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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
作者：贾兰勋
出访归来
1966年的3月份,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回访西亚各国。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开始做出访的准备工作。3月8日,我们从北京起飞,先到新疆乌鲁木齐适应气候(因为第一站是访问阿富汗,从这里过去)。整个行程包括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东巴和西巴那时是一个国家,东巴即现在的孟加拉),前前后后一共是40多天。就在这40多天里,国内政治生活发生着变化,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后来有名的《五·一六通知》。
4月中旬,访问最后一站缅甸后,回到昆明。当时少奇同志对光美同志讲,中央叫咱们在这里休息一个礼拜,让外交部的人先回北京。休息一个礼拜以后,咱们转转云南我们的大三线工程试点。
这个计划刚刚安排好,我记得是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少奇同志吃过饭,又吃了安眠药准备睡觉,突然接到主席的电话。主席要他马上到杭州,出席紧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不及休整,也没时间细细欣赏春城美丽的风景,我们又随少奇同志从速起程,赶赴杭州。为了保密,飞机停在上海,改乘汽车赴杭州。
在由昆明去杭州的路上,光美同志对我说,我们由国外带回来的水果,到杭州后分别送给常委们尝一尝。另外特别对我说,少奇同志叮嘱要送给彭真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一份。
到了杭州后,当我往彭真同志处送水果时,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我问警卫局的李树槐副局长,他告诉我:“住在西泠饭店的四层。你去了以后,什么都不要问,看到的也不要对别人讲。”当我到了彭真同志的住处,整个一层楼静静地,没有一个人。我见到彭真同志的卫士孙孝连同志后,他惊奇地对我说:“我的天!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来这里!”我说:“这水果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叫特意给彭市长送来,请他尝尝。”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态,我放下水果,也没有再说什么话,孙孝连同志忙说:“谢谢了!我不送你了,你自己走吧。”这种情形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我非常吃惊,心想太严重了,究竟出了什么事?走下楼来,在回去的路上,我还反复思考李树槐同志对我说的话,一时疑惑不解。
把从国外带回的水果分送常委,体现了少奇同志细腻、真诚的性格特点。特别叮嘱送彭市长一份,也可以看出少奇同志与彭真同志之间一种深厚的革命情谊。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仅仅在他出国访问几十天的时间里,昔日的战友、工作伙伴一下子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恐怕是少奇同志始料不及或者说是深感惊异的。
1966年4月中旬,毛主席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少奇同志赶到时,会议已接近尾声。杭州会议上主要是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问题,当时,由陈伯达、康生一伙起草,点名批判彭真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由毛主席修改定稿。后来我们知道,在1966年的3月底,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时,就已经对由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并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表示不满,批评它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并对北京市委也提出批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就在这次杭州会议上,点名批判彭真同志后,决定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也初步确定。此后不久,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以文化革命先锋、旗手的姿态浮出水面,跳到前台,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恣意妄为,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惨案。以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一批革命领袖、开国元勋,被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栽赃,纷纷中箭倒下,惨遭凌辱与迫害,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连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巨浪又使多少人失去理性,多少家庭一夜间面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等我们4月底回到北京,北京的气氛跟以前就大不一样了。主席仍不在北京,少奇同志与周总理、小平同志主持一线工作,这使他不得不处在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前沿位置。这一时期,明显感觉少奇同志比以往更加繁忙,召集中央的有关会议,听取一些单位和部门的情况汇报和工作意见,查看、批阅这一时期的各种文件资料,一桩桩,一件件,办公桌上都摞成了小山,本来就缺少规律的饮食和睡眠更显紊乱了。望着少奇同志奔波忙碌而不知疲倦的高大身躯,我们都有点替他吃不消。
作为贴身卫士,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少奇同志的安全,照顾好他的日常起居。这时,我们只有更细心、更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尽量为他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比如,少奇同志批阅文件时多用铅笔,我们就及时削好一摞备用。少奇同志工作讲究效率,讲究秩序,只要他一按电铃,我们就迅速进去,送上新的,撤下用过的,不需言语交代。出门开会,我总记着多带几包茶叶,因为少奇同志常常睡眠不够,有时要靠浓茶提神。少奇同志办公有个习惯,即在睡觉前,还要把一部分文件拿到卧室,用相当一段时间继续批阅。值夜班时,我注意到,本来就关得很晚的卧室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
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由于长期繁重的工作,少奇同志要靠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后来仅靠安眠药都不行了。为此,我们也曾想尽办法,最后“发明”了一招——找来一种浓度很高的绍兴米酒,配合安眠药的使用。这个时候,少奇同志晚上都要喝两次,才能保持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惟一作为调节身心的晚间散步,也不像以前那样雷打不动了。在护卫少奇同志散步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的脸上时常现出凝重和沉思的神情,脚步也不似从前那么轻快了。少奇同志一贯以稳健沉着著称,但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那段日子,焦虑烦躁的情绪也不时困扰着他。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彭真同志被免职。提交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在5月16日通过时只字未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不民主的现象使少奇同志隐隐有一种不安。而这次会议与以往惯例大不相同的还有,会议情况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主席请示汇报,而以前都是由主持会议的少奇同志直接向主席汇报的。一时间,康生等人成为远在外地的主席了解中央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此后,《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和处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情况也开始在社会上不胫而走。
联想到早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到后来开始的对“三家村”的大加挞伐,以及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言论”的定论,人们逐渐感觉到在文化领域正在涌动的波澜,这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曲。作为中央首长身边的卫士、身处中南海国家中枢所在地,我们和社会上的人们一样,也明显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暴来临前的沉闷和紧张。
从这一时期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一些会议、公开场合发表的一些讲话,可以看出,他除了抓紧了解自己出国这一段时间内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变化外,再就是努力按照4月杭州会议和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去办,他希望能尽快领悟主席的思想意图并能跟上节拍。但现实的情况则并非向他的良好愿望发展。
国家主席的困惑
翻开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人们都不会忘记发表在显著位置、赫然刺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以极富那种所谓时代特色的高亢语调和攻击性语言号召人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傍晚时分,人们又从广播中听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气势汹汹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篇社论和大字报的出现,不但使中国的老百姓惊诧莫名,也使主持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和周总理深感意外。因为这两篇东西都是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陈伯达、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出笼的,毛主席没有通过少奇同志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就直接下令将康生送来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随之,全国各报刊、广播电台又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口号、社论、消息,一时间,一种充满火药味的异样气氛迅速弥漫开来,造反浪潮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由此拉开战幕。
在康生、江青一伙的险恶阴谋下,高等院校成为这场运动的策源地和重灾区。往日书声朗朗、清幽宁静的校园顿时喧闹起来,“造反有理”成为还处于成长期的相当多的年轻人极易接受的新的人生信条。人人不甘落伍,争当冲锋在前的战斗小将,埋头读书学习,被看成是思想落后保守,不求上进的表现,遭到耻笑。一种似乎是潜在的狂热被激发出来。“砸烂”、“打碎”、“横扫”,成为那个时期最流行的语汇和实际的行动纲领,极具杀伤力和破坏力。其后更是形成了文革中蔚为景观、也是最具象征性的红卫兵组织。南下北上大串联,誓死保卫毛主席,成为他们心中一种神圣的壮举。其他战线也无一幸免,很快出现混乱局面。打、砸、抢成风,派性武斗导致无数无辜群众命丧黄泉。风潮席卷整个神州大地,从此国无宁日。
这时各大院校纷纷成立了战斗队、造反兵团,有的虽还没有成立,还是成班、成系的建制,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我记得当时在北京地区最早形成两派组织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有几个学生,把他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写成一个简报送到中南海,要求给少奇同志看。时至初夏,天气闷热,一天晚上,少奇同志告诉我,要到北京建工学院去看看他们的大字报。当时是新任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李雪峰陪着去的。
建工学院当时在北京东郊一带。我们吃过晚饭去了以后,天已经快黑了。走进学校的大门,只见灯火通明,院子里已经横七竖八地拉起了电灯。道路两侧,教室楼前,到处是用木头和席子搭起的架子,上面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红的、绿的、白的、黄的,五花八门,连成一片。最常见的是对教授专家的攻击漫骂,也有对立的造反派之间的相互争斗,相互攻击。不过这时感觉还算有秩序,还没有彻底大乱。在略显昏暗的灯光下,少奇同志放慢脚步,认真观看,不时眉头紧蹙。不多久,就被学生们发现,围拢了上来。学生们要求少奇同志讲话。于是,少奇同志就站在贴满花花绿绿大字报的木架子前讲:我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学习的。少奇同志大致讲了他对目前形势的一些看法,他希望分成两派的同学团结起来。其中特别讲了一个观点,他说:“你们在运动当中,要注意保护少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建工学院的一部分同学听了他这个观点很受感动,纷纷向少奇同志投去敬佩的目光,有的还在底下交流:对,说得有道理。我记得离开的时候(前后也就一个小时,因为被发现以后,工作就不好做了,就动员他不要再看了),临上车,有部分同学簇拥着少奇同志的汽车,一边向少奇同志招手致意,一边高喊了一句:“刘少奇万岁!”这件事后来叫中央文革的人知道了(可能简报就上去了),更加重了对少奇同志的嫉恨。
这期间,少奇同志还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先后到运动势头很猛的北京大学校园和清华大学校园看他们张贴的大字报,进一步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这时,乱批乱斗的势头已经愈演愈烈,许多教授、专家及学校领导被当作坏人揪出来示众,有的给戴上纸糊的高帽子,甚至罚跪、随意抄家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学校领导班子已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基本陷于瘫痪。从学校回来的孩子们嘴里,少奇同志也了解到一些可怕的情况。对运动初期显露的这种混乱和过激的苗头,少奇同志深感忧虑:如果听任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局势将不可收拾。
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曾是文革初期少奇和小平等领导同志为稳定当时的混乱局面所采取的一个果断的措施。尽管这一举措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也向仍在外地的毛主席汇报过,在最初的实际工作当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进而写大字报,特别是后来主席表态: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以后,工作组就都撤了回来。但此后继续遭到主席的严厉批评,成为少奇等领导同志所谓镇压学生运动的一大“罪状”,进而直接导致了少奇同志政治生命的完结。
从看大字报开始的感性体验、调查研究,到对一哄而起的乱揪乱斗派驻工作组进行治理,包括出访归来后有关对文化革命问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多次自我批评,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是在尽最大的努力跟上形势的发展,跟上主席的步伐,努力想使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开展,正常地进行。可在思想深处,他似乎又有些力不从心,很难与主席合上拍。非但如此,还往往事与愿违。他没有看清的是,他们的工作初衷与毛主席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和斗争策略相去甚远,甚至是大相径庭。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1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和周总理都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都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就在这次会上,我记得少奇同志讲:“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面对上万双热切、期待甚至还有些稚嫩的目光,少奇同志没有慷慨陈词,为文化大革命加油助威,而是用平实的语言坦陈了自己的心迹,当时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作为毛主席最为信赖的战友和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竟不知道怎么搞?!这太让人吃惊了。要知道,在这样的公开场合,用这样的方式讲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是困惑不解,无疑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量的。我也向少奇同志投去惊疑的目光,我看到的是写在他脸上的真诚,还有一丝无奈。他不想用冠冕堂皇的语言来应对这些渴望得到指点、得到鼓励的师生们,他只有实话实说,直言相告。虽然不得不站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但他也在千方百计、花尽心思地领悟、理解中,但至今仍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而实际上,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够清楚明白,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究竟何在?究竟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也许只有毛主席自己明白。
少奇同志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他首当其冲,惨遭厄运。在随之而来的天下大乱中,自己瞬间就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被革命的对象,栽赃、诬陷、揪斗接踵而至,以古稀之躯,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与迫害,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在孤寂与病痛中含冤辞世。
毛主席的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种行动本身既表明他对文革运用大字报这种形式的一种首肯,更成为他决心在政治上同少奇等领导同志决裂的一个严重步骤。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仍会很快地把我们拉入文革初期的历史氛围。在这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表达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今天我们来看,这不仅明显地主要针对以少奇同志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中央领导人,而且明确提出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把党中央内部关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以及1962年以来工作指导方针上的某些分歧,都说成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而且措辞是如此的激烈。
从这次会议的历史记载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在8月1日召开的大会上,少奇同志在向全会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重点汇报了前一段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对派工作组一事,少奇同志主动承担责任,检讨错误。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临时改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历数从前清时代到北洋军阀再到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他气冲冲地批评了少奇等领导同志“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说不准串联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转天8月5日,即“炮轰司令部”,拉响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惊天雷。
就在8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针对毛主席“你在北京专政”的指斥,少奇同志也进行了辩驳,讲了他的有名的“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 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一方面体现出少奇同志性格中耿直和刚烈的一面,更是他对当前形势急切忧虑的真情流露。这显然招致了毛主席的强烈不满。
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给到会人员,并开展了讨论。这次会议也因此由原定的5天时间延长为12天,转入对少奇、小平同志的批评。当然,大多数的同志都持保留意见,倒是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在生活会上异常活跃,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当时,5月底刚由中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央工作,担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文办主任的陶铸同志,第一个拒绝了她。陶铸同志以他的忠贞正直,没有落井下石,而这也埋下了江青对陶铸同志怨恨的种子。其后,陶铸同志由于在工作中主持正义,极力保护一批遭造反派揪斗的高级干部,因此也不见容于林彪、江青一伙。在他们的搬弄是非下,陶铸同志也很快失去毛主席的信任。此后,作为要被打倒的“一切资产阶级的保皇派”,陶铸的名字,便与刘少奇、邓小平历史性地结合到了一起。
8月12日下午,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审定的名单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林彪由原来的第6位上升到第2位,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从第2位下降到第8位,原总书记邓小平排在第6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确定文化革命小组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日后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打击报复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组织上的帮助。
与林彪理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虽然名义上还保留政治局常委职务,实际上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常委碰头会,已经不通知他参加。有关文件、接见等,一概也都停止了。这时还作为内部矛盾处理,还在“挽救”。这期间,还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议,对少奇同志等进行“批评帮助”。
我记得有一次,会议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八九点钟,没吃饭。散了会以后,我在大会堂的东大厅外接他。出来以后我问:“这么晚了,咱们回家吃饭吗?”少奇同志没说话,径直往西走,一直走到林彪当时住的河北西厅,我跟着也就进去了。推门一看,林彪正在沙发上坐着,也是刚进屋。屋里窗帘拉得很严,都是比较暗的灯(林彪怕风、怕光)。我考虑这么晚了还没吃饭,看他心情也不太好,就走出来跟大会堂的服务员要了一杯牛奶、几块儿面包,并叮嘱不要甜的,因为少奇同志有糖尿病。平时都熟悉,大会堂的服务员很快就给我拿来了。拿了以后,我就端进去了。我说你先喝杯牛奶。这时少奇同志根本没有考虑我让他吃饭的事儿,只听他正跟林彪说:“我有错误、有缺点,但我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会生活会上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在这次会上还纠缠不清?……”这时候,我放下牛奶、点心就出来了。因为我们有纪律:不知道的不能问,知道的不能说,不能跟任何人讲,身边工作人员之间都不能互相说,这是作为警卫人员和机要人员首要的纪律。一直到1979年中纪委要平反了,这句话才说出去。
在此之前,为了顾全大局,少奇同志对有关他工作中的“错误”的指责可以说采取了违心接受的态度,对强加给他的“路线错误”、“违反毛泽东思想”之类的罪名,虽然也想不通,但仍表示接受,并多次主动检讨,承担责任。少奇同志善良地以为,经过前一时期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检讨,自己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没有料到,江青、林彪一伙已经对他伸出了黑手,而且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而一段时期以来,他与毛主席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些分歧也使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情谊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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