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9期
斯坦因怎样骗盗了敦煌文物
作者：宁可
然而，这个重大发现在当时却悄然无声，鲜为人知，直到1907年，一个外国学者从这里骗盗了数千件文书、绘画。运到英国，这才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
这个外国人，就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这次骗盗的经过，在最近翻译出版的斯坦因著的5大卷《西域考古国记》里，有他自己的得意非常的详细记述。
1907年5月下旬的一个炎热的白天，敦煌县东南的莫高窟（又名千佛洞）的一座石窟中，一星微弱的灯光在摇曳。四野荒凉，寂静无人，只有风儿吹过鸣沙山激起沙粒的阵阵响声。“随我来。”持烛的中年道士低声说。他个头不高，浓浓的眉毛，神情诡秘紧张。他就是莫高窟一座道观里主持香火的王圆篆，身后是一个鹰钩鼻子、眼睛深凹的矮个结实的洋人，这就是匈牙利人（后入英国籍）马克·奥雷尔·斯坦因，著名的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旁边还有一个斯坦因雇佣的被称为蒋师爷的中国助手蒋孝琬。王道士带领他俩沿着一座石窟甬道的北壁进到用砖封闭的密室门口，悄声说道：“进去看看吧。”那砖已被王道士扒开了。斯坦因站在门口，借助烛光向昏暗的密室望去，啊，那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狭小石窟里，一束束的古代文书成捆成捆地从地上一直摞到顶上，足足有几万件，室内只剩有可容两个人立足的空间了。面对如此丰富的文化宝藏，珍稀的无价之宝，斯坦因不禁目瞪口呆。
斯坦因是王道士准许的第一个进入密室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从王道士那里骗取了大量敦煌文物的外国人。这个密室和文物是王道士发现的，他认为，是神佛的旨意要他看守这些经卷，所以，他守口如瓶，秘不示人。但是，他又怎么会给一个外国人大开方便之门呢？斯坦因耍了哪些花招赢得王道士的信任呢？这得从王道士发现莫高窟藏经洞说起。首先，还得说说莫高窟开窟造像的由来。
莫高窟坐落在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的城市敦煌东南25公里鸣沙山的崖壁上，自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起，历代的佛教徒们不断在这里开窟造像，此地便逐渐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第一个开窟造像的是僧人乐亻尊 。 公元366年的一天，他在敦煌城郊散步时，无意间走到了鸣沙山东麓，忽见山顶空中一片金光灿烂，似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显现。啊！这不是佛祖显灵吗？看来，这里是一方圣地呀！于是，他招募工匠在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石窟，这就是莫高窟建窟之始。其实，乐亻尊 哪里知道，那金光同佛像，只不过是大气中光线的折射作用所形成的自然现象，如同海市蜃楼的现象一般。这种充满佛教色彩的说法传开以后，不久有个禅僧法良在乐亻尊 所开的石窟旁边又开了一窟。此后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回鹘、西夏、元等一千年十几个时代的佛教徒不断开凿，在一千六百多米长的断崖上，形成了上中下几层似蜂房般的石窟群。至今，其中的492个洞窟中，存有三千多身彩塑，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壁画，还有五座唐宋木构窟檐，是我国古代一座瑰丽宏伟的艺术殿堂，举世无双。但是宋元以后，由于丝绸之路的没落和战乱等其他一些原因，这里的佛教日趋衰落，莫高窟也逐渐湮没无闻。
至于藏经洞，那是在11世纪封闭的。为什么放置了那么多东西又加以封闭，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好推测。一说是为了防备战乱。一说是放置废弃不用的物品。不管怎样，藏经洞的门被砌上了，并在窟口绘上了壁画，丝毫不露痕迹，不久就被人遗忘了。这一遗忘，就是八百多年。这也许是幸事。当藏经洞的小门被王道士发现打开时，洞内的大批文书绘画已经是极为珍贵的国之瑰宝了。
王道士原来是个当兵的，退役以后出家当了道士，四方化缘度日。来到敦煌以后。在莫高窟定居下来。莫高窟虽说是佛教洞窟，但在重修的洞窟中，有些已增添了道教的内容，何况民间对佛道不大区分，常常一起供奉，所以王道士在佛教石窟中建立道观，人们认为很平常，还不断有人请他做道场、礼忏、祈福、香火日盛。王道士是个虔诚的信徒，他化缘的钱财不少，自己却过着俭朴的生活，一心一意要按照道教的规格重修和改造他所掌握的那些洞窟。首先是雇人清除洞里的积沙。
藏经洞是怎样发现的，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说法，其中的一个是这样的：
1900年旧历5月26日清沙工作进行当中，人们发现现在编号为第16窟的甬道北壁墙上有一条裂缝。休息的时候，一个姓杨的雇工用芨芨草点燃旱烟袋以后，顺手将芨芨草插到身后的那条裂缝里。谁知越插越深，插不到底。杨某用手敲敲洞壁，听声音里面好像是空的。杨某告诉了王道士。当天晚上，王道士便和杨某沿着裂缝，去除了第16窟封闭处的封泥，打开了洞口，发现里面原来还有一个小窟，举世瞩目的敦煌藏经洞（现在编号为17窟）就这样被发现了。王道士并不知道所藏文物的真正价值，但他意识到是稀世珍宝，便请敦煌城内的官绅前来参观，企图引起对莫高窟的重视，以便获得更多的钱财重修石窟。但是，无人识货。直到1903年金石学家叶昌炽（时任甘肃学台）见到了藏经洞里的几件文物，包括拓片、绢画和写本经卷，认为，这是一批极有学术价值的古物，建议将藏经洞的全部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估计运费需要五六千两银子。但是当时，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已经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逼令清政府付出巨额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银两。这笔赔款分摊到各省的头上。甘肃省政府正忙于聚敛赔款，对保存珍贵遗物不屑一顾，只是责成王道士将藏经洞再次封存起来。清朝政府不予重视，对这批文物的命运听之任之。可是，对掠夺我国古代文物极感兴趣的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在本国政府的支持或资助下却接踵而来了。
斯坦因是在他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循着古代楼兰通向东方的道路来到敦煌的。在此之前，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曾随塞钦伊考察队于1879年游览了莫高窟。1902年，斯坦因参加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听到洛克齐介绍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塑像。洛克齐还认为，它们中的一部分与早期印度艺术有紧密联系。他的发现和思路深深吸引了斯坦因。这也是斯坦因把他的调查范围向东延伸到敦煌的原因。
因此，当斯坦因1907年3月10日到22日在敦煌县城停留的10天里，尽管“由于有多种任务而一直十分忙碌”，但仍在3月16日那天跑到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来考察因千佛洞而闻名的佛教石窟寺。
匆匆的考察让他意识到莫高窟“对研究中国佛教绘画和雕塑艺术是一笔极丰富的财富”。他深感他的设备“对于完成这重要任务来说是何等欠缺”，不能像他对新疆古代遗址那样动手发掘，而只能限于记录和拍照，但他“已意识到保护所能记录下来的这批艺术财产的重要性”，而这需要延长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
但促使斯坦因延长他在敦煌停留时间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从一个被流放到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扎希德伯克听来一个绝非空穴来风的重大传闻，莫高窟“藏经洞里偶尔发现了大批古文写卷”，“这批无价之宝据称当时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这激起了斯坦因极大的渴望，因此无视中国主权和政府禁令，和蒋师爷一起“作了周密审慎的计划，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去获取这些写卷”。
不巧，这时王道士带着他的两个助手出外化缘去了，两个月后才能回来。斯坦因感到这时将他的盗取计划“付诸实施显然是不明智的”。但蒋师爷还是从帮助看守道观的一个小喇嘛那里套出一些藏经洞的位置和发现、封存的有关内情。小喇嘛还提到他外出化缘的师傅从王道士手里借了一个卷子。蒋师爷说服那个小喇嘛把卷子从师傅房里拿出来看看。这是一卷汉文佛经，长14米多，高25厘米，纸色淡黄，纸质坚韧，看上去很新，字迹清晰，书法秀美。对这个卷子初步鉴定以后，斯坦因认为密室所藏写卷主要应是佛经。在中国，书籍装帧成册多是宋以后的事，更早的多是卷子形式，因此“可以断定它的时代应当是很久远的”。这样，商人扎希德伯克的传闻得到了确证。
“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着去被发现的念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斯坦因重返千佛洞。从3月23日起，斯坦因对敦煌地区的古代长城烽燧遗址进行了考查、采集和发掘，获得了大量文物，特别是汉代木简。两个月以后的5月21日，斯坦因重返莫高窟，把帐篷扎在窟前，“准备将早已拟好的计划付诸实施”。
由于敦煌是汉人聚居地区，不像新疆荒漠中的废墟那样杳无人烟，可以肆意而为；莫高窟又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容不得有任何粗鲁的举动”；再加上蒋师爷收集到的有关看守藏经洞的王道士的性格和举止的情况，就更使斯坦因“感到有必要在开始时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
令斯坦因满意的是，这时莫高窟已过了朝圣的节日，除了王道士和他的两个助手，以及一个地位低又不懂汉文的小喇嘛之外，“整个遗址别无他人，一片荒凉，仿佛是一个被人们忘却了的地方”，有利于遂行他的盗取计划。但是跟王道士见面，斯坦因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神情，令人难以捉摸”，看样子必须谨慎从事小心对付。斯坦因为了不使王道士看出他的真实意图，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第二天，他考查了几个主要洞窟，并对一些壁画拍照，“以此来掩饰此行的主要目的。”当他路过藏经洞门口时，看到洞口已被砖头封闭了。这是为什么？难道想看看藏经洞里的经卷堆放情况落空了吗？斯坦因有些不安。他让蒋师爷向王道士请求进洞，王道士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蒋师爷提出捐一笔钱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王道士这才说出封闭洞口的目的只是为了不让众多的香客挤进去，他答应在加上许多限制的条件下，给斯坦因看几份藏经洞的卷子，可是不同意他们去看全部经卷，显然对他们心存疑虑。尤其是蒋师爷急于拿到一两个卷子的要求使王道士心烦，怎么办？斯坦因担心他的“全盘计划一下子面临告吹的危险”。
他琢磨，王道士是个虔诚的教徒，光用钱不能买通，还要投其所好。王道士最大的愿望是修缮庙宇。几年来，他将化缘得来的钱都用在重修洞窟了，这也是他的精神寄托的所在。斯坦因故意提出，要参观王道士经手修缮的洞窟和塑像，这一招果然很灵，王道士欣然同意。他带领斯坦因和蒋师爷穿过新修的庙宇前廊和高大的殿堂，欣赏了增补的泥像和壁画。虽然比起其他旧有的塑像和壁画粗俗拙笨，逊色很多，斯坦因还是搜刮肚子里的所有美好之词来形容，并且大肆夸奖王道士在一片废墟和流沙淤积的石壁上重修庙宇的艰辛和卓著功勋，而对于自己魂牵梦萦的藏经洞却绝口不提。
通过与王道士的接触，斯坦因还了解到，他是个虔诚、愚昧、迷信而又相当顽固的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用不着同他谈论考古学之类的东西，但是可以同他谈论玄奘。玄奘是唐朝经过千难万险赴印度取经的高僧，在中国可说是家喻户晓。他是王道士心目中的偶像，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这样，斯坦因又使出了第二招来博取王道士的信任。他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向王道士讲述自己如何崇拜玄奘，又如何从印度追随他的足迹，跋涉万里，越过高山和荒漠，寻访了玄奘的遗迹，朝拜了玄奘朝拜过的寺院……
斯坦因滔滔不绝地说着，蒋师爷时不时地在一旁敲边鼓。王道士听着听着渐渐入了迷，眼睛开始发亮。他热情地带领他们走到大殿外面一条新修的长廊上，不无得意地指着那些描绘玄奘西行故事的绘画，说明都是自己雇请当地的画匠来画的，并且讲述绘画的内容。有的是玄奘降服了吞食了他的马匹的一条龙，迫使它吐了出来；有的是他的徒弟们将他从妖怪手中救了出来。尽管这些故事都是神话传说，带有迷信色彩，斯坦因还是假装津津有味地听着。只有一幅画在斯坦因看来对他是个好兆头，那是玄奘站在一条激流的岸边，他的马满载着经卷站在身旁。一只巨龟向他游来，准备驮他过河。很显然，这画的是玄奘运载着20捆佛经从印度归国时遭遇千难万险的情景，尽管其中也搀杂了传说的成分。斯坦因企盼王道士能从这幅画里得到启发，允许他将古代经卷重又运回印度老家。斯坦因来中国考古正是受了英印政府的派遣和资助的。那时，印度还是英帝国的一个殖民地。斯坦因决定先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等待时机成熟。他留下蒋师爷，让他去催要王道士答应借的经卷。但是王道士只是一味敷衍，并不拿出来。斯坦因“除了等待，别无办法”。
可是到了深夜，蒋师爷悄悄走进斯坦因在莫高窟旁搭的帐篷，喜洋洋地抱着一小捆经卷，这是王道士答应给他们看的第一批经卷，是他藏在大黑袍子底下刚刚给蒋师爷送去的。看样子，那手写的经卷古色古香，同在小喇嘛那里看到的差不多，可能也是佛经。为了弄清楚上面究竟写的什么，蒋师爷又悄悄溜回石窟里的一间小屋，连夜翻阅。第二天一早，蒋师爷带着激动和喜悦的神情过来告诉斯坦因，那是经玄奘亲手翻译的他从印度带回的佛经，经卷边上有着玄奘的名字。斯坦因立刻感到他的好运气来了！他们充分利用王道士的宗教迷信，将王道士无意中抽出的玄奘翻译的经卷，说成是神的旨意。蒋师爷对王道士说，正是唐僧在天之灵将密室藏经托付给王道士，以等待唐僧的忠实信徒斯坦因从印度到来。王道士随手拿出唐僧翻译的经卷，正是上天催促他将密室藏经立即展示给斯坦因的表示。蒋师爷的一番鬼话，哄骗得王道士信以为真，他走到密室门口，开始拆除堵门的砖块。几个小时以后，斯坦因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藏经洞。这就是本文开头所写的那一幕。
斯坦因看到堆积如山的经卷藏在狭小的密室里，两个人在里面就转不开身，更别说在那儿翻阅了。如果将藏经统统搬到外面宽敞的殿堂去，查看起来就方便了，但是王道士担心，万一被前来烧香礼拜的人撞见，便会有流言蜚语传播开来，说是王道士不把经卷好好收藏，反而让外国人拿去乱翻，亵渎了神圣的佛经，那王道士在施主和香客们中的好名声就全完了。所以，王道士坚持由他亲自取出经卷，每次一捆，送到密室附近的一间封闭得相当严实的小屋里，斯坦因和蒋师爷在那儿翻检阅读，便不会被人发现了。斯坦因很清楚，几万件的文书，还夹杂着纸画、布画、帛画、刺绣等等，看上几年也看不完啊！他来不及细看，只能尽快地挑出他认为有重大价值的文物堆放一边，以便设法运出中国，再作研究。为了不让王道士发现他的企图，他一方面加快了工作进度，一方面又假装对那些珍贵的文物显得漫不经心，无所谓的样子。果然，王道士再次上当受骗了。他把挑剩的文物搬回去，又从密室中把那些他珍视的汉文佛经之外的“杂物”，包括绘画和残篇断页等，一捆又一捆地搬来，并且准许斯坦因和蒋师爷把他们挑出来的文物留下来，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到了晚上，小屋里终于有一大堆被挑出来的文书和绘画留待运走了。
但王道士能不能答应让他们运走呢？斯坦因并没有底，于是斯坦因和蒋师爷分别跟王道士作了长谈。他俩仍旧使用那个老花招，说玄奘让王道士发现佛经和圣物，其目的并不是让它们继续藏在密室里，而是应当让受玄奘在天之灵指引而来的斯坦因带走，以供西方学者进行研究，这是一件功德。作为交换，斯坦因和蒋师爷又反复重申要捐赠一笔钱用于洞窟和庙宇的修缮。但交谈中，还很难看出这些话到底对王道士起了什么作用。“他既担心他的圣洁名声因此而受到玷污，同时又不愿意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的好机会，这对他衷心珍爱的功德事业很有利，但必须付出他所认为无用的那些古董为代价，看得出来，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至于官府的就地封存并令他看守的命令，看来王道士并没怎么放在心上，反而由于政府的不重视与不付丝毫代价而愤懑不平。
到了半夜，蒋师爷提来一大捆卷子进了斯坦因的帐篷，这正是斯坦因在小屋里挑选出来的，王道士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的协定：此事只能他们三个人知道；搬运只能由蒋师爷进行；斯坦因离开中国以前，对这批东西出土的地点必须守口如瓶。一连七个晚上，都是蒋师爷一个人把“一捆一捆、越来越重，直到要用马车来装”的文物从窟里搬进斯坦因的帐篷。堆积在文书堆顶上的一切“杂卷子”几乎全搜尽了。
经过漫长的交涉，又追加了捐赠，王道士终于同意把密室中的全部藏卷搬出来，关上殿门，在殿内大肆挑选。正当斯坦因准备冒风险，将全部藏卷设法运走，哪怕行动暴露，引发当地宗教方面的抵触情绪，造成使他无法继续在中国其它地方工作的严重后果，这时候，王道士却担心失去他最好的汉文经书，又害怕施主们察觉，而恼怒起来。蒋师爷与王道士的谈判断断续续，斯坦因抓紧时间清理文书。一天早晨，他到小屋去挑选中亚文字的文书，发现屋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了。原来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把他原先从藏经洞里搬出来的经卷统统又搬回去了。斯坦因暗自庆幸，还有一批很有价值的绘画和不是汉文的写本已经存在斯坦因的帐篷里了。他确信，王道士希望再得到一笔钱来修缮庙宇，便指示蒋师爷谈判时，以钱作筹码，提要求，果然最后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斯坦因捐出4锭马蹄银(相当200两)，王道士便准许他拿走他原先挑选的文物，同时还另外准许他拿走50捆汉文卷子和5捆藏文卷子。斯坦因后来说，“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四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为了防备王道士变卦，斯坦因决定尽快将已得手的经卷运走。于是除了蒋师爷，又增加了两名可靠的助手，在黑夜里陆续把经卷搬到帐篷里来。一气干了两个半夜晚。为了掩盖斯坦因长时间呆在敦煌的真实目的，避免周围的人疑心，并且免除王道士的担忧，他又出资请王道士在一个废石窟中塑了一尊玄奘的像，作为他捐助的实证。斯坦因为了骗盗宝物可说是费尽心机，居然做到人不知鬼不觉，愚昧贪财的王道士对此十分满意。他跑出去一个星期，大概探听到风声并未外泄，胆子也更大了，在斯坦因答应再掏出一笔钱来时，他又开始一笔新的交易，让斯坦因挑走了20多捆汉文经卷。6月13日，斯坦因将他在莫高窟的收获全部放进带来的空箱子里，装上五辆三驾马车，悄悄地和王道士告别了。4个月以后斯坦因在安西，又收到了用四峰骆驼驮来的230多捆汉文和藏文的经卷，这都是在蒋师爷的策划下王道士送给他的。
1909年，斯坦因从敦煌骗盗的24箱我国古代文献和5箱绘画刺绣等艺术品便经由新疆、印度偷偷地运到伦敦的英国博物馆了。据当时记载，他一共攫取了完整的文书3 000卷，其它单页和残篇约6 000多篇，绘画500幅。
1914年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考查时又到了敦煌，再次从王道士手里买到570件文书。这些从敦煌攫取的文物后来分藏于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博物馆等处，现在的编号达到一万多号。
斯坦因的发现震动了西方，他们说，斯坦因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使敦煌文物重见天日，为进一步研究中亚和中国古代文化开辟了新的领域。英国铀元素的发现者伦那德·伍利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古学上的大发现。”《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声称：“任何一个考古学家都没有作出比这更多的惊人的发现。”斯坦因被誉为“他同时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因此，给他头上戴了各种桂冠。英国国王授予他印度王国武士爵位(两年后又提升为骑士爵位);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金质奖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赠以名誉博士学位;而德国政府则奖给他一大笔金钱；他的祖国匈牙利吹捧他是立了大功的好儿子，授给他一个功勋十字架和一枚特制荣誉奖章。各色各样的学会、单位也纷纷授予他奖章和荣誉称号。然而在一片喧闹的叫好声中，自始至终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即便在英国，也有人谴责他的强盗行径。著名的东方学家阿瑟·威利认为 斯坦因的行为，是对“敦煌书库的劫掠”，所以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对代表英国博物馆和印度政府的斯坦因表示万分愤慨。他说：“我认为要了解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情感的最好方法是去设想一下，假使一个中国古考学家来到英国，在一座废弃的寺院里，发现了中古时代文书的一个窖藏。他贿赂这里的看守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运到北京去，那时我们将作何感想。”
是的，斯坦因利用清政府腐败无能，无力顾及敦煌文物的事情，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再加上利用王道士的愚昧贪心，和蒋师爷这样汉奸式的人物，骗盗了大批文物，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行为。但还不止此，斯坦因离开敦煌以后，其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队”、“考察队”接踵而至，如法国的保罗·伯希和、日本的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沙俄的奥登堡等，也都曾用类似的骗盗手法，掠走了大量敦煌文物，致使藏经洞内数以万计的古代珍贵文物遭到劫难，四分之三以上的写本、绢画等流失海外。直到1910年，经中国学者强烈呼吁，才引起清政府的注意，下令将剩余的文书从藏经洞移出，运往北京，交付国家图书馆保管。但运送者监守自盗，又流失了一部分，而王道士也藏下一些准备卖掉，仍予后来的考察队以可乘之机。1924年，美国人兰登·华尔纳也曾来到莫高窟，用卑劣的手法从洞壁上剥离了二十六方珍贵的壁画，连同两尊精美的北魏和唐代彩塑一起盗走。1925年，他又打算重演故伎，被愤怒的敦煌百姓制止了，这才彻底断了西方伸向莫高窟的魔爪。因此，斯坦因罪恶行径产生的连锁效应对敦煌文物的流失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始作俑者实不能辞其咎。但也应看到事物的另一面，那就是，斯坦因等人的活动毕竟带有学术性质，而且推动了敦煌文物的研究。
藏经洞发现的古代文献、文物多达五六万件，从六朝、隋唐到宋代长达六百余年，其内容包括中国古籍、宗教经典、寺院文书、官私文书、文学作品、雕版印品等等；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各个方面，以及敦煌周边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经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文献使用的语言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突厥文等古代语言文字，这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文物之丰，涉及面之广，都是极为少见的。中、日、欧美许多学者争相据此从事各个方面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就是敦煌学。
最先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中国学者陈寅恪，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这个名词就从此沿用下来。敦煌学的最初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发现的文书及相关的问题上。后来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凡是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以及敦煌石窟的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历史文化等有关的问题，都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也是国际上的显学。
然而中国敦煌学者的研究却倍历艰辛。由于文献文物大部流散国外，有好些如俄国掠去的还长久看不到，中国学者只好远涉海外，抄录拍摄少量材料，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倒真像玄奘一样辛苦求经，然而求的却是原属我们自己的经！“礼失而求诸野”，陈寅恪就说过：“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种情况，一直到本世纪后半期才有所改变。而今天中国敦煌学者的成就，已为世界学术界所公认。
这就无怪乎国人对劫掠骗盗中国文物的外国学者的愤恨，尤其是那个劫夺骗取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斯坦因！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斯坦因盗取破坏中国文物的卑劣行径，中国学者刘存宽在《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一书序言里的一段话可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这段话的大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对中国西北的考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定历史现象。当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正是列强竞相掠夺的对象。外国考察队此时纷纷来到中国，为数达七十次以上，同这一历史背景有关。这些考察队有的是政府派出，以考察为名，进行间谍活动的；有的是属于半官方，兼有科学考察与替本国政府收集一般情报的双重使命的；有的与本国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考察的某些结果却为本国政府所利用。他们的考察也具有当时条件所赋予的时代特征，普遍地无视中国的主权，往往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就进入中国领土，任意发掘古代遗址，破坏并窃走大量文物，有的将石雕敲下，壁画切割，或用胶布粘下卷载而去。他们如此为所欲为，主要是列强在中国享有殖民特权的结果。当时中国政府奉行的媚外政策及其昏庸无知，毫无保护文物的意识与措施，也是他们能够得心应手的一个原因。他们的活动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为本国政府的侵华政策服务，他们的考察不可能是纯学术的考察，往往是搜集情报与学术考察交织在一起。
同时也应该看到，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外国考察队到中国活动，与当时国际上地理学、地质学、东方学、中国学(又称汉学)等学科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不可否认，外国学者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察，在我国西北部的地理、历史、考古、民族、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确实有所发现，甚至有重大的发现，他们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许多国家的西域史地学、中亚古代语言学及中外关系史等学术领域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的一些直到目前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此，我们在评价外国考察队的活动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有分析的态度，应当坚决揭露和谴责某些考察家在中国的殖民主义行径；同时，考察中那些确有价值的发现和贡献，也应当予以适当的肯定。对不同的考察队，也应分别具体情况，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正像刘存宽所说，事情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掠夺破坏，然而在这掠夺破坏的前提下又是贡献。这就是在当时条件下的历史，也是我们对斯坦因的考察活动和学术成就的一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