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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曾是中共地下党员
作者：陈漱渝
台静农的思想和创作受鲁迅的影响极深。他最初见诸于报刊的作品,是1922年1月23日发表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新诗《宝刀》,但未获好评。1925年4月27日,经当时就读于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同乡张目寒介绍,台静农结识了鲁迅。同年8月30日,他加入了鲁迅领导的著名青年文学社团未名社,从此显露出创作上的辉煌。1928年11月,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地之子》由未名社出版部印行,内收小说十四篇。1930年8月,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建塔者》仍由未名社出版部推出,内收小说十篇,正是这两部小说集使台静农成为20年代乡土小说的杰出代表。鲁迅1935年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从台静农的作品中选收了四篇,从自己的作品中也只选收了四篇。这是“小说二集”中入选作品最多的两位作家。鲁迅对台静农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赞扬他在争写恋爱悲欢、都会明暗的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
随着台静农在文坛影响日增,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当局对他的迫害也日益加剧。1928年初,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由台静农的友人李霁野译出,交未名社出版发行,不料该书寄往济南第一师范代销时被截查。当时山东被军阀张宗昌割据,而北京则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范围。由于张宗昌给北京军政当局拍发了电报,要求查抄《文学与革命》的出版机构,对译者和出版者“依法严办”,致使位于北京东城西老胡同一号的未名社被查封,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三人于4月7日同时被捕,先后被关押在东城报房胡同侦缉分队、前门外侦缉总队和前门警察局,住木笼,吃窝窝头。友人常惠托叶恭绰先生出面营救,50天后始获释。
台静农的第二次缧绁之灾发生于1932年12月12日夜。当晚,担任辅仁大学副教授兼校长秘书的台静农被北平市公安局以共党嫌疑逮捕入狱;同日,许德珩、马哲民、侯外庐等左翼著名教授亦被传讯逮捕。当时台静农住在西城西皇城根79号。北平公安局内五区署署长张文杰率一群警员入宅搜查,宣称搜出了一批“反动文件”和一枚“新式炸弹”。所谓“反动文件”,指“苏联短篇小说《烟袋》334本,杂种书籍84本,来往信件一小捆”(见现存档案:《内五区表送会同本局及市党部在台静农家检出危险物及反动书籍一案》)。其实《烟袋》是曹靖华翻译的苏联“同路人”撰写的短篇小说集,所谓“杂种书籍”和“来往信件”中并无特殊政治色彩和“鼓吹暴动之文字”。至于那枚“新式炸弹”,原来是王冶秋夫人高履芳寄存在台宅的铜质化学试验仪器。1933年1月中旬,北平公安局找到一处旧城墙,对“新式炸弹”进行投掷试验,毫无反响,愚不可及的警方才允许高履芳将这件仪器具结领出,台静农也随之取保获释。鲁迅对台静农的这一案件十分关心。他在1932年12月21日致王志之信中说“静农事殊出意外,不知何故?其妇孺今在何处?倘有所知,希示知。此间报载有教授及学生多人被捕,但无姓名。”又在1933年2月9日致曹靖华信中说:“静兄因误解被捕,历时多天始保出,书籍衣服,恐颇有损失。近闻他的长子病死了,未知是否因封门,无居处,受冷成病之故,真是晦气。”台静农虽无罪获释,但已难于在北平立足,被迫辞去辅仁大学教职回故乡安徽霍丘县叶家集镇小住。
台静农第三次被捕是在1934年7月26日,与他同案的是范文澜先生。北平宪兵队以“共党嫌疑”将他解送至南京警备司令部囚禁,一关就是半年。后经蔡元培、许寿裳、马裕藻、沈兼士、郑奠等知名人士竭力营救,始于1935年初获释。此后,他就离开了北京的文化战场,先经胡适介绍去厦门大学任教,后辗转于青岛、四川、台湾,於1990年以89岁高龄病逝于台北。
台静农的以上三次遭难,其实都跟他的进步文化活动有关。1929年那次被捕是“赤化嫌疑”。当时北洋军阀谈俄色变,他们搜查未名社时见到一张托尔斯泰的照片,为首的那位警员惶恐万分地叫道:“你们看,那不就是马克思!”所以台静农的被捕确是事出有因。至于二、三两次被捕,又的确都跟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有关。
1930年秋冬之交,台静农等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跟潘漠华等发起成立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北方左联)。他们串联了李守章、孙席珍、郑倚虹、李霁野、杨刚、谢冰莹、曹靖华、白薇、谷万川、张秀中、冯毅之、柳风等二三十人,于1931年2月以聚餐会的方式掩护,正式成立了北方左联。潘漠华任党团书记,台静农任常务委员——跟他同时出任常委的还有潘漠华、刘尊棋、杨刚、孙席珍共五人。北方左联的队伍不断扩大,并将组织还发展到很多大学和保定、太原、济南等地。至1932年,北平先后建立的党的外围组织还有社联、教联、剧联、美联、乐联、世界语联。这7个团体都由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而北平文总又由中共河北省委领导。
台静农当时跟上述左翼团体保持了广泛的联系。他参与的最著名的一次活动,就是鲁迅1932年在北平的五次讲演和两次座谈。关于“北平五讲”的情况我已有专文介绍,题为《鲁迅两次返京片断》,收入197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在北京》一书。关于“两次座谈”的情况,可参阅李霁野的回忆:《两次秘密座谈会和五次公开讲演》,收入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这些活动都是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指示,由北方文化总同盟出面安排的,台静农就是具体组织者之一。他亲自陪同鲁迅到北京大学第二院和辅仁大学讲演。第二次秘密座谈会就是在地安门西皇城根79号他的寓所召开的。鲁迅离京时,也是他用化名购买的火车票,直到送鲁迅上车离开北平。后一度误传火车越山东境时鲁迅被捕,他们还成立了一个营救鲁迅先生委员会,直到确知传闻失误才取消这一临时组织。
那么,台静农当时是否正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呢?我认为是加入过。这个情况是原劳动部常务副部长、交通部顾问刘亚雄同志多次跟我提到的。1988年2月21日亚雄同志去世后,《人民日报》发表的《刘亚雄生平》,称她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杰出的妇女工作者、社会活动家”。在徐冲撰写的《丹心映山河——刘亚雄传记》(1989年4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有以下记载:1932年9月,刘亚雄夫妇从北平草岚子监狱获释。“党关心着这对年轻的共产党人,想方设法给他们创造团圆的机会。地下党通过著名作家、学者、大学教授台静农,把刘亚雄夫妇介绍到家住东城的进步历史学家范文澜家里去住。这一对革命的夫妇终于团聚。”(105～106页)同年11月初,刘亚雄派赴上海,被任命为江苏省妇委负责人。1933年6月,刘亚雄产期临近,行动不便。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赵世兰将她调回北平。临别前赵世兰说:“组织的决定是慎重的,作了全面考虑。调动的手续也已办好,你就放心地走吧。到北平以后,先去找我们党可靠的朋友范文澜教授,通过他,可以找到台静农同志,这样,就和北平的党组织接上关系了。”6月底,刘亚雄抵达北平,见到范文澜。不料范老沉重地告诉她:“北平的白色恐怖不亚于上海。前不久,河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共产党人被捕。目前台静农先生已离开北平,去向不明,你恐怕一时找不到他了。我现在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我这里相对地比较稳定。以后的去向嘛,一时还很难讲。”(同书116页)。因为没有见到台静农,刘亚雄只好回太原住了八个月。后来才知道,台静农当时“去向不明”,指的就是他第二次被捕后回故乡暂避,直到1933年8月他才回到北平,转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国文组讲师,而该校文理学院院长兼文史系国文组主任即范文澜。
根据以上史料判断,台静农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1930年左右,1935年初第三次被捕获释后,因北方白色恐怖严酷,遂与组织失去联系,从此脱离政党活动,纯以教授、学者身份出现。我记得徐冲撰写的《刘亚雄传记》最初曾以打印本的形式征求意见。我看到文中披露了台静农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史料,马上告诉台静农的老友李霁野。我们一度担心这一情况传到台湾后可能会给台老带来不利。继而又想,《刘亚雄传记》发行量小,台湾方面很难看到,况且台湾当局已宣布“解严”,不会发生什么严重情况的,心情才稍安定。1989年9月,我初次赴台湾探亲,曾五次拜访台老。有一次乘周围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问台老是否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并提供了刘亚雄的证言。台老沉吟良久,未给直接答复,只是委婉地说:“这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啦。反正那个时候,我接触的不是共产党人就是左翼人士。”我接着又告诉他,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散布他是中国的托派,使李霁野先生十分生气,特意给我写了一份材料,以备需要的时候发表。台老淡然一笑,解释说,他跟陈独秀是同乡,抗战期间又同住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故常交往,但只谈文字学,不谈政治。台老随手打开抽屉,拿出一大摞陈独秀的来信,内容都是谈文说字。临别时,台老还特意送我一本《文字新诠》。这是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的台湾翻印本,改名后抽掉了原序,换上了梁实秋的新序。台老认为这样做很不妥当,应重印此书,恢复历史原貌。
我想,在本世纪末,在台老逝世九周年之际,我重提台老二三十年代的这段往事,也只是为了使研究者能对他的一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古人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把历史还给历史,是治史者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