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任仲夷主政广东
作者：■ 卢荻 刘坤仪
谷牧诙谐的言语引得常委们笑了起来。任仲夷则郑重表示，一定按谷牧提出的要求，亲自抓特区的建设工作。
过几天，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任仲夷准备就特区问题作个专题发言。
特区的初创阶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其中不乏怀疑、非议以至责难。有人说，“特区除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
18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任仲夷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以满腔热情和坚定信念，肯定特区这一新生事物。他说：’我们之所以办特区，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进行一些自愿互利的经济合作，是以不捐害我国的主权为前提条件的。为了我国的利益，才给来与我们进行合作的那些人一定的利益。主权完全在我们手里，那里的政府、警察、军队都是我们的，执行我国的法律。这有什么危险呢?没什么危险!办特区，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
他还列举自己到深圳、珠海考察时的所见所闻，以切身体会，称赞特区的新气象。“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1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求回来。”
他告诉与会的同志们，“看到特区社会安定的事实，完全应当解除顾虑和担心。”
1981年1月，中共广东省代表会议在广州举行。任仲夷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要调整，政治要安定》的总结讲话。他进一步强调，“特区建设，要在搞好规划的基础上抓紧进行。许多改革问题，要深入研究，抓紧解决。涉及主要问题的，要立法。单有改革而无具体的法令、条例作保证，侨商和外商来投资时不放心。”根据任仲夷的这一指示 ，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起草了特区一系列条例和法规。深圳市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法制机构，先后成立了立法工作组、条规处、市法制局、市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等专门法制机构，研究并起草特区法规和政府规范性文件。
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的会议。广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任仲夷、刘田夫、吴南生、梁湘、曾定石等。与会的除福建、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有经济理论家薛暮桥、许涤新等。会议检查总结了贯彻执行中央1970年50号文件以来的情况和经验，讨论和研究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体制、政策和管理等问题，提出了今后继续前进的10条重要政策和措施。
自从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始终有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忧心衷衷。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显然持怀疑态度。创建们生怕广东越了轨，因此顾虑重重。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任仲夷和福建的负责人，以及到会的同志们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因此，任仲夷和项南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休会期间，两省的同志和中央部委有同志开玩笑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不要老说我们“不例外”。实际上，同志们都认为，这些部门不愿意放权，致使两省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两省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让两省可以发展更快一些。
会议在谷牧主持下，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
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央批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经济调整和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时，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
经任仲夷等人提议，并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9月底10月初，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省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检查总结两年多来经济特区建设情况和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把两省经济搞活的问题。会上，任仲夷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全国各省都适用，都在试验，广东应该加一个‘更’字，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不加‘更’字和全国一样，就没有特殊了。”
在此之前，任仲夷曾陪同国务院领导同志视察深圳、珠海特区。这天，风和日丽，任仲夷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陪同赵紫阳登山远眺，俯瞰蛇口，工业区全景尽收眼底。昔日一片荒滩野岭，现已矗立起一栋栋崭新的楼房，一座新兴城市的轮廓已初见端倪。袁庚指点着远处的建筑物，一一汇报工业区的情况。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任仲夷向袁庚肯定了深圳建设要采取开发公司的方式，也就是蛇口方式。并明确指出，政企要分开。“官”、商要分开，特区的一切企业，都要独立经营，照章纳税。对于企业内部的事务，政府不要去管。
国务院领导同志问袁庚：“你在这里，有没有人问你姓‘社’姓‘资’的问题?”
袁庚实话实说：“我们没有遇到太多的非难，没有人问我姓‘社’姓‘资’的问题，只有两个党内理论家这样对我说过，戴你资本主义帽子嘛，不好，说你是社会主义，全国都这样那还行吗?”
国务院领导同志又转而问任仲夷：“我在北京，老是有人问我，经济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我也老是在想这个问题。仲夷同志，你说说看!”
其实，任仲夷的脑子里，从到广东任职之日起，就不断思考着这一问题，并且翻阅了大量老祖宗的经典著作，寻找答案。
他说：’依我看，对一个企业，无论是合营企业或是外资独资经营的企业，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就整个特区来说，则不能说这个特区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
国务院领导同志点了点头：“我赞成这一看法。”
不久，薄一波到广东考察，任仲夷和常务副省长李建安在环境优美的珠岛宾馆向他汇报工作。
薄一波说：“对深圳、珠海和福建的特区建设，要不断总结经验。在那里既不能完全是资本主义，但也不能完全是国家资本主义。”
任仲夷将上次对赵紫阳阐述的观点对薄一波又阐述了一番。
薄一波在五十年代曾参与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十分赞成任仲夷的观点。于是接着说：“对资本家，我们越使他有利可图，反过来我们的利益也更大。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认识要更加提高一点。”
在汇报中，任仲夷还提出，“最近，我们为了加重深圳市的责任，加强对特区的领导，对深圳市委、市政府，参加开会、发文件均相当于广州市来对待。”
薄一波高兴地说：“我很赞成仲夷同志的意见，省委、省政府把深圳市当成一个大市来待，甚至比一个大市还重要，我这次回去也要强调一下。”
经广东省委和任仲夷等人提议，后来中央同意深圳为单列市，与广州一样享有副省级待遇。
1983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任仲夷作陪，胡耀邦肯定地说，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胡耀邦还即席提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谷牧后来视察广东三个经济特区时，赞同胡耀邦对特区的这一评价，认为评价公正，符合实际。6月25日，谷牧又传来邓小平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
这对任仲夷、对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回顾经济特区创办初期，碰到过不少难题。袁庚对此深有体会。蛇口工业区在发展过程中，曾困难重重。有些单位大权在握，你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么说他硬是不同意，卡你的脖子，官僚主义曾使袁庚百般无奈。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干预，袁庚等一再要求授予蛇口更多的自主权。这些要求得到中央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1984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对蛇口至关重要，它明确规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十大自主权限，包括项目审批权、进出口物资审批权、人事权等。有了这些自主权，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独立外理许多事情，不需要层层请示，往返周折，同时也可以对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蛇口后说：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谷牧、胡启立、任仲夷、刘田夫，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得说。”
袁庚在蛇口苦干实干十多年，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改革人物，他跟广东地方领导干部接触联系不少，但他仅列举任仲夷、刘田夫。可见，任、刘两人对蛇口关心的程度“真是没得说”!
1984年春，邓小平进行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并分别为三个特区提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邓小平这次南巡，谷牧说，“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任仲夷作为广东省的第一把手，他也是广东经济特区的具体组织者和实践者，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肯定，实际上也是对任仲夷工作的肯定。
今天，“深圳速度”；“蛇口的口号”早已流传全国。一座现代化都市拔地而起，经过15年的艰苦创业，其经济实力稳居全国城市七强，对外贸易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经济发展速度平均每年增长30%以上，“深圳速度”不但令国人刮目相看，而且举世瞩目。我们在为这些辉煌成就骄傲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开拓者们种种的艰难。而任仲夷，也是“开荒牛”之一。
(待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