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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
作者：■ 钱让能
真实反映历史原貌,是鉴往知来的重要依据。我已是66岁的人了,与其让后人去“ 捉迷藏”,倒不如乘现在能看能写之时,将这段历史真情和内心世界挑明,以尽晚年之责。
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责任田”的热烈拥护,促使我向毛主席上书
1960年8月,中共安庆地委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大办农业的指示精神,从地直机关抽调一大批干部直接下到农村人民公社担任职务,同时下派的还有一大批医务工作者。
我当时在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任副科长,年纪轻,身体棒,事业心强,具有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便非常自觉地首先报名要求下放,并很快被宣传部和地委领导批准。我随同地委办公室、地直宣口共50多位同志一起来到太湖县徐桥公社。我被任命为徐桥公社副书记,兼龙王大队书记。随我下放这个大队的还有七位同志(其中两名医士),我们很快一竿子到底直接住到生产队,真正做到了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1961年春,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的意愿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推行了被千百万农民拥护的“责任田”。我所在的公社、大队迅速地由点到面推开,广大农民群众奔走相告,举觞称庆,生产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欢欣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我们虽然都同农民一样感到高兴,但思想上难免还有疑虑,因为农村生产力破坏太严重了,农民遭受的挫折太大了,万一中央不同意“责任田”的办法,一翻烧饼,那就糟了。农民中也有一部分人最担心这个办法“兔子尾巴长不了”。3月中旬,我们喜接地、县转发省委的电话通知:关于责任田办法,曾希圣同志在广州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通天了,可以推行。这一下,我们如释重负。大家都以十分愉快的心情召开各种会议,利用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向农民传达这一喜讯。农民们吃了定心丸,一个个笑逐颜开。
春分刚过,农业生产就开始显露出生机。大人小孩在东方刚刚放白,就主动背起粪箕去拾肥;过去无人问津的荒田荒地,现在争着要;未教的牛,有人起早摸黑在施教;丢在田野里的大型农具,有人主动地扛回请铁匠、木匠维修;许多农民走亲访友,去兑换良种;有的农户为了筹足农用资金,将多年的积蓄拿出,有些大姑娘还将陪嫁的家具变卖出资金来,用于备耕急用;对小型水利社员们都很自觉地主动兴修。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外流劳力纷纷返乡归田,尚未回归的,在家的父母、妻子、兄弟就托人寄信去催,搞得我们这些代笔者忙得不可开交,热闹非凡。农民们那股渴望搞好生产的劲头,的确是我十多年来第一次见到。
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经过农民们不到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早稻取得了好收成。中稻、晚稻也丰收在望。我住的韦屋队,一共有16 户人家,早稻收多的户有2800多斤,一般的户也有2000斤,少的户有1000斤,中晚稻预产比早稻还要多。田头地角小杂粮户户都有,家家户户都在建仓储粮,忙着准备饲养家禽,家畜,真是“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悲”。农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压在我们心头长时间的农业危机感也随之涣然冰释。
徐桥公社被调整划分为五个小公社。在我被任命为姑塘公社书记还不到半年时间,即 1961年10月,组织上调我到太湖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兼县委党校校长。来到新的工作岗位,我依然经常深入农村并切实感受到了太湖县委替“天华尖事件”平反之后,给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带来的思想大解放。
所谓“天华尖事件”,就是在1959年,地处山区的辛冲公社天华大队16个生产队,有 7
个生产队自发地推行了“田间管理,包工到户”。县的一些领导发现后,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管理区书记、大队书记被撤职,许多人被批斗,还有4人被捕入狱。从此,这个山区的饿病逃荒死亡的现象也就愈演愈烈。由于“天华尖事件”被平反昭雪,太湖广大农村施行的“责任田”步伐更快,已施行的在不断走向完善。农民们既热火朝天地抓紧当前生产,又在为明年更上一层楼作积极准备。但是,好景不长。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中央负责同志在安徽的大组会上把“责任田”定性为“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之时,我正在率领党校一班人举办党的基层干部轮训工作。培训班上,学员们对“责任田”问题讨论得最为热烈。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央的某些领导不了解下情,不知道民意,主观臆断。要求对“责任田”的功过是非,重新评估,并恳求我们代为反映他们的呼声。3月底,在贯彻安徽新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后,我根据决议精神和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再次深入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回县后,在党校轮训班上,分别召开了多次山区、畈区的社队干部座谈会,就“责任田”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听取意见。许多来自农民中的真知灼见,使我受益匪浅。在一次县委工作会议上,我分别找了山区和畈区的几位区委书记,听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责任田”的不同意见。尔后我又调阅了县档案馆的一些有关资料,进而翻阅了一些文献和经典著作。通过反复论证,得出结论:“责任田”的办法,不仅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责任制。为什么机械厂的工人可以单独操作机器,驾驶员可以单独开汽车、拖拉机,作家可以单独写书,新闻媒体的编辑记者可以单独发稿编稿,惟独农民不可以单独包种集体的“责任田”,世上哪有这种道理?我只有“上书”中央,如实地反映农民意愿,并直陈己见。但此事关系重大,惟一能拍板定案的只有毛泽东主席。在思考确定“上书”的标题时,我想到了11楚汉相争时萧何连奏三本向刘邦保荐韩信的故事,并从中得到启发:新的安徽省委带着中央领导人的使命,要革掉“责任田”,广大农民要“保住责任田”。所以最后决定以“保荐”二字为主题,即:对“责任田”不仅要“保”,而且要“荐”,较为言简意赅。
我自认为所掌握的材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提出的见解也是我多年在农村实践中体验出来的,主席有采纳的可能。
基于上述想法,5月下旬,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挑灯夜战草拟“上书”。那时太湖县发电厂一到晚上11 点就停电,我只好用煤油灯照明。经过八个夜晚的奋笔疾书,终于一气呵成“上书”的初稿。在审校文字和进行内容推敲的过程中,我自知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感到这次“犯颜直谏”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上书”表面上是对安徽省常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持有不同意见,而实际上则是从过去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肆意改变生产关系的高度去阐明问题的。这弄不好,就有“犯上作乱”之嫌,等于是自己把“老修”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
另外,在“上书”中,我多处引证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中的话,其中非常明显地抨击了“一大二公”、“超越阶段”、和“穷过渡”。我想:不引证经典著作,没有基本依据,不能以理服人;而引证弄不好,也就会授人以柄,落得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罪名。因此,几天之内辗转反侧,不能决断。特别是想到庐山会议上彭总“上书”被批,党内敢于说真话的同志,一批批被打倒的现实时,“一字入宫门,九牛拖不出”的古训就响彻在我耳际,就像千斤重的包袱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同样在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时常浮现出来的农村老弱转于沟壑的一幕幕惨景,更有广大干群的殷殷重托声在耳边回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亡祸及家身,国兴福连黎庶”等先贤名言也都使我不再犹豫。即或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也应忘去自我,有风险的话,就要敢说,有风险的事,就要敢做,这也是做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格。古往今来,“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我光明正大,严格按党规党法办事,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对我实行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实质是“文字狱”的悲剧重演,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初稿经过修改后,我即将其交给县委党校文书朱登和同志,请他复写一式三份。并交待他一要保密,二要文字工整。登和同志是不久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在部队就做文字工作,政治可靠,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此事交给他办,我非常放心。他为了保密,同样是白天坚持工作,晚上挑灯夜战。复写好后,我请他将一份装进大信封,以毛笔写上“北京: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亲收”。随即以机密军邮寄走。为了保险起见,我将另一份也以机密军邮寄给国家外经部李强部长,托其转交毛主席。6月17日,县委书记谷志瑞同志去省开会,我又请他带一份呈送安徽省委。
上书后不久中央即派人调查,八届十中全会遭到严厉的批判
1962年7月初,我正在县委党校忙于干部训练工作,忽接谷志瑞书记电话要我陪同一个人下乡调查。经了解,来人是中宣部的,名叫蔡声宁,祖籍太湖,他持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说是回乡探亲。我当即下意识感到,蔡来到太湖名义上是探亲,实则受中共中央办公厅派遣,调查“责任田”,冲着我来的,于是我当面对谷说:“他可能是调查‘责任田’的,我不便陪。”谷坚持说:“人家是中宣部的,你理应陪同。”谷志瑞同志是了解农村知道民意的,他是积极主张搞“责任田”的,只是由于他是一个县的主要负责人,又加上中央和省委对“责任田”已经定性,他只能含而不露。这点我非常清楚。于是我就陪蔡声宁同志到我原来下放的徐桥一些社队,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白天陪他同农民和基层干部谈,夜晚他就同我谈。每天晚上都彻夜长谈。内容除了“责任田”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也无所不及,我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又争得面红耳赤。他阅历甚广,知识面很宽,理论水平很高,具有一定的政治修养,善于言谈,特别是他的英文水平,在我所见到的人中,他堪称是第一流的。他在同农民交谈和我交谈中都是以英文速记。
我了解农村,他了解时事,我们交谈互补性很强,都觉相见恨晚。初来时他不赞成“责任田”的做法,一接触,我们就交上火了,而且火药味很浓。经过激烈的争论,不仅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而且在调查中逐渐形成了共识。特别是通过徐桥集市贸易的考察之后,他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他发现这里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之后,对他震动很大。他对我说:这里的许多商品,北方的城镇是看不见的,回京后我一定向中央反映,建议有关部门来这里考察。
当他听说市场上卖柴禾的农民,常将红芋裹在柴捆里充柴卖时,他非常惊奇和欣赏。他说:这证明了搞“责任田”农民手里粮食多了,红芋的价格比柴禾还便宜,其他地方比如北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他很风趣地笑笑对我说:大概是农民想让街上市民也尝尝“责任田”的滋味吧!
调查结束以后,县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与他进行了座谈。征求他调查后的看法和意见。他谈了三点:
1大部分群众拥护“责任田”。不是如省委讲的那样。他举出一个生动的事例:他探亲后离开老家时,婶娘送他出村,他已经走了几条田埂,婶娘又叫住他,用拐棍戳田埂说:这个东西(指“责任田”)不能改哟!
2施行“责任田”以来,农业确实大增产。
3“责任田”是不是方向性的问题,要留待下一步解决。
最后,谷志瑞同志通报了全县农村新气象,农民新动态,并请他代为向上反映。蔡在8 月上旬来信说:“在返京途中,已将调查报告写好,于七月三十一日抵京当天即将报告呈上。”他的太湖之行调查报告,我一直未见到过,但根据他的求实精神,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与这里的人民形成共识,立场已站到广大农民一边。后来,他亦因此而遭受劫难,就是明证。9月底,县委叫我领队出席在安庆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会议尚未结束,就通知我立即回太湖。此时,安徽省委已派来一个十多人的调查工作组,名义上是前来太湖就“保荐书”一事进行调查,实际是奉命来罗织罪名,对“责任田”大加挞伐。因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已经结束。批“单干风”(实际是批“包产到户”)已在高层并即将在全党展开,我的“保荐书”已被毛泽东主席于8月2日批示作为批判“单干风”的典型材料印发。在此政治风向一边倒的情况下,省委工作组只能奉命行事,即或他们中有正义感的,也回天乏术。因此他们的结论自然只能在调查之前研究议定,而不是在调查之后据实得出。负责人一到太湖,立即找我谈话,指出:你在组织上没有错,但在认识上有严重的错误。于是他从公文皮包里取了一大堆文件给我,并交待要认真阅读,然后再向他谈感受。文件很多,其中主要有;八届十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还有一些批“单干风”以及批“黑暗风”的一些内部材料等。第三天我将文件交回,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我组织上服从,认识上保留可以吗?他改变笑容正色说:你的报告是毛主席批示的,认识上的错误,如果坚持不改,矛盾也会转化的,望你三思。随后他叫我陪工作组下乡调查了几天,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他们的调查很快作出结论,对“责任田”进行严厉的批判,把“保荐书”提高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的高度,说它是为农村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由于我在“上书”时精神准备比较充分,对几种可能与后果都作了预测。因此,在各种压力面前,我显得很平静,令我担心的倒是这件事给太湖人民带来的不幸。我当时年13我在“上书”时精神准备比较充分,对几种可能与后果都作了预测。因此,在各种压力面前,我显得很平静,令我担心的倒是这件事给太湖人民带来的不幸。轻气盛,血气方刚,阅历太浅,也很天真,于是在一个夜晚,我大胆地向省委调查组负责人谈了我的思想。岂料,他听后,声色俱厉地训斥我:主席的批示,并未给你定罪,但你的认识是有代表性的,而且是很系统的,现在影响较大,如能作个检讨,对全省改正“责任田”是大有推动作用的。在我们即将离开太湖之前,希望能见到你的服从组织的具体行动来。
我回到家后静夜自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到知心朋友李俊同志详谈了我的苦恼心情。李俊同志时任县监委书记,
50年代我们都在安庆地委一个大院里工作,彼此了解。他比我早来到太湖。曾到我们下放的那个大石管理区工作。李俊同志对农村问题了解很深,他当时为了保护我不受伤害,经深思以后说:庐山会议彭老总写信都作了检讨,我们这些小人物检讨一下,又算得什么呢?况且这是向党组织作检讨。母亲错怪了孩子,叫你认错,你能不为母亲的健康着想,又怎能和她怄气呢?写个简单的检讨,无论是对省委还是对调查工作组都有必要,不然,他们也有为难之处。我饱含屈辱的心情,在调查组离开太湖时,写了一个两页纸的检讨交给负责人,他当时如获至宝。之后,伴随而来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批判和写不完的检讨了。时至今日,我仍为自己当时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未能做到“甘从锋丸毙 ” 而内疚,并感到这是一生的奇耻大辱。
接着在全省范围内对“责任田”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一浪高过一浪。在省委、省人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有些负责同志都要以我为反面教员公开点名进行批判。省党校、省干校每期轮训班上(全省公社书记参加)都要以“保荐书”作为反面教材。10月,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县委书记参加)将我的问题正式提交全会,将上书全文和省委调查组的批判材料印发全会进行批判。11月,省委以皖发34号文件报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和华东局说:“钱让能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比较突出,他的调查方法也是错误的,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站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那一边去了。”由于省委做出了样子,各地、市县也都起而效尤,以杀一儆百。太湖的县、区、社队当然也就如法炮制。全省批判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比起反右派,反右倾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是真理和谬误只差一步,真理被推向极端,也会走向反面。1962年下半年到1963年上半年,太湖县的同志,无论是行政机关的还是业务部门的,到合肥开会也好,或是学习也好,由于省委的领导对太湖的钱让能反复批判,不知怎么使太湖人极其厌烦和反感起来。特别是在批判中,有的领导不时还要问一问:太湖方面的谁来了?钱让能近况如何?站起答话的太湖人会后总要幽默地说:他不是已经“臭”名远扬,身败名裂了吗,还问他干嘛?更有那不怕邪的一些人在那里小声叽咕:不,不是“臭”名远扬,而是名扬四海;不是身败名裂,而是越批越香。参加会议的太湖同志回来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时还不太相信。1963年上半年,由于地县负责同志对我暗中保护,1962年冬被贬到社阴一段时 往事回首14百年潮2000年第2期间之后,我又被调回原单位。1964年,太湖县转发地委通知,调我离开太湖去省里等待另行分配。我带着好奇的心思到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马上给我转省委办公厅。时任办公厅副主任兼政研室副主任的张秉纶同志接待我说:“你调来是省委书记李葆华同志的决定,是他直接提名的,具体就在政研室工作。”当时从内心讲,我真的不愿意,因为树大招风,太引人注目了。我推托说:“根据我家庭的实际,能否给我照顾留在安庆?”他说:“此事已定了,不要再讲了,在这里也很适合。”
我不再讨价还价,很快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不久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尽管安徽的小气候仍涌着一股暖流,但在强大的冷空气侵袭下,江淮之间也难免要遭冰霜雪压。
1965年初,我很快接到组织上调离政研室的通知。原准备给我调往芜湖或徽州,在征求我个人意见时,我坚持“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后经再次研究决定:同意回安庆。安庆地委将我分配到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
“文革”中受到更重的打击,1982年才获彻底平反
正当我率领一班农业科技人员在稻田里日夜奋战时,“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当地委行署派人把我从徐河押回安庆时,地直机关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其中地委行署大院里批我的大字报非常醒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已经被戴上,我的名字都用朱红笔打了×。我被押回家讨取行李,看到办公室宿舍里门和窗上也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妻子饱含热泪给我收拾行李,我只能背着押解人员偷偷地和她说上几句话。我向她表白:“除了‘上书’,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但不论有任何惊涛骇浪,我决不会自杀,你也要带孩子坚强地活下去。”她会意地点头:“我相信你。”别离了妻子,我随着押解人员到了隔离受审地。在受审地,我被严密监禁,除大会批小会斗以外,平时连吃饭、喝水、大小便、起床、睡觉、扫地、运送垃圾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得要向专政队请示汇报,一切人身权利都被剥夺殆尽。江堤冬修时,我们一群所谓“牛鬼蛇神”都由专政队押送到堤上干活。分给我的任务是拉大板车运土,每次运土都要堆得满满的,约有六七百斤重量,还要翻过十多米高的坝埂。从早上东方放白拉起,一直要拉到晚上摸黑,精疲力竭地到达住地之后,还要站立在像前请罪,并接受所谓“革命群众”和专政队的批斗。稍不注意,就随时被拳打脚踢。批斗高潮迭起,一些头头对我的迫害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捆绑吊打,用石块砸身等。面对专政队的种种非人折磨,我曾想投江自尽。心想:活着受辱,倒不如让灵魂脱离肉体,到另一个冥冥世界中去寻求解脱。但忽而又想:回首平生无憾事,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在这忠奸颠倒、功罪无常、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关头,我决不能也无权利随便毁灭自己。安徽省、安庆地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后,为了肃清“三自一包”的流毒,又靠大批判开路,把我当做活靶子。一天,我正在江堤上运土,突然,一个军代表和专政队及造反派的几个头头们,叫我立即回住地,挑着行李跟他们一道到原地区农业局机关。战斗队先用了十多天的时间,精心编排批判“保荐书”的材料,并进行了预演。经过一番排练、修改加工和演习,在军代表和头头们的默许批准下,我开始被巡回游斗于各市、县、区、社、队。专批战斗队首先前往太湖,当游斗到我曾长期下放的社队时,或许是由于我曾与广大农民群众有过一段“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经历,一些农民兄弟,三更半夜来到我被关押的地方为我添衣加食,问长问短,连当地拿红棍子的专政队员也站在我一边,对我寄予深切同情。几次批斗会都出现了令主持人十分尴尬的场景:观众见到那些手摇小红15
北大荒农场里农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成立家庭农场,开荒造田(杨秀云摄)
最早实行承包的安徽农民收麦的同时,抓农时进行秋耕秋种 ( 杨秀云摄)书的专政队员,听到那些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声,没等批斗会结束,就愤然退出会场,结果留在台上的批斗队员比台下的人还要多。
当我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批斗时,在行走的路上,沿途许多村庄的人都在默默为我送行,后来听说,还有些老太太为我祈祷,请求神灵保佑。这是批斗队始料未及的。
1969年元月,安徽省第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为了给会议增添光彩,体现会议活学活用,学用结合,革委会又把我“请”到合肥。为了显示批判的“高水平”,会上又专门针对我组成了一个战斗队。除在大会专场批斗之外,每天还要到合肥市中心将我作为最典型的活靶子进行批斗,一直批到月底。之后又将我搞回安庆,游斗于大别山区和沿江两岸。不论是在山区,还是在平原丘陵,也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厂矿,在批斗中或批斗后,都有许多群众对我投以同情和怜惜的眼神。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许多农民兄弟和基层干部和我毫不相识,却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我送茶送饭,送热水泡脚(农民说:有钱多吃药,无钱多泡脚)。有的跑了许多路程,来到关押我的地点,或与我说上几句热情的话,或送与几包香烟,或送来一些我看不到的抄写的传单,以示关切和慰问。几度寒暑,几度春秋,到1969年6月,对我的巡回游斗终于偃旗息鼓。春回大地,冰雪消融。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相继覆灭,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犹如春风化雨,使山河生色。中央的拨乱反正,使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劫后余生,一息尚存的我,也油然而生地渴望分清是非,争一个清白。从1979年初,我开始或书面或口头地提出申诉,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问题得不到解决。很多领导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情,但由于我这一案件关系重大,他们感到无能为力,不便插手。拖了四年之久,到1982年12月底,正当我准备带着第十九次书面申诉到京上访时,忽闻安徽省委已下文为我彻底平反。1983年元月,我在看到文件后,迅即将这一喜讯转告全家。压抑我们20年之久的心病,终于得到彻底根除,这时,我们一家才真正感受到“解放”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