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1期
同心相知 同志相从
作者：■寿乐英
几年前，我曾写了篇《小平会五老》的小文，记叙1979年1月17日小平同志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古耕虞五位工商界代表人士和民建、工商联两会领导人的情况。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据说有二三十家国内报刊转载，可见各界对此事的关注。当时限于篇幅，许多情况未能详述，总想有机会再讲一讲。看到有些报刊传闻不够准确，也想予以订正。近几个月来，我对此事进一步进行了采访，还查阅了有关档案、史料。今年是这次历史性会见的二十周年，特写成此文奉献给广大读者。
“小平会五老”的来龙去脉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时，现代化建设的航船重新起锚，百废待兴。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运筹帷幄、日理万机之时，想到了向民族工商界的老朋友们问计。从会见的谈话内容来看，当时小平同志考虑较多的是建设的资金问题、人才问题、项目问题、管理制度和方法问题、经济政策问题。
民建、工商联方面，经过十年浩劫，于1977年10月恢复工作，年底建立临时领导机构。随即向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工商界比较集中的省市，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了解原工商业者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生活现状，了解落实政策的有关问题，然后整理上报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党政部门。仅上海一地，就召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原工商业者300多人。
1978年的十一、十二月份，分别由胡厥文、胡子昂领队，民建、工商联在成都召开有四省五市地方组织参加的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有八省九市地方组织参加的工作座谈会，研究了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工商界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探讨了这两个组织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
估计小平同志通过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等渠道，对这些情况均有所了解。
下面再对五老的情况做些介绍：
胡厥文，时年84岁，民建中央副主委、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从20年代起陆续创办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黄渡电灯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公司等企业，任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将工厂内迁，生产大量军需民用产品支援抗战，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理事长。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自动申请新民机器厂实行公私合营。
胡子昂，时年82岁，全国工商联副主委、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从30年代起与人筹组中国兴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重庆华西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华康银行等一批企业。抗战胜利后，利用重庆市参议会议长等“社会贤达”身份，积极参加反蒋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将自己经营企业的全部股票和部分房产无偿交给国家。
荣毅仁，时年63岁，全国工商联副主委、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父亲荣德生与伯父荣宗敬1900年开始创办企业，在20年间建立了以兄弟二人资本为中心的茂新、福新、申新三大企业系统(即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及其他一些附属企业。至新中国成立时，其企业总数已达40余家。荣家企业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被毛泽东称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首户。30年代中期，荣毅仁参加家族企业工作。1954年，担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的荣毅仁，代表荣家向政府提出，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申请公私合营，次年获准。这以后，他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周叔**，时年88岁，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全国人大常委。他从20年代起参加其四叔周学熙主持的周氏实业集团工作，先后任唐山华新纱厂、天津华新纱厂经理，抗战胜利后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1954年企业公私合营，他将全部定息上交国家。从1950年起，连续16年担任天津市副市长。他还是我国著名的善本收藏家。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将所藏5600余种、34000余册善本书籍捐献给国家。
古耕虞，时年74岁，全国政协常委、对外贸易部顾问。他从20年代中期参加其父亲经营的古青记山货庄的工作，并将这个山货庄逐步发展成触角伸向全国的猪鬃出口托拉斯。抗战胜利后组建四川畜产公司，任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经他要求，四川畜产公司在大陆机构与国营中国猪鬃公司合并。1956年，他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
“耳朵”·记录·建议书
1979年1月17日，胡厥文照例很早就起床了。他活动活动腿脚，打了两遍太极拳，就坐下听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耳朵背，总是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
吃过早饭，他照例在书房中铺开纸笔，练了几张大字。8点，秘书陈训淦准时来上班了。不一会儿，电话铃声响起，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请他9点准时到人民大会堂。
当时胡厥老年事已高，虽身体尚属康健，但耳朵的功能退化得厉害，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开会时需要秘书帮他听、记。但是有几次人大常委会开会，陈秘书被警卫人员挡了驾。胡厥老为此很苦恼，因为他把参加人大会议当作参政议政的大事，是要说真话、办实事，而不是仅仅当个摆设的。
后来，有关方面了解了这一情况，杨尚昆同志亲自找到陈秘书说：“我已经关照过了，特许胡厥老开会时带秘书。”胡厥老笑了，开心得像个孩子，他揪着自己的耳朵对陈秘书说：“你是我的耳朵，耳朵!”
这次，陈秘书还是有些不放心，就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打电话，请示自己是否可以同去。过了8点半了，还没有回音。胡厥老果断地说：“你不要管，跟我走。”
两人一起上了小汽车，那时北京街头还少有堵车的事，从胡厥老住的新街口外大街到人大会堂，只用了十来分钟。
事实证明，胡厥老让秘书同行的决定是英明的。因为当时除陈秘书外，没有第二位工作人员在场，会见的双方都专注于谈话本身，没有谁来得及做记录。只有陈秘书忠实地履行了秘书的职责。这样，在民建、工商联的档案中才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谈话记录。就是凭着这份记录，第二天即向民建、工商联的领导层作了传达。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部门也据此传达、贯彻了小平同志讲话精神。《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一文，也是依据这份记录整理而成。
据古耕老回忆，他是头一天下午接到通知的。他感到，要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向中共进言，为国家分忧，提出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想说的话太多，时间又很有限，怎么办?于是连夜做了准备。由他口述，他的九儿子和九儿媳记录整理，草拟了两份书面建议。一份对改进我国的外贸工作提出意见；一份建议中共中央给资本家即后来称为原工商业者的人们摘掉“帽子”。
共商国家经济建设大业
当天上午9点多钟，小平同志与五老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面了(有的报刊文章称会见地点在中南海，那是不准确的)。在座的中共领导人还有：乌兰夫、纪登奎、陈慕华、谷牧等。
小平同志与五老一一握手，简短地互致问候，就坐了下来。由于小平同志和五老中的胡厥老、胡子老、周叔老、古耕老都有些耳背，所以沙发的摆放也很特别，不是围成一个大圆圈，而是两排面对面靠得较近。
小平同志开宗明义说：“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老纷纷发表意见，小平同志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接着，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路：“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原工商业者在旧中国与外商做生意，积累了丰富经验，海外的亲朋好友也多，现在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他们觉得理应多出些力。事后，古耕老曾做了个风趣的比喻：“搞合资、合营就好比结婚，资本主义又娇又嫩的小姐要嫁给貌似五大三粗的共产党，脾气怕是不容易一下子投合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红娘，我看我们工商界做这个红娘倒是蛮合适的。”
对于利用外资、开展补偿贸易的偿还能力，当时有人担心。从谈话内容可以看出，小平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肯定做了许多研究。他列举了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石油化工、煤炭等行业，说这些行业的产品都是国际上感兴趣的，因而都具有偿还能力。他还特别谈到旅游业，认为我国地方大，名胜古迹多，只要扎扎实实地搞，可以创出50亿收入。他还谈了许多具体设想，如建旅游公司，整顿旅游区，解决旅游点交通、住宿和购物问题，搞旅游风光电影片，生产旅游纪念品等；连开发旅游区的收益中央和地方怎么分成，他都想到了。小平同志希望工商界推荐人才当旅游公司的经理。
荣毅仁根据接待外宾的实践反映情况：“有的美国人很想来，但是现在美国大公司到中国来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大老板们来，面对面地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使他们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从国内讲，各部门、各地区对引进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需要协调。一个西方大公司来，许多人都去找他，他的尾巴翘高了，要价也就高了。”
古耕虞说：“中美建交以来，每年都接到不少在美国的亲友来信，想为家乡效力，想来投资。我认为，只要搞出条例、办法，这件事一定可以做好。”
荣毅仁还对生产管理谈了自己的看法：“国家外汇有限，引进要快见成效就要搞好生产。搞好生产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工资制度，十几年不加工资怎么能有积极性?我们过去办厂，每年都要增加一些工资的。有人说增加工资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我认为，只要生产搞上去，通货膨胀一点还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生产就不会搞好。现在有些机构，头头太多了。上海有家纱厂，在旧社会全厂只有30个职员，现在单政治处就有28人。人多了，画圈的人就多了，办事速度就慢了。”小平同志非常赞成荣的观点，他说：“现在多的都是动嘴巴的，人浮于事。人不要那么多，如何处理多下的人，是个问题。”
小平同志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胡子昂说：“工商界中，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全国至少有上万的人可以发挥作用。”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兴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应该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他希望荣毅仁减少些其他工作，摆脱些社会活动，集中力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些事，创出一条新的路子。
小平明确表态：给资本家“摘帽”
谈到发挥工商界的作用，自然就要讲到落实政策问题。五老都反映了原工商业者希望尽快摘掉资本家“帽子”的迫切愿望，并陈述了理由，古耕虞还递上了书面建议。
“摘帽”问题，说来话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实现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继续对原工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十年浩劫，许多原工商业者受到打击、迫害，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没有动摇。回顾这一历史过程，绝大多数原工商业者跟着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不太勉强地一步步走过来了。定息已经停止13年，他们已经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加紧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四天，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简称《八条规定》)。内容包括：退还“文革”中被查抄的存款、财物，恢复原工资，补发被扣减的工资，退还被占用的房屋，调整原工商业者的工作，改善有关的福利待遇，对他们的子女在入党、入团、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歧视，等等。这些规定很快向工商界传达了，受到热烈拥护。
广大原工商业者及其亲属渴望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但“左”的影响还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转的，头上的资本家“帽子”还使他们透不过气，直不起腰。
无锡政协组织一批科技人员到外地参观，有的原工商业者参加了，感到很开心。但回到企业，有人就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是资产阶级。”
杭州某工厂一个原工商业者，在车间劳动中设计了一种可以取代手工操作、降低劳动强度的工具，但有人讽刺说：“资本家还想用机器!”
上海一家大报登出一张某商店职工洗刷店面的照片。半个月后，又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照片上这两个人是私方人员，并不是职工。”编者接着做检讨：由于我们“采访作风不深入，政治责任心不强，造成了差错。我们诚恳接受批评。”这就是说，国营企业的“私方人员”(即原工商业者)还不能算国家职工。
凡此种种，现在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当时可动不动都是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调动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摘帽”问题刻不容缓。工商界代表人士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悟出了个中道理，小平同志从改革开放的总棋局中看准了这一着棋。
会见中，小平同志明确表态：“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会见五个月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给资本家“摘帽”：“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广大原工商业者及其亲属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庆贺党为他们“脱帽”(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冕”(加劳动者之冕)。
当时，据有关方面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对原工商业者退还查抄的存款，恢复原工资、补发扣减的工资，再加上该领未领的定息，数额可能在10亿元左右。这在当时的国情、国力条件下，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民建、工商联两会在调查研究中就曾指出，要“帮助工商界正确对待，根据毛主席关于逐步缩短工商业者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的距离的指示精神，合理安排，勤俭持家，真正做到不影响社会，不影响子女，不影响改造，并发挥这部分经济力量的积极作用”。还提出可以组织投资公司，或办一些公共事业，如学校等。
一方面国家建设急需资金，另一方面工商业者手中会有一些钱，小平同志从全局的角度考虑了这个问题。他在会见中说：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
同心相知，共唱新长征的大戏
时间在十分融洽、热烈的气氛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看到小平同志那么真诚地听取意见，五老也就不拘束、不避讳了。双方像拉家常一样，常常是一人话音未落，一人就接上了。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时分，小平同志说：“先到此为止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吃顿便饭——涮羊肉!”
于是，大厅的屏风后面摆上了两个长条桌，金灿灿的铜火锅端了上来。火锅周围放着几盘羊肉，还有几个简单的小菜。五老都多次在人大会堂吃过饭，但这一餐饭，吃得格外有滋有味。
随着红色炭火的闪烁，白色水蒸气的升腾，再有那麻辣香甜的佐料拌着鲜嫩的羊肉下肚，大家的身上暖了，心里更暖了。
席间，古耕虞又递上关于改进外贸工作的长篇建议，用家乡话和小平同志细细摆谈起来。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餐午饭，诙谐地说：“我们是几个聋子，一只火锅，一台大戏。”的确，这次会见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帷幕。会见结束回到家中，五老的心情都很不平静。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殷殷厚望，感受到国家经济建设万马奔腾的可喜局面。他们庆幸，经过多年的企盼，终于在晚年迎来了大干一场的机会。
胡厥文说：“现在是工商界为国家、为四化做贡献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我们要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
胡子昂说：“祖国前程似锦，我们人人有份；新长征任重道远，我们人人有责。”
荣毅仁说：“浪费了十年光阴，一定要在今后的十年中追回来。”
周叔**说：“照这样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地做下去，中华振兴，大有希望。”
古耕虞说：“我不想对共产党说些门面话、好听话、空话，我要老老实实地既报喜，也报忧。”
中国自古以来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新时期的工商界与党是“同心相知，同志相从”。五老经过认真思索，各自开始用立足于个人实际的工作，来回报小平同志的嘱托。
胡厥文认为，自己的对外关系不是很多，而多年担任民建、工商联的领导职务，因此应把着眼点放在把工商界的人才、经验用起来这件事上。
20天后，胡厥老写出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准备即刻动身去上海发动、实施。恰在这时，医生检查出他的胃部长了恶性肿瘤。以他的高龄，是否施行手术?医生很有些犹豫。
胡厥老对开刀不开刀的利弊问得十分仔细，经研究决定先不开刀，用中医中药做保守治疗。但是，他连吃了三个月中药，肿瘤不仅未治好，还有所发展。于是再次住进医院，决定立即施行手术。结果，手术非常成功，但胃的四分之三被切除。
最近，胡厥老的儿子胡世华回忆：“我父亲在医院时总是说：再给我三年时间，我就完成任务了。而且先是不做手术，后来又坚决要做手术。当时我们都不解其意。后来帮父亲整理回忆录，才知道，原来他是计算着用三年时间就可以基本完成邓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了。”
医生的医术加上厥老的信念——不，应该说是厥老的信念加上医生的医术，使他赢得了不止三年，而是十年的时间!
胡子昂在会见后，立即奔忙于组织全国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他首先选择的是当时对社会稳定影响较大的待业问题。在当年6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他联合82位工商界的委员，提出了关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提案，一方面为国家献策，另一方面发动各级民建、工商联为安置待业青年开展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三年时间内，民建、工商联在自身组织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自办、合办、协办了3300多家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9万多名。
两位胡老还多次联名给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写信，依据各级组织调查研究的成果，报送了《关于设备维修和管理的建议》、《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关于恢复传统食品，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食品工业的新路的建议》等等，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许多内容都被有关部门采纳。
“二胡响，有戏唱”，这是当时党政部门和工商界对两位胡老作用的亲切称赞。的确，他们以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肝胆相照，以自己耄耋之年的率先垂范，带动全国工商界很快开创出一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新路子。
小平同志的会见，使荣毅仁感到知遇的满足，更感到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事后他才知道，这不仅是小平同志一人对他的厚爱，而且是一批中共领导人的共识。在此之前不久，小平同志和叶剑英、王震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一致认为，“要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人尽其才”，应该“请出荣毅仁这样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
按当时的情况，荣老可以到政府机构中去任职，但他觉得，以个人多年办企业的实践，以家庭搞实业的传统，再加上那么多海外亲友的关系，自己更愿意、更适合搞企业。经过反复考虑，经过与工商界的一些老朋友商议，最后，他决定创办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人办，甚至少有人听说的国际信托投资企业。
会见后一个月，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荣老当选董事长兼总经理。小平同志对他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另一位中央领导人说：“荣老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大干一番吧!”
荣老要在旧中国民族资本首户的业绩上，再创造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堪称第一的自建公司的业绩，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和中信公司经历了姓“资”、姓“社”的困惑，经历了新旧体制冲撞的烦恼……但他们左突右冲，扎扎实实往前走，终于闯出了自己的路子，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
到1993年，荣老当选国家副主席，因而辞去中信公司董事长职务。而这时的中信，早已从开始时的十几人发展成为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国际化的社会主义企业集团。拥有500多亿资产，几十家子公司，几百家投资企业，三万多员工。
同志相从，不负小平同志嘱托
会见后，古耕虞给自己的定位是：不能“唱”，只能“说”了。
所谓“唱”，就是担任企业的实际领导职务，真刀真枪地干，真喊真叫地吆喝。虽然他有几十年经营外贸企业的经验，虽然改革开放的形势非常诱人，但他毕竟年纪大了，精力、体力均感不能胜任。所谓“说”，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做调查研究，对发现的问题向党和政府提出建议。这对他来说，还比较得心应手。
1980年，他就自己多年的老本行——猪鬃出口向有关部门进言：当时国际市场猪鬃年需求量为40万箱，而我国年出口量仅16万～17万箱。怎样扩大出口，多创外汇呢?他认为问题首先出在国内的收购和加工上。宰一头猪，猪鬃的收益只有一角钱，因此，一半左右的猪鬃被农民丢弃了。他建议，提高收购价格，鼓励农民家庭和农村社队承揽猪鬃加工。
1981年，他提出发展长江航运的建议：为缓解运力紧张的矛盾，可允许交通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自行组织船队；“开放长江”，准许外国和港澳轮船公司进入长江各口岸装货，并在沿江口岸开办代理处。
1984年，针对民生轮船公司和沿江一批集体所有制船队的诞生，他又指出，要保证这些船队能够得到像供应国营船队那样低价的柴油；他们与船舶公司签订的造船合同，也应得到国家银行的低息贷款。
甚至到美国治病两个月，他也尽其所能，了解在美华侨、华裔知识分子的情况，回来后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提出发挥这部分人作用的意见。
几年下来，这些报告、建议、函件的底稿累积了厚厚一大摞。有人戏称，古耕老可以出一本大部头的书，当作家了。
五老中，周叔**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本不打算再担任企业的职务了，但天津工商界为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精神，筹备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他还是欣然同意担任了董事长。他曾动员一个早年搞过外贸的侄子来协助工作，只是因为这个侄子转行搞教育多年，自己不想再变动，此事才作罢。
他还不辞辛劳，躬身参加人大、政协组织的视察。新时期天津的一些大工程，如引滦入津、整修海河公园等，他都到第一线去看过，而且询问得非常仔细。
周叔老的双眼得了白内障，经过中医治疗，效果比较显著，他仍然坚持读书、看报。《邓小平文选》出版后，他很快通读了一遍。
在他最后一次病重住院治疗的前四天，他还挥毫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书法展览书写条幅，将人们常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郑重改题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新中国”。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1982年10月，他亲笔写下遗嘱，叮嘱身后不办丧事，不留骨灰。对于为数不算多的存款，他也决定全部上交国家，最后为经济建设出点力。
遗嘱写好后，担心老伴会有异议，就没有让她知道，而是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跟在京的儿子念叨了一下，径交长子周一良保存。1984年2月14日，周叔老与世长辞，遗嘱公诸报端：
“我平生无他长，只是不说假话，临终之时定能心地坦然，无愧于中。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赴(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投之沧海，以饱鱼虾，毋为子孙累。
“存款五年定期一万元、国库券一万五仟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临终之时对历史的最后交代，也可算是对小平同志嘱托的最后回答吧。
回首往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不正是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实践中，在党与党外朋友的共同探索、交流、奋斗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