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我看《百年潮》

作者:佚名




  我回答说,中纪委和监察部有作用。但出现全局性的问题,或者和领导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就无能为力了。而人大的代表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指定选举的。比如一个县推出的省人大代表,他是县委提名和决定的,当然向县委负责,而难以向老百姓负责。如果他在出席省人大会议时,对县里工作提多了意见,就有可能受到压抑,也有可能当不成下一届人民代表了。现在各地人大还起不到对大政方针,对一二把手的监督作用。当然,我不了解全国人大的情况。不过,每次人大代表选举,我现在都按选举法规定,合法地投弃权票。因为我半点也不了解被提名者。
  耀邦同志说,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而集中也该是集中大多数的意见。不是说没有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但多数情况下真理还是在大多数人的手里,大多数人的感受、心情、倾向,是我们决策的依据,因为群众对一项政策是好是坏,感受最深。你回忆一下,即使“文化大革命”前,有一些事,诸如反右扩大化,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批总理的马鞍形,大跃进超英赶美,批邓子恢,批彭老总,许多同志内心并不通,但习惯是听主席的,因而反倒认为是自己右倾,跟不上。而后来的实践却证明,凡是广大党员和群众不通的事,往往都是不该办或办得过头的事。可见集中一定要集中大多数的意见,而不能以集中为名,将自己意见强加于大多数。
  我说,要在中国人民和党内培养一种少数服从多数,乐于执行多数决定的民主传统,不要追求虚假的“一致通过”。我又说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尖锐指出了中国缺乏民主的传统,并指出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至今存在的影响,可惜远未形成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共识。继之,也未采取有力的具体措施,真是可惜。学习小平同志文章,忽视这一篇,就不是完整准确地懂得小平同志的贡献。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话讲得真好。党要永葆青春,对1958年以来特别是文革的教训既要哀之又鉴之。“哀”什么,“鉴”什么?中心是党内民主。我们党内,民主往往是受集中支配的,这方面不改,民主处于从属的地位,而集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状况,无从解决。光是一份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远远不够的。
  耀邦同志问,你是学什么的?我说学生物化学。耀邦又问,你读过古文?我说,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私塾读的。他说,你读过《哀江南赋》没有?我说,庾子山作的。我还背得出。耀邦同志高兴了,说你起个头。我背诵说:“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耀邦同志也接着背诵,一直到“天道周星,物极不反”。耀邦突然问:这两句你怎么理解?我一下怔住了。耀邦说,一般以为,庾信是说侯景火烧台城后,梁朝已矣,不可复兴。而就自然和人事规律来说,物极总是必反的。说“物极不反”,是庾信在梁亡后的悲愤之辞,是反其意而用之。这里断句也可不用句号而用问号或惊叹号。今天我听你讲了许多意见,你可以有更多的意见,但有一条你要记住,就是一定要保持民族自信心。你搞教育,更要教育年轻一代树立坚定的民族自信心,这一条千万不能丢!
  耀邦同志接着说,你在教育部门工作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要多多疏导。列宁说过,上帝也原谅青年人的胡说,大意如此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比上帝总应该高明一点吧。
  我告诉耀邦同志,我曾去过台湾探亲,并提到蒋经国在晚年决定开放探亲,开放党禁,让国民党在竞争中存在时,耀邦同志说,蒋经国早年在苏联学习,在台湾主政后,工作深入,与民众打成一片,在促进台湾经济发展方面,在推进台湾政治进行若干改革方面,都做了些有益的工作,才受到台湾老百姓的怀念。
  当话题转到湖南师大校长林增平和台湾历史学家蒋廷黻对革命和改良的看法及中国文化问题时,耀邦同志说,许多中国学者历来很欣赏大同思想,早期中国一些先进人物接受马列主义,有些人也就是从大同思想过渡来的。周佛海、戴季陶等人,也曾以大同思想为起点一度接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在经济和政治上“左”的失误,也和他思想上浓厚的大同思想有关。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容易将大同思想和平均主义等同起来,走向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实行平均主义的结果,有时会以牺牲民族进步为代价。大同思想对我们党的影响,也像彭老总说的一句话,是有失有得,或者有得有失吧!直到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才迈出了新的一步。
  谈到这时,已是11点多了,服务员进来说,省教委接我回去的车来了。耀邦同志留我午餐后再走,我怕影响他休息,起身告辞,诚挚地希望他保重身体。我说,你和中央有的同志一样,都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耀邦同志笑了,说没有那么重要(插说一句:我想,我说的并无过分之处。这一点,几个月之后就因他的去世充分显现出来了)。他又再次叮嘱我说,我们这个民族是大有希望的,要坚定民族自信心。这些话要多向青年学生讲讲。
  他引我到李昭同志休息的另一间房和我握手告别,欢迎我去北京时再去看他。谁知第二年就传来了噩耗,他是在最不该走的时候走的,壮志未酬身已逝,长使英雄泪满襟。
  耀邦同志去世十年以后,1999年9月,我到北京看望李昭同志,在耀邦同志的书房,在他遗像前,和李昭同志一起照了一张相。心里想,耀邦同志逝世十周年了,是非功过自在人心。白乐天诗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陆放翁诗云:“死后是非谁管得?”老百姓却在管,走遍全中国,问遍海外华人,无人不说:“胡耀邦是得人心的!”
  人无完人,正如他自己说的,在中央处理彭老总和少奇同志时不该举手。人们不能不认为,即使像耀邦这样襟怀荡荡,正气凛然,毫无防人之心的人,也不得不偶作违心的过头之事。这对他个人来说,只是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而对于党来说,却的确值得每个正直的、敢于思考如何从制度上改进党的工作的同志深思!
  和小平同志一样,胡耀邦的名字,必将与中国拨乱反正和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并存!
  1999年10月1日
  后记:1988年11月27日我与耀邦同志谈话后,离开耀邦同志会客室,即到了李昭同志处,向李昭同志、胡素贞同志及耀邦同志秘书张跃先谈了与耀邦同志谈话的情况。当天下午即在家中赶写了谈话回忆记录。第二天又到省委将谈话内容向当时省委书记熊清泉、副书记刘正两同志作了汇报。本文除前后加了过程的叙述外,均为1988年11月27日谈话后,当天下午的追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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