。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不断发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渐另眼相看；苏军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上的百吨塔吊也不放过，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
刘顺元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过苏军的纪律问题。苏军司令部也像模像样地进行过一些整顿。但是这批苏军的某些恶习并未因这种整顿而根本改变。
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求苏联同意由美国军舰运输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并接管大连的行政权。苏联在拒绝这一要求的同时，也不得不同意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赴旅大地区视察。并建立一个由中国人担任行政长官的地方政府。于是，筹组关东行政公署的事，便紧锣密鼓地提上了议程。斯大林特派梅尼兹柯夫元帅来旅大主持其事。
在关东行政公署成立以前，旅大只有一个全名为“旅大金(州)联合行政办事处”的临时行政机构。刘顺元作为这个行政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当然就要同上至梅尼兹柯夫元帅，下到苏联军官们打交道了。
矛盾的焦点首先是官员的配备。苏军为便于控制，一定要大资本家迟子祥当关东行政公署主席，并且要由他举荐的人当财政厅长、建设厅长和商业厅长。
迟子祥在旅大是个很臭的人。他在日本统治旅大期间，担任商会会长，有不少劣迹。苏军占领旅大后还同国民党暗中有勾结。只因为苏军空降到旅大时，他最早打出维持会的旗帜来欢迎苏军，以后又竭力逢迎，便获得了苏军的好感和信任。
刘顺元代表中共旅大地委，向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迟子祥的劣迹，包括他在欢迎苏军进入旅大时，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等投机行为，彼得罗夫斯基脸色阴沉地说：“我们不管他打的是哪个党的旗号，这个名单是梅尼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你们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必须保证迟子祥当选。”
刘顺元没有料到，苏联人是这样的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放在眼里。为了照顾对苏关系的大局，刘顺元只好忍辱负重，按照苏军司令部的要求筹备召开旅大地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313名代表投票的结果，迟子祥以208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关东公署主席，刘顺元和乔传珏分别以304票和280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
根据在旅大联合行政办事处工作的经验，刘顺元深知财政工作的重要性。现在苏军确定财政厅长由迟子祥举荐的宋承章担任，已经无法更改，他代表旅大地委向苏军司令部推荐了原旅大行政办事处财委主任姚醒吾担任副厅长，苏方根本未予理睬。刘顺元这才看清了，苏联人所以急急忙忙地要成立关东行政公署，既是为了阻止国民党政府来接管旅大，也是为了进一步控制旅大地区的行政权。
刘顺元开始还以为，关东行政公署成立以后，苏联人在办事的方式上总该有所改变，有一点平等协商的样子。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首先发生的问题是关东行政公署的办公地点。刘顺元和中共旅大地委的所有同志，都认为大连是旅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关东行政公署应该设在大连。但是，苏军为便于控制，一定要关东公署设在苏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旅顺，并且让出旅顺的一家医院，限令关东公署搬到那里去办公。刘顺元因为中共旅大地委还留在大连，只好奉命在旅顺、大连之间来回奔波。
关东行政公署迁到旅顺以后，苏军司令部遇事并不是派人到关东行政公署来协商，而是采取过去的老办法，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找到苏军司令部去训话。训话时苏联人高高地坐在台上，关东公署的官员坐在台下。苏联人要中国官员回答问题或汇报工作时，中国官员必须站立起来，恭恭敬敬地先说一声：“报告，我是关东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刘顺元置身于这种场所，就会想到中国近百年任人宰割的历史，心中不断地说：“这不是帝国主义者对待殖民地的一套吗？”
对于这一切，刘顺元还在容忍着。因为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东北以至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何况，苏军的特务机关格伯乌，动不动可以用“反苏”的名义抓人。但是，紧接着发生了几起事关中国主权和尊严的大事，刘顺元就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站起来与苏联的霸权主义相对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