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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生、杨勇被抓与所谓“华北山头主义”问题
作者：■ 陈先瑞
1967年1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被打倒，周恩来总理宣布郑维山副司令员为代理司令员，李雪峰兼军区第一政委，我为军区四位副政委中牵头的。1969年5月，郑维山和我分别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1970年12月至1971年1月，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被撤职，李德生(后来是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任第一和第二政委，他们忙于中央和军委的事，由我主持军区的日常工作。当时的北京军区领导成员中，有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职，华北三省(区)和京、津两市的一把手也都兼任北京军区的政委。参谋长、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30多人，形成了一庞大的军区领导班子。军区下辖8个野战军，1个卫戍区，1个警备区，3个省军区和10多个独立师。当时，北京军区兵力是各大军区中人数最多的。
这时的北京军区，可以说兵多将广，又驻防在中央所在地首都，除和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样，要“三支两军”和“准备打仗”以外，还肩负直接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重任。由于北京军区地位举足轻重，军区领导经常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台上时，也利用手中权力不断地直接插手北京军区。他们有时通过组织渠道，更多的是非组织渠道，不时地搞突然袭击，把军区党委和领导干部搞得不知所措。
十年动乱，是我党历史上政治斗争最复杂、最残酷的十年。我在这个时期坚守在北京军区主要领导这个风口浪尖的岗位上，经历了一生最紧张、最矛盾、最迷茫、最痛苦的9年。
廖汉生、杨勇被抓事件
廖汉生、杨勇被抓，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军区的大事。
1967年1月初，江青一伙策划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开始了全面夺权。林彪面示杨勇：“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廖汉生”。对此，杨勇同志感到很为难，于是就请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问他怎么办，萧说由他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后再说。很快，就有了答复，说由上面派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点火，这样，军区机关的“四大”就可以乘势展开了。
5日，杨勇主持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林彪关于“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的指示，但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这句话。这时，廖汉生正在保定驻军参加“四好连队”年终总评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党委常委会。
会后，按照军区常委讨论决定，通知廖汉生务于6日回北京。同时，机关做好搞运动的准备工作，起草一个召开动员大会用的讲话稿。准备8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向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同志交代军区司、政、后机关开展“四大”要他们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稳定。
7日夜间，总政治部值班室通知军区说，上面去人到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要军区迎接，并帮助张贴。8日凌晨，大字报贴在了军区办公楼主楼横梁上。大字报中污蔑廖汉生“是贺龙的人”，捏造了数条罪状，署名的人当时都是中央文革或军委文革小组的成员。这张大字报，煽动性极大，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军区机关大院。早上一上班，机关干部就看到了，顿时四处传开，议论纷纷，秩序大乱。
8日上午，军区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会议是在城里定阜大街、原军区政治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我对夜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是按照通知去参加会的。我到的比较晚，当走进会议室时，看到与会者人人表情沉重，便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我在一位副司令员旁边找个位子坐了下来，这位副司令员轻轻地对我说：“迟到了。”我悄悄地问：“出什么事了?”这位副司令员摸了一下自己的胡子，用手比划了个“八”字。当时我就想到是贺龙元帅出事了，根本没想到会是廖汉生出事。杨勇看到人已到齐，便宣布开会。他还没讲几句话，北京军区文工团的造反派来了，提出要廖汉生到西山军区大院看大字报。会场骤然沉寂下来，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廖汉生看到这种情景，便大声问：“你们看怎么办吧?”杨勇说：“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廖汉生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廖汉生边说边掏上衣口袋里装的小本，把记有机密的小本往皮包上一放，说：“小眼镜(戴眼镜的党委秘书)，交给你!”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会议室。廖汉生就是这样，以看大字报为名，回到军区大院，遭受批斗，被非法关押起来的。
廖汉生被关押起来，不仅在机关引起很大反映，而且在军区领导中也引起思想波动。当天晚上，总参代总长杨成武为稳定北京军区局势，临时把军区部分领导同志召到翠微路总参招待所，向我们说，杨勇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要军区领导加强团结，抓好运动与部队工作。听了杨成武的讲话，我觉得心里有一种稳定感。可是不到半个月时间，风云突变，杨勇又被打倒了。这对我震动很大。
杨勇、廖汉生被打倒后，北京军区机关一些人在“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盅惑下，说军区党委是黑党委，把郑维山在内的几位副司令员、副政委关起来，要军委表态。徐向前元帅亲自给北京军区造反派组织打电话，下命令让他们放人，这才把这些人放了。
为了维护北京军区的稳定，周恩来总理、徐向前副主席于1月29日零时5分至4时15分，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军区机关和文工团的造反组织代表，反复说明杨勇、廖汉生的事情，不准对军区领导人一个又一个地揪斗，并宣布郑维山是北京军区代理司令员，李雪峰兼军区第一政委，我为军区4位副政委中牵头的。这时，《中央军委命令》(又称《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到军区，这样，军区机关的“四大”搞了20天，就停下来了。
周总理宣布我是副政委中牵头的，使我很感意外。事后，我见到总理时，当面向总理表示：“我水平不高，能力有限，恐难以胜任，有负重托”。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先瑞同志，主席和中央对你是了解的，信任的。你要上靠中央，下靠群众，大胆地把工作抓起来，把军区的运动搞好”。看到总理那疲倦的脸色，我再也不能说什么了。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力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总理的信任。
对杨勇、瘳汉生是怎么被打倒、关押起来的，我认为这本来是清楚的。但上面又几次追查“是哪方面下的命令?谁把他们抓起来的。”对此，我感到很不理解。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兼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区政委，谁敢抓他们呀?如果抓错了，上面说一句话不就放出来了吗?可是，事情却不象我想的那么简单。
杨勇被关起来后，曾两次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北京军区一刻也没有压他的信，每次都立即上送，但上面没有人说话。在杨勇被打倒后十来天，毛泽东在2月3日接见阿尔巴尼亚来我国访问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北京军区司令部里的人要打倒萧华，结果被别人打倒了。这说明毛泽东是知道杨勇被关押的。3月，上面追查抓杨勇的问题，北京军区写了报告，并请求批示，但上面没有批复。
1969年“九大”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揪住不放，有些人还要工作的，群众理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军区杨勇是怎么回事?”周总理在传达毛泽东“九大”期间的几次谈话中，讲到了杨勇、廖汉生被抓的问题。为此事，北京军区组织人员进行了清查。这时，一些人借机把矛头指向了郑维山和我，并提出谁是抓杨勇、廖汉生的主谋。林彪把北京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查问杨勇、廖汉生被抓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抓杨勇、廖汉生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要求军工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的经过，这是林彪为自己推脱罪责，嫁祸于人。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实际对调的会议上说：“杨勇同志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其实，杨勇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北京军区都及时上送了，不知毛泽东看到没有。我想，毛泽东可能没有看到杨勇的信，否则，不会讲那样的话。
毛泽东的讲话却不知怎么被军区管理局的一个副局长知道了，他便写了一份揭发军区陷害杨勇的材料。这份材料主要讲了两件事：一是1969年10月，紧急战备时疏散杨勇到外地的路上，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撞死；二是1971年1月杨勇在深入部队调研中摔伤，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有人授意截掉杨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
对这一揭发事件，军区党委很重视，由当时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亲自负责，认真清查了杨勇、廖汉生同志的事。由于郑维山已被打倒，清查的重点便集中到我的头上。这次清查搞了三、四个月。后来，在周总理的过问下，纪登奎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作了结论：杨勇、廖汉生被抓起来，关押审查，经反复核查，北京军区没有责任，上面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以后谁也不要问了。对杨勇制造车祸、截腿的问题，经过认真调查，事属子虚。这样，郑维山和我才从杨勇、廖汉生被抓的事件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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