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9期
父亲为李约瑟博士画像
作者：（留英学人）一丹
今年年初，我们收到了父母亲从北京托人带来的邮品—李约瑟博士像的邮折和小型张。这套邮品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为纪念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博士而共同制作、北京邮票厂印制的。小型张上印有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诗：“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和由父亲绘制的李约瑟博士肖像。小型张的设计者是中国集邮公司著名工艺师张石齐先生。
望着这套印制精美的邮品，当年我们与李约瑟、鲁桂珍博士在剑桥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又仿佛呈现在眼前。
访问李约瑟
那是1990年的夏天，我们结束了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有关资料的工作，来到剑桥大学东方学院做访问学者。恰巧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何绍庚研究员、上海交大的刘祖慰教授与我们同住一楼。当时，他们二人正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做短期访问和参加由该所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在闲聊中，他们得知丹阳的父亲就是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李琦，于是便提出了请丹阳父亲为李约瑟博士画像的建议。此想法几乎与我们不谋而合，只是不知道李约瑟博士本人的意见如何。我们找出了英文版《中国建设》上刊载的一篇介绍父亲的文章和父亲所画周恩来总理像的明信片，请他们转交李约瑟、鲁桂珍博士。很快我们便得到了回音。李约瑟、鲁桂珍夫妇对能请到像父亲这样的肖像画家为他画像非常高兴，并邀请我们前去他们家挑选照片和为李老拍照。
记得7月29日是一个晴天，下午两点我们准时赶到了李约瑟博士家。鲁桂珍博士十分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门，随即将我们引到坐在餐厅右侧桌旁等候的李约瑟博士面前，鲁桂珍博士身材瘦小、头发花白，穿着朴素。虽然当时她已年过八旬，但思路清晰，动作敏捷，说活爽快，似乎还带有几分童心。李约瑟博士则长得十分高大 、魁梧。他面容严肃、并不多语。在我们握手寒暄后，鲁桂珍博士告诉我们，他们已看过那篇由《中国建设》记者邓树林采写的专访——“肖像画家李琦”的文章。和在那期杂志中刊登的几幅父亲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和白求恩所画的肖像，这使他们对用中国画水墨技法来表现西方人物，有了进一步了解。鲁博士还告诉我们，他们夫妇特别喜欢父亲的那幅用简笔大写意的手法所画的周恩来总理像。
在我们交谈之际，李约瑟博士开始起身，准备带我们到他的工作室。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位九旬老人已经行走不便了。李老的工作室较餐厅要低两个台阶，为了便于他行走，已请人把台阶处修成了缓坡。在缓坡两旁还立有栏杆，以便于老人家能扶栏而行。餐厅与工作室相通，若是一个健康人从餐厅走进工作室坐在办公桌前，只需要二十秒钟便足够了。可对李约瑟博士来说则是一段艰难的路程。看到老人行动不便，我们俩都想上去搀扶一把，但是老人家坚决不干，他借助手杖和扶栏，坚持一人走到办公桌前然后坐下。我们注意了一下时间，整整十二分钟！李老这无言的行动已充分向我们表明了他那执着和不屈不挠的性格。
李约瑟博士的工作室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品及舒适的家具。一面明窗、三壁图书，两张并排的大写字台上摆满了各类书籍和手稿。在屋子的中间另外加放了一张桌子，上面也同样摊满了资料书。一间三十几平米的工作室，由于摆放了太多的书籍，令人感到连走路都嫌地方狭窄。这就是一位大学者的书房。
在李老的写字台上摆放着父亲所画的周总理像的明信片，李老发现我们正在注视着总理像，于是指着画像对我们连说三声：“Very good!”早在抗战时期，在重庆任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的李约瑟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有过交往。建国后，总理曾派宦乡大使专程去剑桥探望李约瑟博士。之后，李老多次来华访问，受到总理的亲切接见。李老对画像的喜爱不仅表达了他对总理的尊敬与怀念，同时也是对父亲所画总理像的充分肯定。
父亲擅于以简笔大写意的手法画现代人物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父亲一改以往的画风，开始尝试用简笔大写意的手法来画现代人物。中国传统的绘画工具在表现人物形象上因无法修改而远比用西方油画工具来画人物难度大。所以，这项尝试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记得当时我们曾建议父亲画一些谁也不曾见过的古代人物，这样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去创造人物的个性与形象。要知道，用中国画的工具来画现代人物这已经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而选用简笔大写意的手法画现代著名人物和领袖人物则是给自己出了一个难上加难的课题。然而父亲对我们的建议，往往是抱之一笑，并耐心地对我们说，他身体不好，精力有限，因此，他只能集中有限的时间去做好一件事。
严格地讲，父亲属于自学成才。延安时期，他师从石鲁。没有纸笔，便用树枝在地上画，没有石膏像，便对着石鲁和王朝文用泥巴做成的雕塑苦练素描。1946到1948年，他曾有机会在华北联大艺术系学习。刚解放，他便走上了中央美院的教学岗位。从廖静文女士的回忆文章中，我们知道父亲还曾得到过徐悲鸿大师的热心指点，并与之有着极深的友谊。虽然他不像某些人那样受到过系统、正规的训练，但他非常注意提高自己的绘画修养，付出往往比别人多几倍的功夫勤奋练功。父亲在决定探索新路之时，深知自己画这类画的功力还不够。于是加强了自己的书法练习以寻找最佳的线条表现力。同时，他还画了大量的人物默写像，探索如何用最简练的线条来表现人物的形象与内在气质。外界的褒贬并没能阻止他继续从事探索和创作。恰在那时我们的儿子出世了，这给父亲以极大的安慰。那组小外孙的肖像画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同时，母亲也顶住了外来的压力，牺牲了自己的创作时间，给予父亲以最大的理解与支持。这使得父亲从70年代末至今出现了另一个创作高峰，一大批有影响的画作都是出自这一时期。
父亲创作每幅作品时都十分投入，一幅画从构思到成品，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如同走火入魔，常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废寝忘食、不分昼夜。由于他身体偏弱，往往一幅作品诞生之日，也是他卧床不起之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呕心沥血、卧薪尝胆的探索，父亲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他内心艺术感受的方式，在人物肖像画领域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当他的简笔写意鲁迅像在莫斯科展出时，受到了前苏联艺术界的交口称赞、好评如潮。在看了父亲的那组鲁迅像后，周海婴曾登门道谢。那幅总理像也得到了邓颖超的赞赏，为此，她还特地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父亲和艾青等人。父亲所创作的《我们的总设计师》，也曾得到邓小平本人的首肯，并让其家人向父亲转达了他的谢意。
1994年秋，父母亲应英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出席了在英召开的“中国画的本质及其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的国际研讨会。在这个有贡布里奇爵士、苏里文、奥耐恩斯等著名教授出席的大型学术讨论会上，父亲被邀请做了首席发言，他的系列人物肖像作品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和一致好评。台湾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观看了父亲作品的幻灯片后非常激动，她说十分遗憾的是翻译先生未能充分表达出作品的意境。于是，她又特地向我们借几幅鲁迅像的幻灯片，在大会发言的最后一天，专门就父亲简笔写意人物肖像画中的线条艺术问题，向西方学者做了再次的阐释。在会上还有一位美术评论家对我们这样说道：在中国，肖像画家往往被视为匠人，其地位在山水花鸟画家之下。在西方则恰好相反，肖像画家的地位远远高于风景花鸟画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写实主义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李教授在中国肖像画领域里的成功尝试意义深远。实际上，他已经叩响了东西方绘画艺术接轨的大门。
我们为李约瑟选照片
由于李约瑟博士所选的几幅照片，不能充分地反映出他本人的特有气质，于是，我们便向李老询问是否能再多让我们看一些照片。李老点点头，站了起来，双手扶桌慢慢地向右边的一个小文件柜移去。突然，他一下子没站稳，身子向站在右边的建一重重地倒了下去，幸亏建一离他很近，立刻上前将李老扶稳。这时，李老好像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继续挪到文件柜前，将一个抽屉拉开。让我们吃惊的是里面全都是李老各个时期的照片。
这些照片被李老整理得井井有条，并插有年份导片，使人一目了然。在这里，我们有幸看到了他不少十分珍贵的留影，包括他年轻时期的照片、在实验室中做生物试验的照片、在重庆时期的照片、在华参加国庆观礼的照片以及他与两位妻子的私人生活照片。当我们选好一批照片后，余下的照片需要分别放回到那些纸口袋中去。这件事我们又想帮忙，但李老仍是要坚持自己做。深知李老脾气的鲁桂珍博士在一旁向我们示意不必帮忙。看到老人家用颤抖的双手，十分吃力地把一幅幅照片装入信封口袋时，我们的心都被紧紧地揪住了。
照片选好后，我们原以为可以立即拿走，可细心的李老并没有让我们带走之意。他告诉我们这些照片都是孤品，需要请人翻拍后再寄给我们。
在与李老共同挑选照片之时，我们抽出一人抓拍了几个李老的特写镜头，可遗憾的是由于办公桌紧靠着墙，无法从正面为李老拍照。为了取得更完整的李老形象的资料。我们便向李老提出想拍正面照的要求。虽然李老这时已显得有几分疲劳，仍然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在他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立即抓紧拍下一组正面照。目前人们所看到的那幅父亲创作李约瑟博士肖像，主要是根据我们提供的这组照片画出来的。
在国内，每当我们访问一些重要的人物时，总不忘临走时请他们签名、或是题词。这次，我们也同样大着胆子向李老提出了这一要求，可能是多了一层关系的缘故吧，李老欣然同意。于是，我们递上早已准备好的一套中国古代科学家的首日封和一个空白信封。李约瑟博士除了用英文在首日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外，还用中文一笔一画写下了“李丹耀”和“十宿道人”两个他自己的道家名字。这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因为事前我们并不知道他崇尚老庄和道家学说，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中国名字。
父亲为李约瑟画像并送到伦敦
李老的照片在由何绍庚研究员带回北京转交给父亲不久，我们拍的那组照片也随后寄到。父亲看了照片和知道李老想请他为其画像的意愿后很高兴，觉得能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造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于是，他花费两个多月的时间，在潜心研读了有关李老的资料和照片后，几易其稿，创作出李老的肖像。可作品完成后，父亲一直没有机会来英亲手将画像面交李老，直到九四年秋，他才有机会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李约瑟博士。当我们把父母亲来英的行程通知李约瑟研究所时，很快就收到当时正在加拿大的该所副所长黄兴宗博士的来信，告诉我们说他会安排好一切有关赠画的事宜，并亲自飞回剑桥主持赠画仪式。中国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胡传忠也对此事非常重视，特意通知了几家著名报纸电视台的记者届时出席。
9月20日，时逢英国难得的晴天，剑桥上空蓝天白云，秋阳和煦，我们由伦敦驱车前往李约瑟研究所。黄兴宗副所长早已在门厅等候。下午3时许，年已94岁的李约瑟博士在该所研究人员簇拥下，坐轮椅来到会客厅，只见李老身着中式玄色缎子马褂、佩戴女王亲授的勋章，神态安详。但和四年前相比，他显得苍老和消瘦多了，只是他的目光依然是那么有神。父母亲在黄兴宗博士的引导下，快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李老的双手，大声地向他问好，父亲说：“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是李琦，给您送画来了！”看到李老点了点头，父亲非常高兴，又继续说道：“您不但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倾注了几十年心血把古老的中国科技发展史展示给全世界的文化伟人，我是充满激情为您画像的。”
在黄兴宗博士的协助下，父母亲将那幅等人大小的肖像画展现在李老面前。只见画中：李约瑟博士手拿眼镜安详地坐在沙发椅上，像是刚刚工作后的小憩，炯炯有神的双眼，目视前方，透出了他对人类科学与文明的深邃洞察力及对世界光明前景的信心与期望。背景是放满书籍的书架，暗示着李老著作等身的业绩。望着画，李老频频点头，他那苍白清瘦的脸上，洋溢着庄重、喜悦的神情。突然，在场的人都惊讶了：只见李老慢慢地抬起左手指着画面左下角父亲的署名，大声用中文念道：“李——琦！”人们不禁都鼓起掌来。母亲赶忙凑近李老的耳朵说：“您老在浩瀚的中国科技史著作中，严密地阐述了纸的发明，这幅肖像画就是画在中国的宣纸上的。用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及传统工具来为您这位热情宣扬中国文化的文化伟人画像，更具有一层特殊的纪念意义。”望着眼前这动人的一幕，令人不由得想起了曾为这幅作品的诞生给予过关怀和支持的鲁桂珍博士，记得她曾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她对李老肖像画的想法，即请父亲画一幅真人大小的半身像。如今，她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可是她本人却于1991年底离开了人世。这不能不给人们留下一种遗憾。
在近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李约瑟博士话虽不多，但情绪始终高涨。为了照顾李老的身体，我们依依不舍地目送他回到工作室。随后，在黄兴宗博士带领下，我们参观了研究所的图书馆和会议厅。在那里，我们有幸看到了齐白石、徐悲鸿、吴作人的画和郭沫若、华罗庚的书法。最令人瞩目的是悬挂在会议厅正中的江泽民的题词，他借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来盛赞李约瑟博士在学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当我们沿着中式环廊漫步之时，无意中来到李老工作室的窗下，透过窗户我们看到李老正在听他的助手李蕾馨小姐（苏格兰人）阅读有关文献。黄兴宗博士告诉我们，李老虽年事已高，但他每天仍坚持工作5个小时。望着李老工作的身影，在场的人们无不感慨：李老能在他40岁之后改行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就是靠着他那股子拼劲和坚强的毅力吗！
李约瑟博士虽然离开了我们，可是由他主持编写的长篇巨著《中国科技史》犹如一块硕大丰碑永远耸立于世界之林。而父亲的作品《李约瑟博士像》，也将作为中国人民对李约瑟博士的最好纪念永远留在他多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1998年6月写于英国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