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刘大年与《百年潮》杂志
作者：杨天石
刊物出来了,除了送往市场外,还要送专家。自然,要送大年同志一份,因为他是国内外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过了几天,社长郑惠告诉我,大年同志来了电话,说是很赞成杂志的宗旨。“啊!大年同志赞成。”我松了一口气。
刊物办起来了,期期送给大年同志一份。到了第2年,大年同志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刘璐根据他的口述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回忆和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共事的岁月,其中有一些关于陈寅恪的资料,可补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的不足,问我可否交《百年潮》使用。我当然立即表示欢迎。文章托人送来了,我交给责任编辑,责任编辑觉得长,于是又由我出面,打电话询问大年同志,可否删一点,大年同志爽快地答应可以。我又问大年同志有无和郭沫若的合影,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大年同志竟回答没有。后来,大年同志送来了一大叠郭沫若的书信手迹,还精选了好几张反映本人学术生涯的彩色照片,看得出,大年同志相当重视这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就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4期上,题为《刘大年忆郭沫若》。不过文章被删得相当苦,照片也选用得较少。我很担心大年同志不高兴,不过他始终没有说什么。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当时是一本畅销书。其中谈到,北京方面想邀请陈寅恪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但陈却提出“请转告毛、刘二公,允许我不宗奉马列主义。”该书并称,“陈寅恪最后向北京关上了大门,关闭之严密,没有留下一丝余地。”大年同志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以亲身所知说明,后来因为上述情况,在是否提名陈寅恪为科学院学部委员时,发生争论,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对于“学部委员”这一头衔,陈寅恪是“欣然接受”了的。
大年同志所述毛泽东赞成授予陈寅恪学部委员――当时是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头衔一事引起了我的思考,而且我还查考出,后来继续授予陈的荣誉头衔还有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我觉得,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一种“宽宏”气度,便想写篇文章加以阐述。我将这一想法告诉大年同志,和他商量。大年同志说:这不仅是一种“宽宏气度”,而且首先是一种“科学态度”。根据大年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为《应有的宽宏和科学态度――由毛泽东批准陈寅恪任学部委员说起》,发表在《百年潮》1999年第1期上。
《百年潮》原是双月刊,聘请宋任穷、萧克、胡绳、程思远为顾问。出版后,来稿日增,积稿日多,便想改为月刊,同时增聘几位顾问。自然,大家想到了大年同志。谁去游说呢?我在大年同志任所长或名誉所长的研究所工作多年,又和大年同志有一些文字因缘,似乎应该由我出面,但我考虑到大年同志一向不慕虚名,以他的学识、地位、声望,要是来者不拒的话,他的头衔该有几十、几百了,然而他肯于接受的头衔却实在少得可怜。我怕我出面会“砸锅”,便把这个艰巨任务推给了郑惠同志。我想,郑惠比我年长,属于“老资格”,和大年同志也熟,由他出面要比我有把握。果然,过了几天,郑惠同志笑眯眯地告诉我,大年同志表示:“由你们定吧!”由我们定,自然是同意了。我很高兴。这不仅是一个当不当顾问的问题,而是表示出,大年同志对刊物的肯定和支持。
改刊之际,除了增聘顾问外,大家还想请海内外、国内外的史学名家题词,既求指导,又借此增光。自然,大家还是想到了大年同志。这回,我不能再往别人身上推,只好义无反顾地出马了。我估计被拒绝的可能性十占八九,怀着惴惴的心情给大年同志打电话,但没想到,大年同志又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说:“我给你们写首诗吧!”
“写诗?”我又喜又惊。大年同志是湖南国学专修学校出身,经学、史学、文学都很有根底,这我是知道的。但是,诗“缘情而发”,又要讲究形象、意境。为刊物题词,能写出什么样的诗来呢?我有些担心。过了几天,大年同志托人将诗带来了,那是用电脑打印的,但名字却是大年同志的亲笔签署。诗如下:百年世界,沧桑变更,潮流汹涌,走向分明。退去地冷,涨来天青,淘弃陈腐,拥抱革新。鉴彰昨日,律验如今,学由以立,国由以兴。历历贤哲,巍巍人民,各位其位,各能其能。匪光何亮,不龙何灵,泰山为重,鸿毛为轻。夜必当旦,屈必当伸,浩然之气,大族之魂。爱巢翡翠,望掣海鲸,鹿本非马,渭岂容泾。写实要实,写真要真,此事难全,端在力争。 ——《寄百年潮》 这是大年同志精心写作的一首诗。四句为一组,共八组。第一组写百年来的世界大局。第二组写百年来的中国变化。第三组写学术发展,国家振兴,均必须鉴往察今。第四组写贤哲和人民,各有其历史地位。第五组歌颂民族精英在中华民族振兴中的历史作用。第六组写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和中华民族亘古长存的浩然之气。第七组化用杜甫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戏为六绝句》),希望《百年潮》风格多样,分辨真伪、清浊。第八组鼓励《百年潮》下大力气,说真话,写真史。“此事难全,端在力争。”大年同志深知,要达到“真实”这一境界,有时并不很容易。 这首诗全面表现了大年同志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不仅气势磅礴,寓意深厚,而且也充分表现出大年同志的才华和在学术、词章方面的修养。收到这首诗,我真是大喜过望,便立刻把它编入《百年潮》1998年第6期,同时转给《文汇报》的施宣圆同志,发表在该报的《笔会》版中。 我对大年同志的历史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老革命”,解放区出来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抗战期间,大年同志重病喀血,被一位日本战俘治好,这位原本属于侵华日军的“鬼子兵”后来竟加入中共,旁听中共七大,后来又成为日共领袖野坂参三的助手,回日后组织八四友会,立志永远做八路军、新四军之友。1998年,大年同志访问东京,两人重逢,彼此都已是龙钟老叟。听到这一故事,我的工作习惯立刻提醒我,这是个好题材。当时,我听说科研处的刘红小姐正在以此写一篇文章,又从刘红小姐处得知大年同志本人有一篇回忆,便请刘红小姐转商大年同志,将该文交《百年潮》发表,大年同志很快回话,表示同意,并送来了相关照片,作为插图。大年同志的这篇文章,情文并茂,堪称散文中的上品。我只加了几个小标题,没有再删。发表后颇得读者好评。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年同志是1999年的夏天。那时一家出版社想编写一部多达14卷的大型《中国近代史》,请郑惠同志帮助物色主持人。郑惠同志提议由大年同志当主编,由我来做实际组织工作。我根据大年同志的性格和作风,估计不会同意此事,不过,感于出版社的盛意,我同意帮忙作一点说服工作。于是,先打电话,只含糊地说是出版社有事找他,届时,我和郑惠同志都会来。大年同志不知究竟,同意接待。果然,那一天,任凭出版社的社长和主任们怎样动员,甚至表示要同时出版大年同志的文集,但大年同志总是一口拒绝,态度坚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那天,大年同志斜躺在藤椅上,双脚搁在凳子上,我估计他腿部有点肿胀,但看他精神颇好,思路敏捷,估计不会有大问题。谈话中,大年同志对我说:“你最近发表的文章,认为康有为致袁世凯密函所称尔朱,暗指荣禄,这是对的,但是,没有说明理由。尔朱是复姓,北魏时有尔朱荣其人,所以康有为可以用尔朱代指荣禄。”听了大年同志的话,我既为大年同志对我的关注所感动,又很佩服大年同志的记忆力。80多岁的老人了,头脑仍然如此清晰,这应该是长寿之兆。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海鹏所长突然告诉我,大年同志病得很重,喉管已经切开。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挽救手段了,感到很愕然。接着,我出访日本,日本学者都很关心大年同志的病情。回到北京时,我担心大年同志已经不在了,所以一上车,就立刻询问到机场接我的司机:“大年同志怎样了?”司机答以没有什么新情况,我稍感放心。“也许可以拖到2000年吧?”但是,没有想到,1999年12月28日,大年同志就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途程。 谨以此文,作为悼念大年同志的一瓣心香。2000年1月24日,自晨至暮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