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二）
作者：■ 章立凡
1952年，由于粮食供销的形势日益严峻，国家决定设立粮食部。同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粮食部长。“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对于一个当时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吃饭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和新政权的稳定。国外敌对势力曾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预言共产党将因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垮台，而共产党恰恰任命了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粮食部长，是一件十分令人瞩目的事。章乃器在上任之初就表示：“非党人士担任财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责任重大。”章乃器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
粮食部草创伊始，就遇上了十分严峻的形势。自1952年秋季开始，过去行之有效的利用自由市场进行斗争的方式，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人民生活的提高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奸商、富农乘机勾结小贩，一面向农民争购粮食，一面混杂在需粮群众当中套购粮食，造成了许多基层购粮点的脱销和黑市，助长了农民惜售粮食思想的发展。到1953年，个别地区出现了数千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起长龙争购粮食的情况。购多销少的形势日益严重，国家的库存消耗日大，而回流到农村中的粮食，数量却日益增多。同年八九月份，北京、天津不得不实行面粉配售。
陈云早在1952年1月向中央提交的财经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搞试点试行粮食征购的建议。粮食部自成立之初，就在酝酿有关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和在城市实施配售的政策方案。作为粮食部长，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粮食形势，章乃器的心情十分沉重。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主张采用“统制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但作为一个自幼生长于贫困农村的知识分子，他也深知农民稼穑之艰辛，对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能否实行这样的政策，他感到没有把握。当陈云受中央的委托调研粮食形势，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把自己的意见和担心和盘托出，请中共中央定夺。陈云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权衡，认为没有别的选择，惟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同年国庆节，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次日专门就粮食形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陈云提出的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主张，决定于10月10日紧急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这次粮食工作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各大区负责人都到京参加。陈云在会上阐述了粮食供应的严峻形势，他以“两担炸药”作比喻，认为自由购买和征购都存在危险性，并逐个精辟地分析了八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说明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是惟一可行的选择，获得了一致的赞同。当时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词不好听，因为日伪时期曾使用过同样的名词，希望改一个别的说法。章乃器提出将征购叫做“计划收购”，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征购和配售被命名为“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两者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这一重大政策于会后由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正式公布出台。
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被称为是建国以来经济战线的第二个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章乃器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亲自主持起草工作，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十分例外的事情，同时也说明了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为不辜负重托，章乃器大大压缩了他在民主党派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倾注全部心血投入这项任务。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长达16小时，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他系统地研究了苏联、日本以及中国历代政府的粮政体制，详尽分析全国的粮食产销形势，创立了我国特有的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制度，最终圆满地完成了粮食统购统销法规的制定工作。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粮票已成为一种收藏品，而在建国初期“短缺经济”的特殊年代里，粮票制度是保证每个城市家庭公平获得口粮的惟一办法。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1954年多收购了23亿斤，加剧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个别地区发生骚乱，引起不少的批评，出现了“统购统销搞糟了”一类的言论。对此，陈云的对策是调查研究。1955年1月，他亲自到家乡江苏青浦县小蒸乡深入调查，提出了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得到中共中央、毛主席的赞同，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章乃器也在同年9月回自己的家乡浙江青田县调查研究，当了解到由于执行政策不当，造成饿死人的事件后，他立即向浙江省和中央领导反映，调集了一批粮食为农民解困。
粮食是一种战略物资，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世界各国一般都采取国家垄断，实行粮食征购配售一条龙政策，主要目的是保障军需民食的供应，对于经济核算是不大注意的。粮食部草创时期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一些来自军需后勤部门的领导干部，习惯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方式，往往把“保障供给”理解为单纯的政治任务，不重视经济核算；章乃器则坚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打“大算盘”。他认为粮食工作在许多地方有时只能是不惜赔钱的，但不能理解为不惜成本，要求搞成本核算，不赔那些不该赔的钱。他要求粮食部门“人人头上顶把算盘”，精打细算，实行定额经营，责任到人；提出合理运输和推行“四无”粮库（无鼠雀、无霉烂、无虫害、无事故），以减少损耗，增加积累。
为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要不要创造利润的问题，章乃器甚至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和一位领导同志当面争论过。因为他以前曾是一个企业家，也有人认为，他是用管理企业的模式在管理粮食部。陈云理解章乃器的耿直性格，章乃器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们同去武汉视察工作，一路上辩论利润问题。章乃器针对很多企业不讲利润说：既然是企业，怎么能不讲利润呢？陈云很有涵养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章乃器才没有继续争辩下去。
在1955年7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陈云作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解答了人们对这一政策的各种疑虑，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章乃器在会上也作了发言，汇报了一年来的粮食工作，在肯定统购统销政策的社会效益的同时，提出也要注重经济效益，增产节约，在两三年内做到由少赔到不赔。后来，经过克服保守思想，进一步改进工作，粮食部门第二年就扭亏为盈，开始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在新中国的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是有经营利润的。
1953年制定食用粮加工标准的时候，曾有过不少争议：有的人认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多生产精米、精面；章乃器则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力主控制加工精度，多保留有效营养成分。据陈云夫人于若木女士回忆：“有一次，陈云同志对我说，章乃器做粮食部长时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粮食加工得粗一点？现在做成精白米，猪吃维他命，人吃碳水化合物，精白米基本是碳水化合物，其他绝大部分维他命、矿物质、微量元素都从糠皮里头流失了。”陈云赞同章乃器的意见。按照“以质定率”的原则（即根据稻谷、小麦的质量优劣确定出米、出面率），在营养、适口、节约三方面同时兼顾的指导思想下，粮食部制定的“标准米”、“标准粉”方案开始推行。据统计，由于“标准米”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第二年南方省份脚气病就大大减少。
八、毛泽东礼贤下士
章乃器1949年初到达解放区之后，顿时耳目为之一新。他在《人民的东北》一文中，热情地记述了他在解放区的见闻和观感，并描述自己的欣喜心情说：“我近来时常感到散文无用，而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因此，一向不喜欢诗歌的我，现在却想学写诗歌，以发泄胸中磅礴的诗意。”一次在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一支朝气蓬勃的歌曲，开头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感到这句歌词有些不妥，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他提议增加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确切表达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后来知道，这首歌曲是抗战胜利后创作的。国民党也曾改动过歌词，在国统区大唱“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以与解放区的唱法相对抗。自从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后，国民党那边就没有了声息，不久就完全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1951年5月初，由民主人士组成的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成立，章乃器担任团长。他和梁漱溟、于学忠等下到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亲身参加土地改革。章乃器对土地改革是拥护的，但对于有些干部和群众违反政策，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做法有意见，认为能否认真执行政策，关键在当地领导干部。
1951年8月底工作团回京后，毛泽东在9月3日先后请章乃器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章和梁不约而同地向毛反映这个问题。毛泽东向章乃器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章乃器到得特别早，其他人都还没有来，两人便一起闲聊。章说：主席到得这么早，看来身体一定很好。毛摆摆手说：那是表面现象。我晚上工作，白天失眠睡不着，所以来早了。又指指自己的头说：我脑子有病。后来，毛泽东参加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8日即席发言时，也谈到自己曾患有脑贫血症。
到了60年代，章乃器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狂潮中，回想起这两次谈话，不禁感慨万端，不止一次对家人提起。
1952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时，章乃器忽然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到中南海家中谈话，他当时不知道为了何事。见到毛泽东之后，方知是为了他在1937年发表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曾被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批评的事。这篇文章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特地在文章最后加了一条注释：“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章乃器在实践中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
毛泽东这次请章乃器来，就是特地向他解释这件事，希望他不要因此背上思想包袱。毛问他：“你那篇文章是否对蒋介石的幻想多了些？”“不但多，而且很多。”章乃器爽快地承认。毛泽东肯定他抗战初期在安徽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是做了好事；并特别感谢他在安徽期间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当时章乃器应李宗仁之邀赴第五战区前线，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不少救国会的朋友都表示不理解，甚至无端指责；听了毛泽东对他在安徽工作的评价，他感到十分欣慰。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章乃器在建国后的八年间经常见到周恩来，不时见到毛泽东。毛在当时对他还是相当尊重的，相互间谈话也很坦率。但章乃器不像有的民主人士那样，热衷于发展私人友谊，也不大给毛泽东写信。有一次毛泽东把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敬献给他的一张云豹皮和一张金丝猴皮，赠送给章乃器。章乃器很高兴，把云豹皮放置在客厅里，与来访的友人一起欣赏。作为两人间私人友谊的纪念品，他一直将云豹皮保留在身边，直到逝世。
应该说，毛泽东与章乃器的关系，在1955年以前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章乃器执掌粮食部，较好地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对于他在经济工作上的能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是比较倚重和赞赏的。粮食部的工作曾屡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说水电部的工作做得好，粮食部的工作“后来居上”（粮食部比水电部晚成立三年）；章乃器是“敢于负责的领导干部”。邓小平也有相同的评价。周恩来还组织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听取章乃器介绍粮食部的管理经验。但进入1955年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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