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人民共和国诞生目击记
作者：■张彦
我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49年9月2日。那时，北京和平解放已经八个月，然而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队还在南方一些地方负隅顽抗，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所以，我从香港来，还得坐悬挂着外国旗帜的轮船，通过可能遭到袭击的台湾海峡，然后在青岛登岸，乘火车抵达这里。当时，这里还叫北平，火车站也还在前门，就是现在的“铁路俱乐部”那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我们到达之时，各方面的代表正纷纷云集这座古城，准备参加为筹建新中国而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是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的。那时的怀仁堂，和今天的怀仁堂相比，简陋多了，也小多了，几百人就将会议厅塞得满满的。会场里面布置简朴庄重，气氛热烈非凡。来自各个方面的代表，正在这里为亿万人民办一件最大最大的喜事，正在书写中国历史新一章的开篇。济济一堂在这里共商建国大业的，许多都是载入中国现代史册的赫赫有名人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陈嘉庚……既有领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有南征北战的有功将领，还有那些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做出了贡献的有代表性人物，他们中间有国民党左派、民主党派领袖、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华侨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这既是庆祝革命胜利的庆功会，更是一个共商国是筹划未来的决策会。为了正在分娩问世的人民共和国，爱国统一战线各方面杰出人物，在这里齐心协力，各抒己见。由此而产生的，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包括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权，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副总理、部长和副部长中，都有民主人士，大家团结一致，和衷共济。真是一派建国兴邦、气象万千的大好形势。
自9月21日至30日，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极其民主而和谐的气氛。从共同纲领、政府组成到国名、国旗、国歌、国徽，无不是经过反复的讨论、按会议程序表决通过的。比如，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原本提出的是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直到最后一天的讨论，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张奚若提出置疑。他说，他和几位老先生都觉得这名字太长，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好。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何况，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于是，经过层层讨论和表决，终于采纳了这个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不能简称“中华民国”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筹委会条例中曾经在国名后加一括弧：(简称“中华民国”)。对此，有不同看法。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和林伯渠极为慎重，联名设午宴邀请30位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征求意见。这些跟随过孙中山闹革命的老人，有的对“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依然还有感情，但又不能不承认它已经被蒋介石长期的反动统治所玷污。反复交换意见以后，大家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中华民国只能代表旧民主主义，二者不能混淆，因此不能用其作“简称”。
能进入政协会场采访的，仅限于29名中外记者。其中，包括苏联塔斯社的罗果夫、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党报记者史巴诺和朝鲜中央通讯社的智龙成和李同建。作为代表香港《中国文摘》杂志的记者，我有幸在这里亲耳聆听到毛泽东主席声震宇内的名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时，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刻，许多人的脑子里都会翻开充满耻辱和苦难的中国近代史，浮想联翩，激动不已。我就是如此。而且，至今，一想起这句话就浑身是力量，充满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9月30日傍晚，政协会议最后一天各项议程完毕以后，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我们记者都早已等候在广场上，参加仪式的代表们的汽车到达时天已经快黑了。整个气氛庄严肃穆。周恩来主持宣布奠基仪式开始后，全体脱帽默哀。然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了长达一百余字的碑文，并举起铁锨铲起了第一锨土为人民纪念碑奠基，各个领导人也随之鱼贯铲土奠基。这座为纪念1840－1949年间为我国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巨大石碑，1952年开始兴建，1958年竣工，高达37.94米，碑基面积约3 000平方米，四周围绕着两层汉白玉栏杆，碑型庄严雄伟。碑的正面刻着毛泽东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刻着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手书的碑文。碑座四周镶嵌着反映我国近百年来革命历史的巨大浮雕。几十年来，这里已成为全国人民缅怀先烈的庄严圣地。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标志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新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举世所瞩目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这一盛典，各项准备工作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训练参加阅兵仪式的各兵种部队，准备好要放的礼炮、礼花，城楼和广场的会场布置，保证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顺利升起，以及组织30万群众参加庆祝而有条不紊，所有这些都自上而下层层有专人负责，而且不断检查。在那时，对我国而言，这一切都是头一回，没有经验，但又不能出一点差错。为了这个开国大典，不知有多少人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也不知有多少才华出众者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作为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的聂荣臻将军，为此而呕心沥血，可想而知。直到10月1日天蒙蒙亮，周恩来总理还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作最后的检查，然后又来到广场审视了整个布局。
这一天，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八盏宫灯，八面巨大的红旗迎风飘扬，使古老的城楼焕发出媚人的青春。显然，对她来说，从今天起，她将迎接一个新的时代。当时还没有电梯，登上城楼，都得一步一步迈上那古老的台阶。每一个登上城楼的人，都是那么意气风发，心花怒放，大概谁都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特别是那些历经枪林弹雨的将领们，这时候恐怕更是感慨万端。当毛主席、朱总司令、宋庆龄副主席沿着台阶走上来的时候，只是笑着举手和大家亲切打招呼，并没有人组织什么夹道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下午三时正式开始。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那使人激昂奋进的旋律第一次以“国歌”雄姿响彻云霄。毛泽东主席通过按电钮，升起了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与此同时，鸣礼炮28响。接着，毛主席又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历史，此时掀开了新的一页。
所有这一切，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传遍了祖国大地。这还是我国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现场直播，担任播音的就是最优秀的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岚。如今，重放当年的录音带，还能听到丁一岚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顶点，开始在人民首都的上空迎风招展。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可能只有今天的一半大。长安街也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那么宽，广场的东西两侧还立着两个“三座门”，阅兵时的部队和游行的队伍都得通过它才能进入广场。如果论条件，那当然昔非今比，尤其是不能与即将举行50周年大庆的崭新的天安门广场相比了。然而，那毕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当家作主庆祝自已的胜利，人们情绪的高涨不是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金秋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这一天秋高气爽，景色宜人。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广场上。阅兵开始了，八一军旗由四名精干的士兵护卫着，后面紧跟着是在师长、政委率领下的步兵分列式，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来了，给城楼上向他们招手的贵宾们行注目礼。六十个步兵方队，有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山炮、火箭筒……这支钢铁的队伍是从血与火中走过来的，经历了十几年的冲锋陷阵，今天终于走到了天安门城楼下显示军威、接受检阅，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阅兵仪式进行得威武雄壮，广场两边的长安街上也都站满了人。我举着相机，在天安门城楼上下来回跑，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几乎每一个镜头在我看来都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令我特别兴奋的，是拍那坐着军车接受检阅的雄赳赳的解放军持枪战士。这些徐徐开来的军用卡车，一辆辆以绿白两色漆得锃亮，但仍保留着引人注目的标记“MADE IN USA”(美国制造)。这得感谢替人民解放军担任“运输大队长”的蒋介石，是他在战场上给送来了这些漂亮的战利品。当装甲车过来时，天空中突然热闹起来，十七架飞机呼啸而过，有人甚至看见了银白色机翼上的红五星。这时候，广场沸腾了。几十万人挥舞着帽子、手帕、围巾，手上的报纸。毛泽东主席也挥舞着手臂，向天空地上的立体阵容欢呼。群众游行开始时，已是傍晚，人手一盏亮堂堂的红灯笼在欢呼声中挪动着，腰鼓声、口号声、歌声，响彻全城。从天安门城楼上望去，好似一条金光闪闪的红丝线正在为这人民的首都编织着一身无比华贵的锦绣晚礼服。这样壮丽的画卷，我这一生中就未再见过。
开国大典迎来的不仅是一个新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迎来了一个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每一个那时的过来人都有的最深刻的感受，而且永志不忘。我当时工作所在的“国际新闻局”，是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对外宣传机构。要论物质条件，当今的年轻人恐怕未必相信革命胜利了还那么苦。初期，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干部每人每月发相当于若干斤小米的钱作生活费，都住在分配给你的宿舍里，冬天可以领棉衣棉帽御寒。但是，当时，有一条看不见、然而强有力的“法”，在左右着社会的风气。那就是：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且说到做到。比如，在我们当时这个从事对外报道的涉外单位，从海外满腔热情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知识分子，可以享受在食堂里吃“小灶”或“中灶”的较优厚待遇，而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则只能在“大灶”席上啃窝窝头，喝小米粥。在分配宿舍时，党员干部同样也总是住得最差。奇怪的是，很少听说有人为这种事不满，或者发什么牢骚。那时候，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大家一门心思想的都是如何把工作搞上去。拿我们这些搞对外报道的来说，一切都是为了给新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其他都是次要的。不分节假日，一天到晚想的做的就是这个，心情感到特别舒畅。那一阵子，领导与被领导虽然有分工的不同，但却不存在森严的等级观念，的确像革命歌曲里唱的那样，“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都不习惯于官称。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眷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