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1期
鲍大可
作者：■资中筠
今年三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溘然长逝。四月朱基总理访美期间,在一次招待会上专诚向应邀出席的鲍夫人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对鲍大可为促进中美关系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使夫人和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
鲍大可(A.Doak Barnett)的确是位值得纪念的人物。无论是在学术意义上发展美国的中国研究(这里“中国研究”主要是指对近现代中国的现实情况的研究,以别于传统的着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汉学”),还是在一般意义上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在政治意义上促进中美关系,他半个世纪以来都作出了极为丰富的贡献,其地位应该不亚于在我国知名度甚高的费正清。我国国际研究界对鲍大可的名字是熟悉的,但是圈外可能知之不多,至今我国还没有对他的系统介绍。他是笔者因工作关系有所交往,进而建立私人友谊的美国学者之一。多年前我就想写一些专门介绍,为此对他进行过专门的晤谈,他也慨然提供了许多个人资料,但是因种种主客观原因拖了下来,只在几年前一篇介绍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的文章中简单提到他。不曾想,这一我们双方的心愿竟未能在他生前完成,只有到死后弥补,实在遗憾。
全家“聚焦”中国
鲍大可1921年生于上海。许多他那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身世都有类似之处:父母是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度过童年和少年,然后回美国升学。难得的是,鲍氏全家两代及其配偶都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老鲍乃德(Eugene E. Barnett)1910年来华从事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三子一女都生在中国,鲍大可最小。其长兄罗勃特·巴奈特(Robert Barnett)与笔者也有交往,他在约翰逊政府时曾任助理国务卿,也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贯促进派,直到1997年去世一直对中国怀着深情。他能拉大提琴,是在上海学的,曾告诉我,从30年代起他同时爱上了中国和音乐,终生不渝。他先后两位夫人的工作都与亚洲和中国有关;姐姐和姐夫是二战前在北平工作时认识而结合的,姐夫后来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三兄嫂是教会人士,被派到亚洲从事和平与民间友好工作,有一度常驻香港,我国开放后也常来内地。鲍大可夫人是唯一原来不属于“中国圈”的,但是与鲍氏结缡45年来早已经融入了鲍氏家族的“中国聚焦”,自己为此感到庆幸。
鲍大可于1936年随父母一道回国升学,1942年获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后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舰队服役,复员后回耶鲁继续学习,1947年获硕士学位,同时得到耶鲁东亚语言研究所的毕业证书。他毕业以后的工作经历很丰富:记者、教授、研究机构或“思想库”的研究员、政府或私人机构顾问等等,但都离不开国际关系和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中国是他终生的关怀——不仅是事业的中心,而且是个人感情的寄托。他一生都锲而不舍地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据《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说,在他临终前几天,他的学生,现在白宫任职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一译肯·李伯瑟)去医院探望他,当时正是所谓“核间谍”案闹得沸沸扬扬,中美关系又一轮滑坡之时,鲍大可想谈的话题只有中国。他对李侃如说,美国政府必须以长远的目光来对待美中关系,他始终坚信两国共同的利益大于矛盾。等李侃如起身告别时,他说:“我要向你说,肯,我(对中美关系)还是抱审慎的乐观态度。”这是他最后对这个问题的遗言,也象征着他毕生的追求。
鲍大可第一个正式职业是《芝加哥日报》驻中国和东南亚记者,因此他从1947年到1950年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目睹了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全过程。北平解放他也是目击者,写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其中不少为当时许多报纸所共用。这些文章直到1963年才汇集出版,题为《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可以说是在麦卡锡主义退潮之后的美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客观地反映那个时期中国的书。由于在中国命运的转折关头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在以后中美隔绝的漫长岁月中,他能比一般美国人持较为客观的态度;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在中国本身和中美关系的种种波折之中,他总是不丧失信心,保持“审慎的乐观”,这也与他解放前在中国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西方的“汉学”由来已久,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很少涉及近现代。美国的汉学起步较晚,19世纪的传教士做了一些译介工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作为一门专业发展起来,主要从欧洲传入,属人文学科,大多放在历史系,或另设中文课。其倡导者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眼界开阔、对世界文明有全面了解的知识精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中国一个是敌人,一个是盟友,对美国突然重要起来。美国人发现自己对这两个国家全然无知,才开始重视对近现代的东亚现实的研究,其中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并与国际关系学挂钩。这一过渡时期的中国学的奠基人是费正清。他把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纯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结合起来(他本人战时曾在美国驻华机构任职),并且创建了带有他的印记的中国学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或两代)中国问题专家,所以在美国有“中国学之父”之称。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带头人
鲍大可比费正清晚出生十几年,因缘际会,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带头人之一。在学术方面,费正清在大学属于历史系,鲍大可属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在政策咨询方面,费氏虽然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过许多见解,但是他生不逢时,是麦卡锡主义受害者之一,整个50年代受到美国政界的排斥,60年代又受到激进学生运动的抨击,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他年事已高,难有大作为。鲍大可则比较幸运,他活跃的时候,正是50年代末美国政府开始重视对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同时又是60年代初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开始考虑对华政策松动之时,所以在教学、出版和政策咨询多方面,都有他发挥才能的机会。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改革开放,他有机会经常来中国,与中国学术界交流频繁,与各界广泛接触,并能见到中国领导人,当然用武之地就更多了。这是说客观条件。更主要是他自己的学识、执著和勤奋,能在教学、著述、行政、政策咨询和社会活动各个方面都成绩卓著,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美关系学术和政策领域中一位不能绕过的人物。
鲍大可于1961～1969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与政治学系,讲授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外交、工业化发展等课程,也讲授美国与东亚(包括日本)的关系。他自己没有得过博士学位而为名牌大学教授,并为博士生导师,这在美国是很少见的。他在哥大期间共指导过60名当代中国的博士和硕士生,据他自己说是当时在所有大学的当代中国专业中人数最多的。他的学生中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例如中国人所熟悉的奥克森伯格和李侃如都当过他的学生,他们也像他一样教学、著述与政策咨询兼顾,并且都先后任职于白宫。奥氏和鲍大可的其他学生都向笔者谈到过,鲍大可一贯主张不能只为兴趣研究,而是要学以致用,对中美关系作出贡献,他们选择走政策研究的道路多少与他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鲍大可又主张研究中国要全身心地投入、全面地了解,不是只注意狭隘的政治问题。李侃如曾不止一次讲过一件有趣的轶事:在他刚开始做鲍大可的学生时,有一次,老师请他到中国餐馆吃饭,他表示对中国菜吃不惯。鲍大可正色对他说,你要想好了,如果打算以研究中国为专业,你就必须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并对它有深厚的兴趣,连中国饭都不接受,遑论其他!待笔者认识李侃如时,他对中国饭即使不算美食家,其欣赏水平也已不亚于一般中国人了。
除了直接的教学育人之外,鲍氏的贡献还在学科建设和研究项目的组织。如前所述,美国近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是费正清。但是与当代现实更加紧密联系的中国研究,并在全国各大学普遍开花,鲍大可有开创之功。1958年,美国受到苏联卫星首先上天的刺激,感到有必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由国防部拨巨款资助各大学开展对包括中文在内的“关键语言”的教学,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与此同时,当时美国最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也把国际关系作为其资助重点之一,鲍大可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自1959至1961年应聘到其“国际培训和研究项目”任职。福特基金会有关中国项目的基本设想和政策就是他起草,经董事会通过的。在这两年中,他起的作用是帮助福特基金会与哈佛、哥伦比亚、伯克莱(加州)、华盛顿(州)、密歇根等一批名牌大学合作,资助其发展中国研究项目,这些大学的著名中国研究中心就是从那时建立起来的。同时,又与其他一些中国问题学者共同策划建立加强中国研究的全国性组织,例如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等,后来这些组织在中国开放以后的学术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到东京、南韩、印度和台湾地区帮助福特基金会建立或推动当代中国大陆研究。1961年以后,他不再在福特基金会正式任职,但仍然经常为基金会有关中国的项目作顾问。
推动中美关系松动的 重要步骤都有他的印记
不过鲍大可最突出的成就还是在政策研究和咨询方面,他的主要著作也大多与此相关。这类工作通过在著名的“思想库”担任长期或短期研究员(如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承担重要的政策研究项目、作有关机构的中国问题顾问、应邀到国会有关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作证以及直接在政府所属部门任职(为期很短)来进行。挂名虚衔不算,他担任过的实质性职务,或经常参加其活动的美国著名全国性学术团体、政策咨询机构、有关国际关系或东亚研究的权威性杂志(如《外交》、《亚洲概览》等)就不下几十种,很难一一列举。大体上,自50年代末美国对华决策开始考虑松动以来,在每一个转折点的重要政策讨论中都有鲍大可的印记。他的同行都认为,他对美国对华政策无形中所起的影响远超过他有形的职务。
如本人十多年前在《缓慢的解冻》(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一文中提到,至少在尼克松访华前十年,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在精英舆论界作转变对华政策的准备。鲍大可是推动这一舆论的先驱者之一。他于1958～1959年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任全职研究员时写了《共产党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一书,于1960年出版,引起了轰动效应,被《纽约时报》列为1961年250本最佳图书之一,100本推荐的暑期读物之一。该书一再重版,到1977年已销10万册,居“外交委员会”有史以来发行的书之首。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关注,是因为它刚好在美国朝野都朦胧地感到有必要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之时,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有说服力的论据。这是在麦卡锡主义刚刚退去,中国的话题开始走出禁区而仍步履蹒跚,重审对华政策呼之欲出之际,既是得风气之先,又起了引导风气的作用。
紧接着就是由“外交关系委员会”主持,福特基金会资助46.5万美元的一个大项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这是到那时为止有关中国问题规模最大、最全面深入的研究项目,实际上得到美国政府的赞许。从1962至1967,为期四年,共出版了八本书,涉及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还有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等等。这些丛书的内容和基调都空前的客观,落脚点都是美国应该重新审议对华政策,无论从主观或客观上,都是为美国松动对华关系作准备。鲍大可是这一项目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后来委员会的主席布伦姆去世,鲍就成为项目的实际协调人。丛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一些权威性的报刊都给予肯定性的报道,从此,“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已经不是大逆不道的命题了。
再接下来是著名的1966年“富布莱特听证会”。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是最有威望的开明派,当时在主张美国承认新中国方面是走在最前面的。他于1964年曾发表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长篇演说,明确提出“实际上并没有‘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大陆中国”,这在当时的美国可是石破天惊之论。1966年,他主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了历时三个星期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其中心议题是就美国现行对华政策——遏制与孤立——展开辩论。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原来的政策依据,主张正视中国现实,改变政策。鲍大可在这次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建议,随后以此为题公开发表文章。这种提法,今天我国读者看起来不大舒服,但在当时是对原有政策的否定,前进了一大步。因此受到右派的攻击,称他为“红色中国的游说士”,是“鼓吹安抚红色中国的最多产的作家”。鲍的建议代表了当时美国政界能够接受的上限,实际上成为美国在走向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政策取向。
以上是在中美关系松动之前,酝酿期间,几桩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事,鲍大可都参与并起了主要作用。以后仍然如此,在每一个中美关系的转折点都能看到他的意见和作用。略举几个例子:
1966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鲍大可是创始人之一。这一组织现在我们不少人都很熟悉,不论是在中美建交之前还是之后,在两国交流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咨询方面都是重要的促进派;特别是在中美建交之前,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介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作用无可替代。它的第一项重大活动是1969年一场学者与各界人士混合的大型讨论会,民主、共和两党关心中国问题的参议员也在与会者之中。鲍大可时任该委员会的理事长,实主其事。这次会上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总的倾向是不能无视“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会后鲍与赖肖尔共同主编了《今后十年的美国与中国》,于1970年出版,刚好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一年。是否有意配合不得而知,至少在客观上起了为这一行动作舆论准备的作用。
锲而不舍地促进建交和改善关系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的国内原因,最初的发展势头没有如人们预期那样继续下去,正式建交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如何打破僵局,是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鲍大可在此期间除多次应邀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发表意见外,还写了两本重要的著作,都是1977年出版的:《中国与主要大国在东亚》和《对华政策——老问题与新挑战》。前者是分析美国与中、日、苏在东亚的相互关系,是从战略角度谈美国应该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以利于在东亚的战略平衡;后者是提醒美国政府,中美关系夜长梦多,不进则退,退则对美、对整个局势都不利,敦促美国政府抓紧时机实现正常化。这本书重点有二:一是论证“在最近几年中改善美中关系是必要的、有益的、可行的”——应该说,这一大前提不仅是在当时,而是常年贯穿始终于鲍大可的对华论述中;二是在分析双方利害得失、可能性和灵活的限度的基础上,提出具体政策和操作步骤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建议与两年后卡特政府与中方建交时所达成的协议几乎完全吻合。特别是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中的两个难点:一、中国的原则立场是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能承诺排除非和平手段;美方则坚持必须和平解决。二、美国不肯承诺停止售台武器,中方认为这是干涉内政。对第一点,书中建议的方案是各自发表声明表明立场,但取得默契互不驳斥;对第二点,书中建议只有挂起来留待以后再谈,并且预言,这样做法日后会带来麻烦,但是与其让这个问题无限期妨碍建交,不如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如此。这本书出版时还是福特当政,笔者曾经当面问过鲍本人:卡特或参与中美建交谈判的决策圈中人有没有受他这本书的影响?他只微笑着说,也许是不谋而合呢,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但我想他曾是卡特总统竞选班子中外交政策组亚洲组成员,为卡特起草有关政策口径和讲话稿,总该会发生一定影响的。其实鲍大可与实际决策的这种“说不清楚”的“不谋而合”决不止这一回,只不过这回特别突出,在细节上都这样一致,至少可见他的预见性。
1981～1982年,中美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开始艰难的谈判,果如鲍大可所言,这是当初不得已而留下的麻烦,这个麻烦至今仍未了结。当时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台湾急切要求购买FX战斗机,中方坚决反对,认为这意味着实质上的升级,美国内部则意见分歧。此时正在布鲁金斯学会任研究员的鲍大可出了一本小书,题为《FX决策:美、中、台关系的另一关键时刻》,指出:这一问题看来小而具体,关系却十分重大。书中论述了在这一问题上三方的利害和立场,结论是美国不应售台FX,但可变通,为台湾已有的F5E进行技术改进。最后里根政府决定不售台FX,使中美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受到建交以来最大的一次挫折。加以当时的国际大背景,美国再次掀起了重新审议对华政策的辩论,而这次是朝相反的方向,迫使美国对华政策倒退的压力一时之间异常强大。与以往历次中美关系的转折阶段一样,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义不容辞,举行了各种大小联席会议,讨论如何看待中国,美中关系向何处去。这些会议,鲍大可当然是不可少的人物。如果说,以前几十年中多数中国问题学者是对华关系的促进派,一般走在政府前头的话,那么此时在学者中却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对布什政府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的政策不满,批评他对中国“太软”的也大有人在。鲍大可的态度一如既往,没有动摇。他与一部分学者在主张批评中国政府的同时,坚持以下几点:中国政权是稳固的,不会像苏联、东欧那样垮台;一个得到有效治理而不是被孤立以致于不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和广大国际社会的利益;贸易关系、文化交流应当继续;美国不应被拉入中国内部政治斗争。在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情绪最激烈时,这部分人主张有条件地保持与中国的关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避免采取以后难以转弯的行动。从一开始,鲍大可等人就反对取消最惠国待遇。他们开始属于少数,受到一部分知识界和舆论界的攻击,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意见逐渐成为中国研究界多数的共识。在1989年下半年举行的这类讨论会产生了几篇有分量的报告。其中鲍大可执笔的一篇题为《美中关系:一份代表政策共识的报告》,由他当时任职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行。
以上只是举其大者。事实上,在漫长的几十年中,鲍大可几乎每年都或长或短地对中国本身或中美关系发表意见。在著述方面,他是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称得起著作等身。可以不夸张地说,从1950年到他去世前不久,除个别年份外,每年都有著作出版或再版(他的书再版率相当高,有些译成中文、日文、朝文出版)。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13年后,于1982年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国际问题研究院任讲座教授,直到1989年退休。该讲座是专门为中国学设立的,鲍大可是第一任教授,同时也是该研究院的中国项目创建人和负责人。实际上从退休直到去世,他也从未停止过写作和其他各种活动。在他周围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沙龙,每星期轮流在各家漫谈。
基于深刻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对中美关系抱“审慎的乐观”
在这期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力作《中国的边远西部:四十年的变迁》,1993年在美国初版,1995年在台湾再版(英文),尚未见我国大陆翻译出版。这是一部688页的煌煌巨著,写内蒙、宁夏、甘肃、青海、四川甘孜(藏族地区)和云南。作者在1948年任《芝加哥日报》记者期间曾到过这些地方,1988年旧地重访。那是一个正式的考察项目,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他先在北京就当时中国改革的形势和政策进行采访和调研,然后以此为背景,分两个阶段赴上述各地考察,前后共5个月,行程17500英里。这本巨著就是根据考察所得的材料并与40年前的情况对比,写出了四十年的变迁。作者在最后一章的“反思”中,将他所见与40年前军阀割据的情况作了对比,提出几点他自认“深信不疑”的看法,大意谓:这些边远地区已经完全与内地统一起来,是完整的中国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并且事实上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1949年以前军阀割据下的统治者不愿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几乎看不到解放军,说明西方人一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靠军事统治的印象不符合事实;他预言中央政府将对这些地区采取温和而不是高压的政策,但是有一点也可以肯定,假设有任何危及主权完整的分离活动,镇压也将毫不留情;他认为今后这些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当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但大部分问题与内地相关联,也就是说这些地区人民的命运是和全中国改革的成败联系在一起的。
以上的概括不一定完整,书中不乏对中国政府某些政策和做法的批评,对当地存在的严重问题也多有表述。这里不可能对这样一本巨著作全面的介绍,但可以说,迄今为止,西方人写当代中国边疆地区,很少有这样深入客观,对它作为统一的中国的一部分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这样肯定和同情的。西方比较普遍的偏见是把边疆少数民族看作至今还在受压迫的民族,总是同情分离势力,无视当地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有些人实际上是根本不愿看到这些地区现代化,而要保留供他们观察的原始社会的活标本和供欣赏的异国情调的“文化动物园”。鲍大可的取向与他们是大相径庭的。
鲍大可身兼如此多任而都有实绩(不是挂名),特别是在一般人看来难以兼顾的,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的同时而著述之丰,令人惊叹。在政策咨询方面,他有一个特点:几十年来锲而不舍地向积极方向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具体政策建议上总是比后来实现的先走一步,而又距离不太远。这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他运用圆熟,非一般人所能及。
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是基于他的信念。他首先是美国人,忠于美国,认同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并且是标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他属于学以致用、紧密联系现实那一类,所学又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他的主张都是从他所判断的美国最高利益出发。他从不回避或讳言为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为美国政府着想。他本人的倾向是民主党,不过作为专家学者,他又是超党派的,两党政府都借重他的学识和见解。从50年代末到90年代,他多次担任国务院有关东亚、亚太或中国的正式或非正式咨询小组成员,涵盖七届两党政府。他深信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必须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动摇过。他的政策建议之所以接近现实,是由于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而且知之甚深,所以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双方必争的是什么,可以让步的底线是什么。
对于中国的了解,他比一般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更加深刻之处,在于他的深厚的历史感——不仅是来自书本知识而且是来自切身经历。在《西部》一书的长篇序言中,他解释写这本书的动机时,竟把整个中国的近代史理了一遍。他说他在二三十年代见到的中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那时少不更事,还不能充分理解其意义,但是:“这些年代给我留下的对中国基本的、最持久的印象,就是一个在日益进逼的日本威胁面前为生存而挣扎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在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面前为现代化而苦斗的国家”。这句话道出了他对中国的理性认识和感情的基础。正因为他见证了旧中国的混乱、落后、贫穷和苦难,因而对中国人最深切的需要和向往,为实现现代化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给予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并且希望他们成功。由于他见过中国在最艰苦的境遇中挣扎的岁月,在以后中国遭受任何挫折时总是抱有信心。因此,在两国关系长期敌对、隔绝的时期,他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关注和希望;在关系好转,来往比较频繁的时候,他也没有抱太多幻想,期待中国变得“更像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和做法,他不可能赞同,有时也有公开批评,但从不是那种居高临下或深恶痛绝的态度。特别是近20年来,无论中国发生什么样的曲折,他对中国的改革始终抱有信心。他的一位学生曾对我说:鲍大可对中国人民最基本的坚韧不拔的内在力量有一种深刻的信念,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对中国的前途始终乐观,这是我们这些人自愧不如的。
不讳言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
作为学者和政策分析家,他的结论都基于冷静的观察和分析。但是他从不讳言,他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他热爱并崇敬中国传统文化。他家的客厅除去一套舒适的沙发外,家具、摆饰、字画全部都是中国的,而且都是好东西,表现了较高的鉴赏力。这种客厅在如今的中国如果有,也必定是凤毛麟角。不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和景仰是汇入前面所讲的,对中国现代化的关心和促进之中的,这与有些西方人单纯欣赏中国古董截然不同。他曾告诉我,在那中美隔绝的年代,他经常围着中国周边转,东南西北都到过,就是进不去大陆,特别是在香港隔海引颈而望,那滋味真难受,就像对一个心爱的人可望而不可即。所以1972年他第一次重返中国,那心情之激动可以想见;但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况,他的失望和伤心也可以想见。后来,中国又生机勃勃起来,他为之兴奋不已。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以近古稀之年,不辞辛劳,到中国物质条件最差的边远地区长途跋涉,而且用几年的时间写出这样一部大书来。他说多年来收集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一本书是写不下的,原计划写三本书,分为:最发达的沿海地区、中原内地、边远西部。考虑再三,决定先写人们知之甚少的边远西部。可惜后来健康开始恶化,那两部没有来得及写,赍志而没。我认为他的优先选择是对的。关于西部,能够既从相隔四十年的亲眼目睹,又以连续四十年对中国的追踪研究的背景知识来写成这样一本书的,在今天的美国恐怕没有第二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97年一个气候宜人的秋日。他们夫妇请我到家里午餐,又在那古色古香中国风味的客厅里度过了一个亲切愉快的下午。那时他已检查出肺癌,好像腰也有毛病,不过他还是很乐观,精神很好。听说我来了那么多次华盛顿竟没有去过他最喜欢的瀑布公园,夫妇二人一定要陪我去一次,先生坚持自己开车。瀑布公园果然野趣盎然,令人心旷神怡。没想到,那次同游竟成永诀!去年我又收到他一本谈中美关系的小册子,说明他在病中仍然写作不辍,执著之情可感。今年新年收到他一张贺卡,上面照例密密麻麻写满了难读的“鲍体”字——他给朋友写信始终坚持手写,从不打字——最后说还有许多话要说,准备给我写一封长信。我没有等来他的长信,却等来了他逝世的消息。更遗憾的是,我5月有美国之行,正喜有机会去探望他,翘首以待,却迟了一步。
今天,美国的中国研究还在继续发展,分科日细,新人辈出,其中也有孜孜不倦地为推动中美关系工作的,但像鲍大可这样一位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起过独特桥梁作用的学者,是无可替代的。鲍大可一生的业绩,对中美关系的贡献,当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尽述。作为他在太平洋此岸的一个朋友,并作为对美国的中国学有所关注的研究者,写到此处长吁一口气,终于完成了自己一桩长期的心愿,不仅为了追思,更希望能使尽量多的中国人了解他,记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