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香港《大公报》忆旧
作者：■ 唐振常
那是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在上海大公报做记者，香港大公报已经复刊数月之后，忽一日，费公彝民（时任香港大公报经理兼上海大公报副经理，经常往来港沪间）对我说：“你已经列名黑名单，赶快想法走。”费公并告，他是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那里知道的，消息确实。这自然引起我考虑。早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海“文萃”案件发，我的朋友，后称为“文萃三烈士”者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被捕，我也因此而被中统局逮捕，拘留一夜，经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电话上海市长吴国桢力救得出。在上海，我有再被捕的可能。其时，我在上海的朋友，黎澍、孟秋江、唐海等，还有我的胞弟唐君放都已到了香港，那时候，我们把香港看作自由的地方。事实上也是如此，左派人士在内地有了政治危险，一到香港就海阔任鱼跃了。
大公报素有一个传统，对于同人之被捕者总是尽力营救，前举王芸生先生之力救我，只是一例。当王先生打电话给吴国桢时，吴说：“我刚从南京回来，明天再说吧。”事实确是这样，吴国桢赴京公干，当晚回来，我和新闻报记者严润、张孝权（现易名文达）、商报记者夏治■三人相约夜访误国桢，而我未及出发就为中统特务“请”走了。王先生毅然告吴国桢曰：“今晚不放人，我明天就登报。”这句话起了作用，我在亚尔培路二号中统上海办事处（今名陕西北路。这幢房子拆除了，真不该拆，多少人在这里被关押过。是历史的纪念）被问了一番话之后，由一个特务车送我到了吴国桢公馆。甫下车，严、张、夏三位正在扣门，我和他们是如约汇合了。一九四七年重庆大公报有记者曾敏之等多人被捕，尽管胡政之先生曾表示“爱莫能助”，遭同人不满，王芸生先生则以个人名义表示捕人的抗议。及后，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被捕，胡政之先生营救遗馀力，亦足以捕前失。大公报此种做法，颇有当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遗风馀韵，蔡元培主张学生的天职是读书，不赞成罢课、示威游行之类，而学生因参加爱国运动被捕了，他必竭尽全力救援，不达目的不止。
我向王芸生先生提出去香港大公报工作，顺利快速地达到目的。代买飞机票的同时设想周到，说是如飞香港，可能引起怀疑而追查，不如飞广州稳妥。于是，我在一九四八年十月的一天，由上海飞抵广州。抵广州机场，当时尚未谋面的大公报广州办事处记者黄克夫，迳入机场，在飞机下客之时，■叫一声我的名字，见面了。住广州一夜，翌日傍晚，再飞香港。当机位朋友和我弟弟在启德机场接我，踏上香港本地，一颗心落地，不含有什么中统、军统来找麻烦了。
香港大公报在中环利源东街，是租用新生晚报的房子。无所谓编辑部和经理部，就那么一间楼上临街房子，白天是编辑部的日班人员和经理部办公，夜间则编辑、译电、校对、资料人员换■，有时还要加上夜晚归来写稿的记者，室内无转身之地，一张桌子几个人用，没有一个人有独用的写字台，包括总编辑和经理，台上抽屉装的物件，也分不清是谁的。排字房、、印刷厂在楼下，也是租用新生晚报的。这种窘迫之状，我倒并不吃惊。在入上海大公报之前，我曾经在成都一家报纸工作，那才算是最穷的报纸。其名为华西晚报，八开小报一张，如今国内即使是藏书藏报最齐备的图书馆，恐怕也不会找到这张报纸。抗日战争时期，这张报纸可威风得很，革命性可强得惊人，共产党党报重■新华日报不敢登的新闻，华西晚报敢登。华西晚报从总编辑到记者、校对，工资一律，它是最旱实行平均主义的■■，可谓继太平天国之正统；工资数日，有同■无，大约只够买成包香烟。这真是“越穷越革命”。办公地方，起初借用一个学校，后来搬去一家赌场，赌客喝五咛六声中干革命，旷古所未闻。有些经历，到了利源东街的大公报，我视之晏如也。起码工资有保障，一日三餐，供应饭食亦不恶。深夜编完报回去，的士送归。这在昔日华西晚报，均不可想像。华西晚报全报社人员，都是安步关车，除了一位记者有一部破烂的自行车。在香港大公报数月间，我和多数同人一样，感觉可以自由痛快地说话编报，不须再做违心的事了。工作条件虽差与分别来自的上海、天津、重庆大公报三馆，而工作环境完全变了。这段时期的香港大公报，便成虎虎然有生气。
到差之初，陈凡调任广州，任办事处主任，我接他的班，编本市版，这里称作港闻版。对于这个版面，我实在很乏味。充斥版面的新闻，无非是肛门藏金走私被查获，擒劫案等等，而其文字，粤语加似通非通的文言，令人难解。是以，我曾自嘲曰：“港闻版编得最好的一栏是‘今日广播’。”那时还没有电视，只有一个“丽的咛声”电台，“今日广播”四个字是做的电版，每晚送来节目表，换上就行了。谓之曰最好，盖言其他报道均无足看，也就是说港闻版整个地不足看。我这种观点，也许当时就与香港编报者和读者相异，时至今日，脱离新闻岗位已三十余年，大陆编报渐趋港化，我已不适应阅读大陆报纸，更无■今日广播报了。今日之港报，与五十年前相较，自然有了变化，变化所在，非我能言。
不久，陈凡复来香港，原编二版的曾敏之调广州捕陈凡之缺，我接替敏之的工作。所谓二版，又叫次要闻版，意即次于第一版的国内要闻。这个界线很难划分，第一版和第二版常有扯皮，要之以第一版为中心，第一版稿子多了，它就向次要闻版甚至国际版动；反之，它的稿子少了，就得向多要闻版甚至国际版拉。此拉锯之势几乎是每晚都有，因此，这三个版面总是最后差不多同时拼版看大样。要闻版的编辑刘克林，国际版的编辑谭文瑞，都是我的同学，我们三人都是一出学校就进了大公报，刘入重庆馆，谭入天津馆，我入上海馆，想不到如今在利源东街演稿件之拉锯战。然而，此中亦自有其乐。每当几近凌晨，稿子发齐，等待看大样，我们常买几瓶啤酒，佐以咸脆花生，当晚值班的编辑主任杨历樵（大家叫他杨老令公）或朱启平都参与我们的咸脆花生佐啤酒之乐，只有萧干例外，他值班时，一面写他的专栏“时间的无慈”，一面猛喝牛奶。日前，在“百佳”买得咸脆花生，大喜过望，满以为重嚼此物，一■少年之乐，吃了一颗再也无从继续，这才忆起，耄耋老翁，假牙不胜此硬物，废然而止，而昔年同嚼此物诸公，杨老令公高龄仙逝，启平在美归道山，克林在“文革”方起跳楼自杀，剩下我和文瑞南北间阻，几年难得见一面，真感岁月易逝，人生无常。
我初来香港，杨刚已从美国归来，由香港而上海，驻足王芸生公馆，与芸老数议天下大势，大公报之去从。杨刚归港不久，芸老经台湾南来，相与偕者为大公报驻台湾特派员吕德润。不应该说是德润偕芸老来港。事实经过，恐台湾阻止芸老之行，因而是德润具名订购来港机票，声称大公报台湾分馆主任吕德润偕随员一人赴港，芸老真成了不具名的随员。德润近年时讲此旧事以为乐。以后，李公纯青从上海来，周太宏“法师”复以大公报多年客卿身份入香港馆为顾问，太宏“法师”引来杨东■先生亦为顾问。上举诸公加上港馆复刊之初即为领导届的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诸公，诚然于书，时决定了大公报的大政方针，使报纸变化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忽略复刊香港后大公报的新闻取舍，言论和副刊文字，已经逐渐和内地三馆的报纸不同了，其中尤以副刊“大公圆”最为突出。所以，谈香港大公报，不能忘记全体同人明里暗里的实践，不能完全归功于领导的决定。且在时间顺序上，同人暗自的或者说是自发式的实践，尚早于领导的决定。自然，暗自的自发式的实践，只能起作用于局部，领导层的决定，则见效于全局。近年，每见一些文章，写杨刚对香港大公报的作用，作者于事实即多未明，不免偏面不全，且无论矣，其最突出的观点，把杨刚写成了女党代表，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作用。杨刚是我极为尊敬的前辈和同事与领导，此时在香港大公报，后来在上海大公报，她都做了重要的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凡事，她都和我们这些阅历尚少的年轻人商量，所谓走群众路线，大约就是这个意思。把她写成单枪匹马的女党代表，不合于事实。她如有知，也未必同意，以至于以后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以及在进步日报版面上一系列批判大公报的激烈言论，显然是最高决策者的意志，不能归因和怪罪于杨刚。独忆杨刚奉命先行北上，香港大公报同人自然很关心天津大公报的命运。天津解放，某夜，新闻社一条电讯，谓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出版，电讯中有进步日报领导人名单，除了宦卿、秋江，赫然有杨刚在。时夜班诸人都已上班，王芸老、李纯公也来了，或站或坐于临窗两横一竖的三张写字台前，瞠目结舍不能语。不久后，李纯公也奉命北上了，他也在天津参加了进步日报领导人的行列。时乎势也。但也许是事后反省，觉得初计未当，才换来了上海大公报于上海解放后原名原班人马照样出版的待遇。以后（一九五三年）上海大公报北迁天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用大公报名义出版，诚然由于上海大公报处境困难，王芸老写信给毛泽东主席陈述，毛招王进京面谈，乃决计北迁，然而报之合并，顺后天津大公报之名，毛语王曰：“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可见，毛此时亦不以改名进步日报为恰当了。
尽管我们这些当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人，曾经为改名进步日报惊愕，过几天也就不以为意了，照样拼命努力办报纸，把一张报纸办得来■之又■。而在报社内部，由上而下，有学习会的组织，是为自觉改造思想的前奏。夏公（衍）首讲，谈的是改造立场问题。杨东尊先生继之，讲历史，谈时事，妙趣横生。太宏“法师”讲哲学，谈修养。太家干劲正大，期待中国的解放。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偶有令大公报人惊不能解的事。时在哈尔滨举行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我奉命写了一篇社评祝贺，过两天，杨东老又写了一篇同样题目的社评。东老引用鲁迅的话“血债必须用同物来偿还”，偶尔笔误，把“同物”写成了“动物”。翌日，华商报大张挞伐，深文■纳，曲为解释，说是欠了人民的债不用血来偿还，企图用动物来偿还，是逃不过的，俨然是要清算大公报了，众人的惊愕，远胜于改名进步日报，以为是不准阿Q革命。继日，得知此文是潘汉年所写，更不能解。这事自然没有结果，杨东老只出以轻■的一笑，说是“我已经对小潘说了，他不知道是我写的。”此岂能以知道不知道是谁写的来作解释。这只是小小插曲一段。
我和大公报一些同事，还有馆外一大批朋友，都只是以香港为过渡，借得几个月的时间，在此工作，等待回到大陆解放了的天地。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整装待发。六月初，海运开通，我们即乘盛京轮返上海。同船多熟人，大公报之返上海者，计费公、王芸老夫人偕其小女芝瑜、刘克林、方■、魏绍文、潘际垌、袁水拍和我。这些人中，至今已死其半。芝瑜，当年的小姑娘，如今也是六十开外了，在美经商，近年两晤，出语多■风，妙趣横生，且有丈夫气，人才也。
近年，大陆报刊对于昔年大公报（指一九四九年以前）每次争论，功之者以小骂大帮忙五字诛语为结，尊之者每反其言，辩曰：对国民党政府，大公报何止小骂，且往往大骂焉。双方各各举出若干事例以为证。这样的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将永无结论。■以为，中国近代报纸的产生，其异于西方商业化报纸者，是文人论政这个特殊的格局。清末至民国，以文人论政为标目的报刊，频频兴起，而显着其成绩。梁启超之办时务报、清议报及后之新民业报，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之办苏报，是其着者。甚而后来章太炎之主民报，■欧同盟会之机关刊物，要亦其章太资、胡汉民、汪精卫等以文人而论政也。大公报自一九二六年以新记公司名义承办，即力主文人■政，以后取得了成功。一九四一年美国颁授大公报密苏里奖章，张季■先生临危到会致辞，仍以大公报在商业社会中维持了文人论政而自豪自勉。文人论政就是本知识分子之良知，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其所批评，也许有不准确，甚而不正确，要其所归不是一党一派之利益。从此立论，就无所谓小骂大骂，小帮大帮。文人论政的条件，离不了一支笔，几把手，大公报的笔先是张季■先生，后是王芸生先生。文人论政为标目，又有巨笔如■，所以成功。这些话，俱往矣，无非白领宫女说玄宗，原本是忆旧之文，并不以为今日的期望。
说到此，还有一点须为旧时大公报一辩。颇有文章论及香港大公报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之转变，谓曰起义。此实不可解。大公报是一家民间报纸，没有一分官股，以它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之脱离国民党军政机构混同一体，岂能说得通。有人以王芸生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发表的文章加以引伸，说是这篇文章有云，他（王芸老）到解放区，是来向人民投降的，自称是投降，岂非起义。其时也，王芸老带着满腔热情，发此惊人之语，实是过分，并非不可理解，以后他再也没有用这样的语言。而且，王芸老谈的是他自己，和评价大公报亦有别。在大公报同人中，就我所知，只有萧干一人，自称他一九四九年在香港参加大公报起义工作，而且言之者再三再四。萧干在一九四九年前后，遭文艺界部分人横施攻击，备受凌辱，唯其如此，便有违心夸张之语，既违事实，后反科学，对此也应这样看待。王芸老公子芝琛，近年根据档案材料，写了多篇有关大公报的文章，其中一篇即驳斥起义之说，是一篇理论性分析的文章。文章发表以前，他寄给我，我改其题为“起义云乎哉！”。今日说此事，我还是五个字：起义云乎哉！
新纪将至，再越一年，二○○二年，乃是大公报创刊百年纪念。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家报纸度其百年寿辰。得■香港大公报的存在，使中国能有一家报纸将迈入百年之期。尽管不复再是文人论政，究竟是可以记载一笔的大事。后浪推前浪，新人易旧人，逝者已矣，继起可追，为此香港大公报忆旧之文，其言不经，尚请旧新同人多所谅察。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香港城市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