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毛泽东是否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作者：■ 熊向晖
1999年12月13日，笔者掏出88元，购得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国家‘九江’规划重点图书”《新中国外交50年》精装本。该书下卷第1715业上，在题为《新中国的代表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坛》的一节中，首先写了以下一段：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电波传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向全国人民报告了这一消息。10月26日下午7点多，周恩来总理召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总理主力熊向晖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正在讨论中，外交部礼宾司长王海容走进来说：毛主席起床以后，马上看代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刚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等人，现在就去他那里。到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已是晚上9点多。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对大家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笔者当时确实在场，有责任郑重声明：毛主席没有“对大家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在这一节的第三段（第1716业）就有这样的字句：“毛主席拿起外交部国际司送呈的联合国大会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非洲国家26个”，“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提案十分重视，对联合国大会表决这一提案的情况作了认真研究。他既然念了联合国“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投赞成票的“非洲国家26个”，怎么会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呢？
《新中国外交50年》下卷1840页刊载的编者《后记》说：“本书是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华诞而约请中国外交界资深的官员、学者和专家撰写的一部大型新中国外交史专著。”“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件和文献资料。”笔者要问：所谓毛主席“对大家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究竟在什么“档案、文件和文献资料”中记载过？
其实，无需“查阅大量的档案、文件和文献资料”，1971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载了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和提案全文和联合国大会表决结果，并逐一列举了投赞成票的76个会员国的名单。无需麻烦“中国外交界资深的官员、学者和专家”，找一位考试及格的中学生，从人民日报逐一列举的投赞成票的76个会员国的名单中，就会找出投赞成票的26个非洲国家的国名。如果这位中学生记忆力不好，那就让他看看世界地理教科书，他就会发现，1971年联合国的会员国中，非洲国家的总数是42个，他就会推断出，有16个非洲国家没有投赞成票。他还会发现，投赞成票的26个非洲国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等国的人口构成，占大多数的是阿拉伯人，把这些国家称作“黑人兄弟”，中学生也会看出这是常识性的错误。不可思议的是，由“中国外交界资深的官员、学者和专家撰写”的《新中国外交50年》，竟然出现这样常识性的错误，竟然把这一常识性的错误强加给1976年逝世的毛泽东，而且印刷在书本上，销售在市场上。《新中国外交50年》是“国家‘九江’规划重点图书”，是“新中国外交史专著”。如不公开纠正书中的错误，听任这样的错误散布世界，流传于后代，能够问心无愧么？对照新中国外交奠基者周恩来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差距是不是太大了？
还得指出：《百年潮》1997年1第1期和第2期，连载笔者写的《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回忆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经过》。《新中国外交50年》中《新中国的代表首次登上连合国的讲坛》一节，载于下卷第1715页至1724页。笔者发现，该书第1715页至1917页第二段，第1720页第四段至同业的末段，第1723页第三段，除屈指可数的几句话外，书上的内容包括毛泽东的大量讲话，都是抄录笔者的文章，而且大部分是整段整段地、逐字逐句地照抄。在照抄笔者文中所写的“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之后，偏又编造出笔者未写的“他对大家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编者硬要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既然把笔者看作知情人，如蒙事先垂询，笔者一定会竭诚如实相告。但编者硬不这样做，连个招呼也不打，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今陷于自己造成的窘境，那该怨谁？
质疑之后，笔者坦言，在这一节里，编者把不注明来源的抄袭作为自己的史作，而真正是自己写的几句话，却是涉及毛泽东的不实之词，这种做法要不得，与编者《后记》的说法大相径庭。须知创作不应抄袭，史作不应杜撰。这是常规，并非苟求。
笔者按照“三讲教育”的精神写出此文。《百年潮》按照“三讲教育”的精神刊载此文。希望《新中国外交50年》的编者也能按照“三讲教育”的精神对待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