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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苏联的亡党亡国
作者：欧阳艾狄
我也读过这本书,是另一种中译本,书名《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译者王南枝等8人,新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以下引文,出自此书。
严先生很看重这本书,说是“看了,你就晓得苏联为什么会亡党亡国了。”因此我想着重从这个角度发点议论,顺便就严文中一处小误提点意见。
莫洛托夫访谈录是在苏联解体、红旗落地的199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莫洛托夫本人则在此前5年已经去世了。联系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来读这本书,确实使人百感交集。百感者,感慨良多之谓也。对莫洛托夫这个人来说,其实只有两感。其一,诚如严文所指,莫洛托夫确实可怕。他曾经是斯大林最主要的助手。斯大林滥杀无辜,多行不义,他是参与者之一,是有罪责的。他活到九十多岁,晚年仍不思悔悟,坚持错误,确实可怕可恨。严文痛切指出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其二,我又感到这个人还是有点可敬,因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自己的信念。他所坚持的东西,虽然有许多是错的、坏的,但也有些是正确的,是应该坚持和必须坚持的。由于访谈断断续续,零碎庞杂,这里很难一一指陈和逐条分析,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明确的,即:他对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杰出的领导作用是充分肯定和评价很高的,对于那些歪曲、诋毁的言传作了严正的批驳和澄清。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严文不但没有指出这一点,反而认为莫洛托夫的谈话“完全证实”了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十分慌乱”,“六神无主”,逃避领导责任,并且还据此向读者提出:“这是什么性质的事件呢?”其实,严文所引的莫洛托夫的三段插话,只是说明斯大林“难过得很,郁郁不乐”,根本没有“十分慌乱”的意思。至于是否就任统帅和发表演说的问题,莫洛托夫解释得很清楚了,与慌乱毫不相干。书中专门有一节,题目就是:“斯大林是否惊慌失措了?”这里简摘几段:
“斯大林的心情极为复杂。他并没有骂人。但是情绪不好。”
“他当时举止如何?”
“举止如何?就是斯大林应有的举止:很坚定。”
“可是恰科夫斯基写道,他……”
“恰科夫斯基写的那些,我不记得。我们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斯大林说:‘咱们拆了烂污。’(这是负全面责任的领导人的镇定的而严肃的自责。——引者)这里他指的是我们大家,全体。这我记得很清楚……”
接着,莫洛托夫谈起了他和斯大林一起撰写《告人民书》的情况。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午12时,莫洛托夫……宣读了这份告人民书。
“为什么叫我宣读,而不是斯大林?他不想第一个发言。要等局面更明朗些,以便决定用什么语调,什么态度讲……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要等一等,看一看。他有很精确的演讲风格,但要马上判断出方向,说出明确的答案来又是不可能的。他说要等几天,等前方的情况明朗一些,他就发表演说。”(60页)
莫洛托夫指明:6月22日的告人民书是斯大林修改定稿的。7月3日,斯大林本人发表了讲话。那篇讲话的意义和作用,熟悉历史的人应该是很清楚的。
“有的书上写,斯大林在战争的头几天惊慌失措,以至失去了口才。”
“不能说是惊慌失措,是心情沉重。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毫无疑问,斯大林当时有他自己的难处。如果说他没有苦恼,那是假的。然而,人们对他当时状况的描写,并不真实……所有那些夜晚,他都在工作,像往常一样。他没有时间惊慌失措,或丧失口才。”(61页)
这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怎么能说莫洛托夫“完全证实”了斯大林惊慌失措呢?当时,莫洛托夫是经常与斯大林一起工作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他的这些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赫鲁晓夫、朱可夫当时只能在求见的时候或斯大林召见的时候见到斯大林,他们不可能知道斯大林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忙些什么,更不用说别的那些描写者了。
“惊慌失措”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首次提出来的。后来又一再重提。他不但说斯大林战前丧失警惕,临战惊慌失措,而且说斯大林是个白痴,不懂军事,只会用地球仪指挥作战。那么,为什么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呢?那是朱可夫的功劳,赫鲁晓夫的功劳,将士们的功劳。多少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懂得,进行那样大的战争,不但需要战略指挥、战役指挥的正确,而且需要整个国力的全面动员和有效运用,包括武器、弹药、粮食等的生产、供应,后备兵员的组织、训练和装备等等……这一切的综合运筹,决不是任何个别将领所能了解和代替的。越贬低斯大林,就越无法自圆其说。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实在不如丘吉尔。丘吉尔是斯大林的老对手了。可是他懂得并承认对手的厉害。这本书里引述了丘吉尔1959年12月21日的一段演说:
“在最严酷的考验年代,由天才和不屈不挠的统帅斯大林来领导俄国,这是俄国莫大的幸福。他是一位受到他所生活的多变而严酷的时代敬仰的最杰出的人物。
“斯大林是一个精力非凡、百折不挠、在谈判中坚定强硬而无情的人,连我这样一个在英国议会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无法与他对抗。斯大林首先具有很强的幽默感和讽刺本领,善于确切地领会思想。斯大林身上的这种能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他成了各个时代的国家和各族人民领导人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拥有深刻明哲的逻辑思维能力,从不慌乱。他善于在困难时刻从最绝望的局面中找到出路,从不屈服。此外,无论在最危急的时刻,还是在胜利的时刻,斯大林都同样庄敬自重,从不沉湎于幻想。他具有极其复杂的个性。他建立了庞大的帝国,使之服从于自己。这是一个惯于借敌人之手消灭敌人的人。斯大林是一个世上无出其右的最伟大的独裁者,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
“总之,历史和人民是不会忘掉这样的人的。”(86～87页)
丘吉尔是坚决反共的,他决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他的评价当然不是谀辞。赫鲁晓夫如果有丘吉尔的眼光和气度,在坚决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同时,能够充分肯定斯大林的长处和优点(这里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智慧,并非单纯是斯大林个人的才智),多少学一点过来,那就是苏联莫大的幸福了。可惜他做不到。他敢于向死去的偶像发起冲锋,能够把贝利亚、莫洛托夫整倒,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多的智慧他不具备。他的后继者比他更差。只能说这是苏联的不幸。
苏联亡党亡国了,如果要从这本书里吸取经验教训,我认为,至少应当注意两个方面。斯大林时期的严重错误、缺陷和弊病(主要是政治上没有民主,没有法治,个人独裁,滥杀无辜,经济上过分集权,统得太死,没有自由,没有活力,等等)确实埋下了后来亡党亡国的祸根。这些严重的错误、缺陷和弊病,如果像莫洛托夫那样顽固坚持不改,最终势必导致亡党亡国,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问题是:莫洛托夫虽然顽固,可是早在1957年他就被赶下台了。此后30多年,在台上的人为什么不改呢?或者说,为什么改了之后还要亡党亡国呢?这才是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亡党亡国,还是兴党兴国,关键在这一点上。
只要把中苏情况略加对比,此理即不难明了。扪心自思,应当承认:改革以前,中国问题之严重,并不次于苏联。毛泽东虽然“以苏为鉴”,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大开杀戒,下令处决大批党政军干部,但发动“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群众运动,迫害无辜,整人之多,伤害之深,也是够厉害的了。中国曾企图突破苏联计划体制统得太死的框框,在经济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但结果都走了一条比苏联更“左”的路子,连按劳分配、利润指标、城乡集市都当做修正主义的东西给反掉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的摧残,对经济、文化的破坏,与苏联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文革”之后,邓小平复出,着手改革的时候,中国面临的问题之多,积弊之重,显然大大超过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联。至少经济和军事实力、科技教育水平、国民的文化素质、人民的生活福利,当时的苏联要比中国强得多。然而,结果却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戈尔巴乔夫却失败了。这能怪老祖宗吗?
邓小平取得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这两点,戈尔巴乔夫似乎并不落后。当时有些人甚至称赞他的改革比中国步子更大。但是他比中国少了一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于前人的遗产,该否定的,毫不含糊地坚决予以否定;该坚持、该维护、该珍惜的,则决不放弃,决不退让。这样,好的保持了,发扬了,坏的去掉了,当然也就超越了前人,登上了前人的肩膀,达到了新的高度。戈尔巴乔夫则相反。他很聪明,但却不明白自己的两只脚站在什么地方。他自以为有主见,有创新,其实不过是迎合舆论,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他把自己立足的基石一块一块挖掉了,还昏头昏脑,洋洋自得。垮台之后,他得到了西方的奖赏,日子过得不错。可是,苍生何堪?国家何堪?
前引丘吉尔的那段话提出了一个评价政治领导人的重要标准:他接手的时候,国家是什么状况?他离开的时候,国家又是什么状况?
用这个标准,不但可以比较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也可以衡量现在和未来的一切领导人。
我认识的一位企业领导人,把企业搞得一塌糊涂,却一味埋怨自己的前任。企业也好,国家也好,如果交给这样的人去领导,那是很不幸的。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在于指出这一点。至于严秀先生的文章,基本内容我是赞成的,只是提出了一点小小的修正和补充,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1999·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