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1期
美军有过“绑架”毛岸英的阴谋吗?
作者：■王天成 龚杰 杨凤安
毛岸英作为彭总办公室成员首批入朝
1950年10月8日,有四件大事都在这一天发生:
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总与高岗乘飞机从北京赴东北紧急布置出国作战部队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被彭总批准,作为志愿军的一员,离开北京随彭总一起赴东北。
杨凤安回忆说,1950年10月4日,彭总在西安西北军政委员会主持研究大西北经济建设的规划会议,突然被紧急召进北京。10月8日,彭总电话通知,让我急速赴京。我到京后彭总已离京去沈阳、安东(今丹东),军委办公厅就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防(印章)交待给我,并安排我乘机到沈阳。14日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我同彭总见了面。这时我才知道彭总是临危受命,要率军出国作战。随从彭总先期到达的有:张养吾、毛岸英,总参谋部的成普、徐亩元、龚杰与警卫员郭洪光。我们组成了彭总临时办公室。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忙于彭总出国作战前的准备。
10月19日黄昏,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彭总因急于了解情况并与金日成首相会见,就带我和两名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随先头部队进入朝鲜。毛岸英和彭总办公室的其他成员则随十三兵团司令部一起入朝。10月24日,彭总与十三兵团首长及司令部会合,组成志愿军总部,彭总的临时办公室即改为志愿军司令部首长办公室。主任张养吾(11月19日回国),副主任杨凤安,参谋徐亩元、龚杰、高瑞欣(11月18日到朝鲜),秘书毛岸英(俄语翻译)。志愿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成普长住办公室负责作战事宜,还有保卫、警卫人员。办公室组成党支部,选举杨凤安为支部书记,毛岸英为党小组长。
彭总对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很体贴,特别是对岸英同志更为关心,曾多次提出要岸英跟他一起吃饭。岸英谢绝说,都是一样的饭菜,他与办公室的参谋们一起吃更好,更随便些。岸英同志平易近人,办公室的成员对他也很尊重,除俄语翻译任务外,办公室未分配他作战值班任务,但岸英同志积极主动地参与办公室的各项工作。
11月7日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金日成首相与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与彭总会晤,岸英同志首次承担翻译工作。他用流利的俄语向拉佐瓦耶夫翻译了彭总介绍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情况及发动第二次战役的计划。会谈结束后,当夜岸英即在办公室蜡烛下整理会谈翻译记录。
岸英同志根本未曾“查哨遇敌”
志愿军总部戒备严密,敌特人员很难潜入到总部附近。志愿军首长都有随身警卫员2人,还有保卫干事和一个内卫排专门负责保卫彭总和其他首长的安全。这些警卫工作统由杨凤安负责。另外还有一个警卫团,负责总部的警卫,昼夜在首长住地站岗放哨,由志司作战处杨迪副处长负责。毛岸英没有查哨的任务,他的一切行动只有彭总及邓华、洪学智与彭总办公室人员知道。按彭总指示,毛岸英只在彭总办公室附近活动。许文龙的文章说毛岸英全副武装,查哨时竟走出距总部五公里遇敌特工,这是根本不会发生,也根本不符合事实的。
11月24日夜,麦克阿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一夜,彭总与志司其他首长为研究敌情,掌握敌军动态,部署1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的诸多重要事宜,非常紧张。彭总办公室的全体成员,包括毛岸英在内,忙了大半夜才休息。龚杰同志回忆:当夜他在彭总作战室值班。下半夜大家休息以后,只有他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凤安留在彭总办公室。毛岸英、高瑞欣二人在志愿军政治部的山洞里休息,25日9时以后才回到办公室。当时他俩还未吃早饭,可是饭已冷了,他们热了饭还未来得及吃,就遇敌空袭不幸牺牲。龚杰说:24日夜我值班到天亮,志司附近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也没有接到附近有什么敌特活动的报告,更没有听到枪战声。许文龙文章称,11月24日晚毛岸英“查哨遇敌”,“浴血奋战”,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
麦克阿瑟不可能知道毛岸英行踪
许文龙在文中说:“1950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的助手惠特尼送给他一份电报,这是莱特森上尉发来询问绑架中共领袖之子毛岸英的行动何时开始。”麦说:“这个行动很不错。”“麦克阿瑟在积极准备对中朝军队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同时,精心策划了一个秘密突袭志司总部的阴谋。在他看来,绑架毛岸英是政治需要,而消灭彭德怀是战略上的需要。”“24日傍晚,莱特森上尉带领七八名美军突击队员和几名化装成朝鲜百姓的特务,正藏身在沟口的乱石堆里窥视……”接着就是所谓毛岸英遇敌浴血奋战的故事。
龚杰说,我当时是志愿军总部敌情研究参谋,主管美军情况;停战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经验总结,参加整理全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敌情通报、电报、档案以及我志愿军的电函;并在志愿军总部侦察部队工作过。1958年回国后,我一直从事军史研究特别是美军史研究,还参加过美国出版的权威史书《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等的翻译。1980年根据浦安修同志指示,我与杨凤安为编写彭总在朝鲜战场一书(已出版),又重新查阅中、美、苏、韩等国史料、档案、电文,也没有发现记载此奇闻大事的材料。志愿军总部的许多老同志,都对毛岸英殉难的事记忆犹新,但没人知道有此骇人听闻的所谓绑架事件。
当时志愿军的组织及行动是非常保密的。10月初,为志愿军出国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向毛主席建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为此,志愿军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彭总规定各部队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夜行晓宿,避开大路,隐蔽向指定作战地区开进。彭总还严格要求各级组织、成员对志愿军的一切行动,连亲人都不准告诉。毛岸英入朝更在保密范围之内。正是由于我军严守秘密的成功,1950年10月19日晚我26万大军突然进入朝鲜战场,犹如兵从天降,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这时麦克阿瑟动用一切情报机关想查明我军实情,仍以为我是象征性的出兵,不过五六万人,也不是什么正规部队。于是麦克阿瑟又狂妄叫嚣继续北进,统一朝鲜,答应士兵可回家过圣诞节。直到我军推进到接近三八线时,麦克阿瑟的头脑才清醒过来,才知道他的对手、统帅志愿军的是彭德怀。怎么会在半年多以前就有许文龙文中所称麦克阿瑟筹划“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事呢?
原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1950年11月13日志司开作战会议时,有位年轻的翻译也参加了讨论。会议开完后,我问作战处丁甘如处长,他是什么人?丁说不能告诉我,这是纪律。杨迪同志说连他这个作战处副处长都不能知道毛岸英在彭总办公室做翻译工作,敌人怎么会知道的呢?可见许文龙的“真实纪录”是不沾边的捕风捉影。
毛岸英不幸牺牲的真实情况
1950年11月中旬,志愿军党委常委专门开会,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彭总的安全和志司防空的问题。会议决定,志司机关全体人员于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彭总的安全由洪学智副司令员负责。25日拂晓前,洪副司令员急急忙忙来到彭总作战办公室,请彭总到山腰上一个防空洞内去办公。彭总倔强地说:“我不走。”洪副司令看劝说不行,也不顾彭总发脾气,拉着彭总就出了门。接着洪副司令喊:“杨凤安!把彭总的办公用品(毛笔、墨盒、电报稿纸)拿来!警卫员把彭总的铺盖卷起来,和行军床一起拿到防空洞里去。”邓华副司令早已在那里等候。三人进洞后,就研究第二次战役打响的时间及打响后如何向纵深穿插和实施包围迂回等问题。过了两个多小时,彭总叫杨凤安到办公室去问问前线情况。他刚一进门,敌人两架B—26轰炸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杨说了声“注意防空”,随即向成普副处长、徐亩元参谋询问前线情况。这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正在围着火炉热早饭。杨凤安问完情况准备回去向彭总报告,一开房门,看见又有敌机飞来,便喊了一声:“不好,快跑!”这时敌机凝固汽油弹已离机舱,有几十枚投在彭总办公室及其周围,乌烟冲天。成普和徐亩元以及彭总的两个警卫员从火海中跑了出来,成普面部受了轻伤。毛岸英、高瑞欣未来得及跑出,不幸牺牲了。
当时,杨凤安急速跑到彭总身边说:“办公室的人员,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脱离,看来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彭总听后顿时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尔后才喃喃地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慢地来到出事现场。彭总看着烧焦的尸体,心情十分沉重,显得坐卧不安,中午饭也没吃。他沉痛地说:“这事要报告毛主席他老人家。”于是,他亲自起草电报,电文说:
我们今日七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又返回房子内,忽然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
听说,周总理接到电报后,没有马上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报告毛主席,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告诉主席。彭总于1951年2月下旬回京向毛主席汇报朝鲜局势及请示今后作战方针时,最后提到:“岸英同志于去年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的当天,遭敌机轰炸不幸牺牲了。岸英的遗体……”没等彭总说完,毛主席说:“志愿军的英雄儿女与敌人浴血奋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也是牺牲的千百万烈士中的一员,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女就特殊。哪里黄土都埋人,岸英应与千百万牺牲的优秀战士一同葬在朝鲜的国土上。”
许文龙文章说,是“成普和毛岸英连推带搡着,将彭总架到防空洞”,“毛岸英见彭总进了防空洞,这才松了一口气。”还有“一个朝鲜妇女,不肯隐蔽”,“猛地从怀里掏出信号枪,朝天‘砰砰砰’打了3颗信号弹,然后拔脚狂奔”。我们目睹现场,根本没有此事,这全是作者自己胡乱编造的。当年与毛岸英、高瑞欣在彭总作战室共过事及在志愿军总部工作过的战友们一致认为:这篇所谓“真实报告”,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99年5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