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请放下你的棍子
作者：邱 路
我国的宪法有言论自由之规定,且即使不以言论自由论,胡绳先生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学术探讨,纯属个人见解,是耶非耶,百家争鸣,应当也为政策所允许。同样,对胡绳先生的观点,开展一些讨论,一些人赞同,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到今天,平等交换看法,打些笔墨官司,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1999年《中流》杂志接连发表的几篇文章,却不像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冷嘲热讽,口诛笔伐,动辄气势汹汹地加以质问和谴责,甚至慷慨激昂地把胡绳先生的上述看法同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罪名联系起来,声称:“大讲‘民粹主义’不过是说明社会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惟一出路是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至少是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依着他们吗?”这种文章读起来,时常会使人联想起当年的那种“文革语言”,可惜这种语言已经失去昔日的威风,吓唬不住人了。
何谓“文革语言”?其实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两点。一是片面武断打棍子;二是上纲上线扣帽子。所谓片面武断,就是只讲一,不讲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谓上纲上线,就是不管你是什么问题,非给你扯到政治高度上去批判不可。试想,打你一顿棍子,没问题也变成有问题了,然后“验明正身”,自然不难扣上一顶顶帽子。沙健孙教授在《中流》上两度发表的长篇打头文章,不正是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吗?
沙教授的第一篇文章,上纲归上纲,多少还有点顾虑,没有像同期杂志上黄如桐、范庥的文章那样火药味十足。但沙教授的第二篇文章,不仅接过黄、范两文的论据与文风,而且赫然宣称要批判胡绳先生“对毛主席的批判”了。文中给胡绳先生扣的政治帽子实在大得惊人。比如说胡绳先生的观点是列宁、邓小平都严厉批判过的“庸俗生产力论”;说“对于毛泽东所作的这种指责,带有严重的、根本的性质”,实际上是认为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说胡绳先生的观点,不仅是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是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而且是违背党章总纲、背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随便把这里面的一顶帽子拿来扣在一个普通人头上,倒回去二三十年,不被打成反革命,也得被打成右派。想当年,邓小平不就曾被“四人帮”用一个“庸俗生产力论”的罪名在全国上下批得“体无完肤”吗?
沙教授凭什么把胡绳先生对以往历史的一种个人看法上纲上线到如此高度呢?那就是靠片面武断的分析法了。表面上看,沙教授的文章引经据典,讲起来好像也头头是道,但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通篇文章既不讲起码的逻辑,也不顾基本的事实,完全是一派强词夺理的胡诌。
比如,他用历史问师题决议中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的断语,来批判胡绳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被人为加速的说法;他用胡乔木关于五十年代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的观点,来证明三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水到渠成;然而,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选择的这种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长短、彻底与否,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呢?作为中共党史教授,他当然知道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本来规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即15年以上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他也很清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表是被毛泽东改变了的,是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批评党内“小脚女人”,才促使各级干部运用政权的力量,全力以赴,把原定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神奇地变成了只争朝夕的一年半,即从1955年下半年起到1956年下半年就飞速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当然更熟悉历史问题决议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被人为加速的那些批评,即“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等,但他对这些都避而不提,仿佛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并不存在过急过快的问题。谁要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等等,就是企图否定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企图否定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
又比如,他强调邓小平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以此来证明胡绳先生批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急了,是“无稽之谈”,却对邓小平关于这30年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发展太慢”,尤其是“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这一重要判断不置一词。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落后国家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仅有的一些语录都罗列出来,以此来指责胡绳先生不过是重拾“无产阶级叛徒”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却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产物,社会主义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这一常识性观点闭口不谈,好像马克思所谈到的资本主义,不是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极大地优越于封建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只不过就是一个“工业化”问题而已。
沙教授等人的武断片面,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可能还不是这一类“文革”中惯用的各取所需的“语录战”。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人,谁都明白那些摘章断句的“语录”里面陷阱太多。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都不搞“两个凡是”了,谁又会相信马克思、列宁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呢?沙教授等人的文章中,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是他列举的那些所谓的“历史事实”。因为按照沙教授等人的说法,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不仅毫无失误可言,“而且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比如,“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此后中国所创造的举世公认的成就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取得的。”黄如桐就此提供的数据是:“从1952年到1979年,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以年增长率11.2%的速度增长。尽管‘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言外之意,这种历史决议已经批评了的“简单划一”的公有制形式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由此推演下去,人们大概完全有理由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那就是,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恢复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的局面,重新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不仅动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客观上也没有多少必要性。——这难道是沙教授等想要得出的结论?
事实真是如此吗?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大量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实际情况与沙教授等人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1年,即1957—1978年这段时间,无论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远不如1949—1956年七年新民主主义时期和1979—199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那种“一大二公”、“简单划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确实有必要进行改革,而且不改革是不行的。
首先看改造前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年均增长指数:(表一)
表一所列数据中,1952比1949年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6比1952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前期,1956比1949年七年时间实际均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由表一可以看出,在属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七年当中,我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相当高的。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1957年的经济年增长率就大幅下降,不要说比三年恢复时期,就是比1952—1956年都低了一半甚至更多。如果说1957年的数字可能受到了反冒进的某些影响,那么从以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其经济增长率仍大大地低于新民主主义时期。(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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