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9期


英国投下对新中国的赞成票

作者:王建朗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1950年1月6日,英国就宣布承认新中国。但是,中英之间的外交关系却迟迟未能建立。在论及原因时,不少论者指责英国不愿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关系,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搞两面派,变相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是,根据笔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见英国外交部档案,这一说法至少在1950年中是难以成立的。
  
  中国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英国弃权,中国极为不满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英国外交部就预见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负责远东事务的外交部助理次官德宁在1949年8月18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从英国的视角出发,他最为关心的是“接纳中国共产党人以取代国民党代表是否能提供某种形式的施加影响的手段,从而使新的共产党政权对我们在华利益予以一定程度的考虑。”这一备忘录实际上反映了英国外交部的主流思想,即给中共联合国席位以换取它在其它方面的报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外长于11月15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联合国应立即取消国民党集团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由此,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便直接摆到了英国政府面前。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国政府并没有作出英方所预期的积极反应,同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而只是表示愿就此谈判,同意原英国驻华使馆公使胡切森以临时代办身份来北京进行预备性会谈。
  在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后仅仅一周,对英国政府的第一个考验便已降临,这就是1月13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苏联代表马立克在会上提出驱逐国民党代表的提案。安理会对苏联提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获通过。英国代表投了弃权票。苏联代表遂宣布,在国民党代表被赶出安理会之前,他的代表团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对于投弃权票,英外交部内部曾有过争论。一些人认为,英国既已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就必须在联合国支持驱逐国民党代表的提案。但另一些人担心这样做会严重影响英美关系,认为英国在承认中共政府问题上已与美国意见分歧,产生隔阂,它不应再在代表权问题上站到苏联一边与美国对抗。况且,根据判断,即使英国投赞成票,苏联提案也没有在安理会获得通过的希望,因此英国不应冒徒然得罪美国的风险。弃权是对两边都留有余地的表示,这一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中国政府将英国弃权视为实际上支持台湾。2月8日,在胡切森即将抵京的前几天,正在访苏的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嘱咐,应向英临时代办提出,英国代表在联合国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拒绝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3月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会见胡切森时要求,英国政府应采取实际行动,表明其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
  对此,胡切森在3月17日的答复中指出,英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外交关系,英之所以弃权是因为那是不存在获得多数赞成票的可能性。英国的经验是,要获得多数票的支持只能通过协商,而不是通过公开对多数人的意见投反对票来解决。当英国政府一旦确认多数票出现时,它将会投赞成票。
  
  英国为获得安理会的多数票,对各方展开游说
  
  英国人所说的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并不是应付中方的托词。从3月上旬起,英国对中国代表权的态度开始发生积极的变化,并准备采取主动行动。3月7日,英国外长贝文在与法国外长舒曼会谈时表示,英准备鼓励安理会的多数成员投票赞成接纳新的中国代表团。
  英国的这一变化是与联合国内的变化同时出现的。此时,有迹象显示,一些国家准备在其承认北京政府之前投票赞成变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1950年3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依提出了一项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方面的备忘录》。赖依指出,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合国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这是第一次有两个敌对的政府并存着。他认为:“当前争执的问题应该是,究竟这两个政府中哪一个在事实上据有使用国家资源及指导人民以履行会员国义务的地位”。赖依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倾向于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民党政权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就认为,赖依“这无异在事实上公然主张接纳中共代表团取代中华民国代表团”。
  3月25日,英国外交部向各驻外使馆发出电报,通知说,考虑最近局势的发展,英国“现在准备在任何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或组织中投票赞成变更,只要那一机构中的大多数成员投赞成票(不管其承认与否)。”此时,在安理会成员国中,已有英国、苏联、印度、南斯拉夫和挪威等5国承认新中国政府,如要在安理会获得多数,还需两票。外交部指示其驻外使节与埃及、厄瓜多尔及古巴政府接触,鼓励他们投票赞成中国代表权的变更,但都未能收效。
  显然,问题关键还在于大国,英国外交部也明白这一点,它同时展开了对法国的工作。4月7日,英驻法使馆官员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帕罗迪讨论此事。帕罗迪称由于中共承认胡志明政权,法国需要考虑到投票对正在印度支那与胡志明作战的法国部队及印度支那人民的影响。他称,如果不是毛承认胡志明,法国政府可能很早之前就已经承认北京了。此外,法国正要求美国对印度支那提供军事援助,如果不顾美国政府的反应而支持北京,法国政府处境尴尬。
  显然,美国的态度最为关键。5月,英美法在伦敦举行三国外长会议。贝文在会谈中劝说美国政府改变其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贝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政府控制的领土远远超过国民党,他很难认同蒋介石能够代表中国。他想知道“拒绝承认这一事实有什么法律上的或甚至于道义上的根据”。法国方面的立场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松动。舒曼说,我们应该把代表权问题看作是一个谁控制着中国谁就代表中国的现实的问题。这样,问题就可获得解决。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反对,称这正是俄国人的策略。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让步很难不给人一种向俄国人的固执和勒索屈服的印象。这一印象将会对东南亚的士气带来损害。
  伦敦会谈并未能解决英美之间的分歧,但英美之间形成了这样的谅解:英国赞成尽快接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但在多数成员赞成之前,英国将弃权;美国反对驱逐国民党代表,但它将接受多数成员的决定。
  
  英国决定改变政策,无条件支持中国
  
  当三方会谈正在进行之时,英外交部内部已在就英在联合国的投票政策进行检讨。5月11日,外交部国务大臣杨榕提出备忘录,建议,无论赞同接纳新中国的代表和驱逐国民党代表的票数多少,英国都将投赞成票。
  与此同时,英驻北京的临时代办胡切森也在敦促外交部采取积极的步骤。
  此时,联合国出现了对中国比较有利的形势,从4月下旬至5月中旬,赖依先后访问美、英、法、苏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对包括中国代表权在内的一系列联合国面临的难题进行斡旋。英国和法国政府均作出积极的响应,苏联也表示将回到联合国来。5月15日,在瑞士召开的万国邮联会上,瑞士和瑞典代表提出的议案获得通过。会议决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为出席本届执委会会议的惟一有资格的中国代表”,国民党代表于是退出会场。
  面对有可能被赶出联合国的结局,国民党政权内部甚至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要主动退出联合国的问题,并就此征询过其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及顾维钧的意见。他们二人认为自动退出是不明智的,只能为中共进入联合国大开方便之门。“与其为了害怕最终肯定被驱逐而自动退出,不如顶住驱逐的浪潮并对其提出抗议”。
  英国外交部分析了联合国的形势,认为在安理会取得突破的第一个可能的机会是将于7月3日召开的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会议。其时,在该组织的18个成员国中,有7个已经承认了中国,估计美国与4个拉美国家及澳大利亚将会投反对票,这样,在其它5个国家中如果能出现两张赞成票和1张弃权票,将有可能实现中国代表权的变更。5月底,英国外交部决定改变投票政策。6月上旬,英外交部内又出现了主张提前在将于6月19日召开的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上支持接纳中国的意见。联合国司司长帕洛特建议,应将英国投赞成票的决定通知有关国家,鼓励它们与英国一起投票,以形成赞成接纳中国的多数。英国首相艾德礼批准了这一计划。
  在讨论采行无条件赞成的投票政策时,英国并未忘记要求中方在中英建交问题上作出相应的积极表示。6月6日,贝文致电胡切森,要求他向中方表示这样的看法:“如果中国政府表明更愿意和那些已经承认它的国家建立关系,那么,现在给予中国政府以法律承认的国家实际上会更多。”
  6月15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其驻联合国代表团:“现已决定,调整我们对中国代表权的投票政策,在任何有权力确认成员资格的联合国组织中投票赞成代表权的变更,而无论这一提案是否可能获得多数支持。”外交部指令代表团在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和国际儿童基金会上投北京政府的赞成票。英国还将其新的投票立场向其西方盟国及英联邦国家作了正式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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