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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作者：于化民
“毛派的代表”
1931年7月，邓小平由上海辗转到达中央苏区，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他以务实肯干的精神，迅速打开局面，并积极参与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
9月28日，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到达瑞金叶坪村，同苏区中央局会合。这时毛泽东已经开始遭到“左”倾路线的排挤。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瑞金县委的工作。这是两人在八七会议后的第一次见面。这次故人重逢，给毛泽东留下极深的印象，40多年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起这次见面，他对邓小平说：“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在11月召开“一苏大”后不久，邓小平被调往新解放的会昌城，担负开辟新区的工作，随之担任了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在中央苏区的南部边区，邓小平把建党建政、剿灭残匪、扩大红军、土地改革、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邓小平虽然也在巴黎和莫斯科啃过洋面包，却与那些凭着“本本”指导中国革命的临时中央负责人格格不入，倒是十分赞同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主张。这就惹恼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把持下的临时中央负责人。他们不好公开批判在根据地军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便以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为名，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指责邓小平在会昌中心县委的工作，是执行了“退却逃跑的单纯的防御路线”。他们或召开各种会议，或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邓小平进行公开批判，接着又撤销了他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他们名义上是批邓小平，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泽东。
刚正耿直的邓小平当然不肯低头屈服，坚定地表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1933年夏，“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以组织的名义，给邓小平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把他下放到苏区边境的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最后，连巡视员也不让当了，干脆指定他到宁都的一个村庄参加劳动。迫于压力，妻子也与他分了手。
邓小平在农村劳动时，条件很艰苦，连肚子都吃不饱。他的境遇，引起了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妇女部长蔡畅等人的关注。不久，李富春利用到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把邓小平的近况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介绍。王稼祥对邓小平一直有很好的印象，认为他精明能干，才华出众，在缺乏干部的情况下，把这样一个对革命忠诚、又有才能的重要干部放在农村劳动改造，简直是浪费人才。这时，王稼祥正卧床养伤，他支起病体，打电话向临时中央建议，把邓小平调到军委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
王稼祥的提议立即遭到拒绝。对方说：“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又拒不接受批评。依我看，现在把他放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吧。”无奈，王稼祥只好打电话给博古，再三申说自己有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又调到红三军团任政委，总政治部只剩下副主任贺昌一人，工作实在忙不过来。这样，博古才同意邓小平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一职。
1933年6月末的一天，邓小平风尘仆仆地返回瑞金。这里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是那么亲切，只要能够重新恢复为党工作的权利，个人遭受的冤屈已经是那样微不足道了。
“油印博士”重操旧业
邓小平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一两个月。他渴望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把自己的愿望向王稼祥提了出来。王稼祥安排他到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担任干事，负责主编《红星报》。
《红星报》是一张面向全军的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其宗旨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办报对邓小平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驾轻就熟。邓小平正是以办报刊开始职业革命家生涯的。早年他曾在巴黎协助周恩来编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赤光》。他为《赤光》撰写了不少文章，同时还负责刊物的编辑、刻板和油印。《赤光》以字体美观、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而深得同志们的喜爱，大家亲切地称邓小平为“油印博士”。领导百色起义时，邓小平在红七军中领导创办了《右江日报》，任瑞金县委书记时还领导创办了《瑞金红旗》。如今，又到了这位“油印博士”一显身手的时候了。
担任《红星报》主编的邓小平，虽然遭遇了种种磨难与婚姻变故，却没有流露出半点的消沉与颓唐，照样充满热情和活力，表现了一个成熟革命家豁达宽阔的襟怀。
邓小平到任前，《红星报》已经出版了35期。接任主编后，邓小平把原来32开本的油印报纸，改为与创刊初期相同的4开铅印报纸，五天出一期，并开辟了许多新的栏目。《红星报》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红军指战员的面前。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邓小平曾亲口告诉他们：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文章的撰写，都要他自己亲力亲为。五天一期的报纸，每期近万字，各个环节的工作几乎都要他一个人去做，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看到邓小平实在辛苦，王稼祥曾把自己身边的同志调去帮忙。
《红星报》的编辑部在白屋子，军委印刷厂在乌石垅，相距三四华里。每期稿子编好后，先要送到印刷厂。工人们排好版后，再把小样拿回来校对。校对时，邓小平一丝不苟，极为认真。错漏之处很少。由于印刷厂的设备陈旧简陋，铅字不够用。邓小平出了个主意，在用大号铅字印标题时，遇到缺字就用四个小号铅字拼在一起，使其大致相当一个大字。像“战争”的“战”字，“故事”的“故”字，“烈士”的“烈”字等，很多都是这样印上去的。保证了版面的统一美观。
至于那些遒劲有力的手写标题，是他写下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精心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这些标题端庄工整，非常醒目，具有鲜明的特点，一般读者能很容易地辨识出来。它们开始出现在1933年8月以后的《红星报》上，到1935年1月以后便消失了。这是邓小平留给《红星报》的一个明显标记。
在邓小平的努力下，《红星报》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在中央苏区为数不多的报刊中独树一帜，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的喜爱，仅在中央苏区的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七千多份，“红星社”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向毛泽东约稿
《红星报》是中央军委的喉舌，必须让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及时通过《红星报》，了解红军统帅部的精神和意图，这是办好《红星报》的关键所在。因此，邓小平特别注意争取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
每当有重要的社论和理论文章发表，他在仔细编辑修改后，总是再请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最后审定。他还经常约请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人为《红星报》起草社论，撰写文章。从署名看，周恩来、博古、洛甫、朱德、王稼祥、贺昌、罗迈、彭德怀、聂荣臻、陈云、李富春、陈毅等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文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重要决策，也通过《红星报》，迅速地传播到广大红军官兵和苏区群众中间。
当然，作为主编的邓小平为报纸写的文章是最多的。《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毛毛曾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
邓小平从内心深处敬佩毛泽东的军事谋略和战争指挥艺术。当时，毛泽东已经被撤销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许多人对毛泽东避犹不及，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时是“鬼都不上门”。然而，邓小平不是那种明哲保身的人，那不符合他的个性和为人。他要通过自己的报纸，让红军指战员们听到他们热爱的毛总政委的声音。
编完改版后的《红星报》第1期之后，他就去向毛泽东约稿。邓小平办公的白屋子和毛泽东居住的沙洲坝隔岗相望。这天，邓小平吃完晚饭，沿着逶迤曲折的田间小路，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正坐在大樟树下的石板凳上专心致志地看书。见到邓小平来访，他笑吟吟地起身让坐，关切地询问邓小平的近况。邓小平一一作了回答，并告诉毛泽东，自己正在主编《红星报》，希望他为报纸写一篇有关红军攻城作战的文章。毛泽东沉思了一会说，井冈山的几次主要战斗，已用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向中央作了报告，几次反“围剿”的经验，你们也早熟悉了，全军指战员也已经运用成功了。不过，1930年吉安一仗的战例倒可以说说。毛泽东很快把稿子写了出来，题目是《吉安的占领》，并署上了久已未用的笔名“子任”。1933年8月14日，《红星报》的第2期发表了毛泽东的这篇长文。文章以轻松活泼的笔调，绘声绘色地叙述了红一方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场面，赞扬了红军指战员勇猛作战的精神。毛泽东在总结吉安战斗的经验时，特别提到，这次作战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那时立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是要红一方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九江的。如果照他们的话去做，就不会有攻吉作战的胜利。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左”倾中央极力推行进攻路线、与敌人硬拼的不满。
毛泽东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在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五、七军团指战员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那些从井冈山上走下来的老战士，更加怀念在毛泽东指挥下屡战屡胜的岁月。
不久，邓小平又特意编发了一个红军团长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这位害了痨病，生命垂危的红军团长说：“人人都有一死，总要死得光荣，我由南昌暴动参加红军数年来，不能光荣地死在战场上，反而病死在后方的床上，这是我当红军以来最不幸的一件事。”他向毛泽东请示，自己不能去前方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反而得到政府的优待，心中很是不安，请求从他每月的休养费中扣除一元钱，并将1933、1934两年政府发给的公谷费交公，用这笔钱充作战争经费。这封感人至深的信，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广大红军战士中的崇高威望。
红军战士的良师益友
《红星报》的主要读者群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绝大多数红军干部、战士都是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文化水平不高。要让报纸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首先让战士们能够读得懂，感兴趣。
为了适合不同层面读者的需要，在邓小平任主编期间，《红星报》共开辟了十多个专栏。“党的生活”、“列宁室”着重反映政治思想理论建设；“扩大红军”、“红军生活”、“红军家信”、“红军纪律”，反映红军生活和工作；“群众工作”反映军民关系，介绍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军事常识”、“军事测验”通俗地介绍战略战术方面的知识；“卫生常识”介绍常见病、多发病和战场救护等卫生医药知识；“法厅”和“铁锤”则是专门用于揭露和批评那些消极落后现象的。报纸还注重插图的运用，评论、新闻甚至理论文章也常常配有漫画或图画，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增强了视觉效果。
《红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一般都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有的短讯只有寥寥数语。如在第25期上以《一颗子弹要了两个敌人的命》为题，刊载了一个小故事。故事说：某团一营三连战斗员张保元同志，得胜关战斗中，他在阵地上看见敌人冲来，不慌不忙，瞄准一枪打去，两个冲上来的家伙，同时呜呼哀哉，张同志真是好射手!通共才二百来个字，却极为生动传神地刻划出红军战士的高大形象。像这样的故事，几乎在每期报纸上都有。
《红星报》的第52期有篇《反对老婆拖尾巴》的文章。说福建补充团十一连的曾保子，是一位入伍不久的新战士。他的妻了丘二嫂对丈夫的行动不理解，跑到该连诉说家中困难，一定要他回去。但曾保子当红军的意志非常坚决，不肯回家。于是丘二嫂以离婚相要挟。连长立即召开该连军人大会，大家一起做丘二嫂的工作。在大家的耐心说服下，丘二嫂最终认识到自己的不对，表示不再拖丈夫的后腿。曾保子坚决当红军的态度，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决定奖励他光荣帽子和面巾各一件。
为了推动战士们学习军事知识和文化知识，邓小平常在“军事测验”和“小玩意”栏目里，刊登一些内容浅显的测验题，并向读者征求答案。该报第31期的“小玩意”栏目中，刊出了这样一则算术游戏：某次战斗中，某连有一二两排，每三个人缴得一杆枪，第三排每个人缴得三杆枪，全连人数100人，共缴得100杆枪。问题是：第一二排合共几多人，共缴得几杆枪?第三排多少人，缴得几杆枪?在第35期上登出了答案，第一二两排共75人，缴得25杆枪，第三排25人，缴得75杆枪。
像这种看起来很简单，但贴近战士生活、切合战士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小题目，很能激起战士们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一位在红军彭杨学校工作的读者就曾给编辑部来信说：“《红星》刊物登载的各种作品，的确引起了我们热烈研究和注意；军事测验问题更适合一般战士的要求，因此我们在课余时间，常向学生讲答，收到了相当效果。”
在丰富和活跃军营文化生活方面，《红星报》也起了很好的作用。邓小平利用“俱乐部”、“猜谜语”、“山歌”、“红军歌曲”等栏目，刊登了大量歌谣、活报剧，以及各种游艺稿件。第30期就刊出了郭化若供稿的谜语：“一个小孩子，满身是格子。头发特别长，身体硬死死。一离人手中，能飞几十米。粉身杀敌人，声音大无比”，猜一个军用品。第31期上登出了谜底，是麻尾手榴弹。战士们在紧张的战斗之余，读到这些生动有趣的内容，自然会感到轻松和愉快。
在文艺副刊上，邓小平还编发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山歌。
第9期上刊登了一个名叫秋香的兴国少女的山歌，歌词美丽动人：
哎呀来!一双草鞋千万针，难为后方姐妹们，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
哎呀来!红军哥哥仔细听，莫负我们这片心，冲锋追击要拼命，红军哥!个个要学东方军。
哎呀来!个个都像东方军，才称后方姐妹心，暮暮朝朝望捷报，红军哥!捉几个师长送我们。
为了密切前后方的联系，激励红军将士的杀敌斗志，邓小平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红军战士的家信。这些信既有妻子写给丈夫的，也有父亲写给儿子的，还有弟弟写给哥哥的。如在《红星报》第7期上，就有一位新婚妻子写给她当红军的丈夫的信。信中对她的“勇夫爱哥”说：“近来秋天来了。因为我们这一乡响应了‘红中’提早春耕的号召，全乡所有的谷子都收完了，收成也要比去年好些。”“家里得到了政府的优待，派人帮助，今年很从容地把谷子收齐回来了!现在又得到一班小兄弟小姊妹的帮助，正在赶种蕃芋、黄豆等杂粮。”“请你不要挂念家庭，安心地努力地在前线消灭敌人罢!”没有多少耳鬓厮磨的缠绵话语，款款深情浓缩在短短的家信中。
邓小平还以《红星报》的名义，大力提倡前方将士多写信给家乡的亲人。他特意在《红星报》第22期(1934年1月7日出版)以“你应该写一封信回家”为题，专门刊出一则启事，号召每个红军战士，在逢年过节时每人要写一封信回家。小小《红星报》成为联系前方将士与后方亲人的纽带，架起了一座感情交流的桥梁。
在《红星报》的周围，邓小平组织起了一支阵容齐整、水平很高的通讯员队伍。在这支队伍里，既有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也有基层连队的普通干部战士。罗荣桓、袁国平、彭加伦、罗瑞卿、肖华、张爱萍、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红军干部都是积极写稿的通讯员。大约五百多人的通讯员队伍，不仅保证了《红星报》的丰富稿源，还为红军培养了一大批宣传骨干。
长征路上的“精神食粮”
在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下，前线的战事越来越吃紧。就是在瑞金，也能听见远处轰轰的炮声，前线失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1934年9月下旬的一天，正在编辑《红星报》第67期稿件的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红星报》停止出刊，准备战略转移。几天后，《红星报》编辑部随总政治部迁移到云石山的田心村。总政治部领导告诉邓小平，编辑部随总政机关一起，编入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梯队，代号为军委“红星纵队”。
10月10日晚，朦胧的夜色已经降临，凉爽的秋风已挟带着些寒意。邓小平随“红星纵队”踏上战略转移的万里征途。随身携带的只有那些没来得及编发的稿件，再就是一些必备的书籍和文房四宝。这些都是他须臾不可离的心爱之物。与他相伴左右的，是请人挑着的两只箱子，里面装的是蜡纸、油墨、纸张等。随着长征的开始，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办的《斗争》、《红色中华》等刊物相继停刊，坚持出版的报纸只剩下《红星报》一家。
每天都是频繁的行军作战。一到宿营地，邓小平顾不上休息，便立刻铺开摊子忙碌起来。他和手下的两三个人，又是听取军委领导指示，又是搜集各军团的战况，既要采编稿件，又要亲自动手写社论，接着是刻版，油印，忙得不亦乐乎。10月20日，仅仅十天，开始长征后的第1期《红星报》，就带着芬芳的墨香传到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手中。
在这期报纸上，占据头条位置的就是邓小平撰写的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进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格外有力的手写体标题，是他直接刻在蜡纸上的。邓小平在文章中指出：“红军一年多的五次反‘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屡次部分胜利，但这些胜利未能阻止敌人向基本苏区进攻，为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这就是说消灭南面的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这些铿锵有力的文字，鼓舞着撤退中的红军战士重新振作起勇气和信心。
环境越艰苦，政治工作越不能放松。几天之后，邓小平编发了一期单页的《红星》号外，以编辑部的名义号召红军指战员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努力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在通过湘黔交界的瑶族、苗族聚居区时，邓小平在《红星报》上发表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
为了祛除笼罩在战士们中间的失败情绪，邓小平通过表彰英雄模范人物，来鼓舞士气，激励斗志。11月25日出版的《红星报》第5期，以《这样坚决勇敢的支部书记，我们应该学习他》为题，发表了一则消息：“的”部第一连支书朱锡标同志，在这次南岭战役中，表现了坚决勇敢的作风，真正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点血。当敌人冲锋到四五十米时，他第一个跑到最前面掷手榴弹，阻挡住敌人，掩护了全营安全撤退，而朱锡标同志也就光荣地牺牲在枪林弹雨之中!我们每个红色战士，都应继续朱同志这次坚决勇敢的精神，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由于蒋介石早就判明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布下了层层重兵进行防守和追堵，而博古、李德采取的大搬家式的转移，大大迟缓了红军的行动速度。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湘江一役，中央红军损失大半，元气大伤。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情绪变得越来越强烈，大家热烈地期望毛泽东能够重新领导红军。在1934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等人不得不同意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
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的变化，在《红星报》上及时地进行了宣传。强渡乌江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第一个重要战斗。邓小平在《伟大的开始》这篇前线通讯中，详细报道了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热情讴歌了红军战士勇敢机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同期报纸上，他还及时编发了黔北地区的人民群众拥护红军、欢迎红军的消息。这期报纸在红军战士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家争相传阅，欢欣鼓舞，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1935年1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重新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在会议前夕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参加了遵义会议。会议刚一结束，他便在《红星报》上刊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和《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川军阀》的社论，及时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遵义会议的重要精神。这两篇文章，有如激昂的进军号角，召唤全军指战员坚决拥护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准备迎接更加艰苦的战斗，努力争取新的胜利。
几天后，邓小平告别了他工作了一年半的《红星报》编辑部，接受党中央、毛泽东赋予的新的更加重要的任务。到这时，经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已出版了七十多期。
四十年后重访故地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1972年，第二次复出前，专程重返赣南。在访问了赣州、兴国、于都、会昌等地后，邓小平来到已离别38年的红都瑞金。
重返瑞金，这里的山山水水勾起了他对那段难忘岁月的回忆。他先来到位于乌石垅的中央军委旧址，军委的印刷厂也在这里。《红星报》当年就是从这里印刷出来，带着清清的墨香被送往各地，送到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手里的。
参观了中央军委旧址后，他特意提出要到当年编辑《红星报》的白屋子去看看。陪同人员告诉他，那个地方很偏僻，没有开放，所以也没有修路，很难走。邓小平不以为然地说：“不通汽车可以步行，这路我很熟。”说着，年近古稀的老人，步履矫健地朝白屋子的方向走去。
邓小平在前边疾步走着，大家紧紧跟在后面。翻过一座小山岗，走过几条田埂，大约走了二十来分钟，就来到一座绿竹掩映的小村庄。这里就是红军总政治部的驻地。白屋子是村庄中最大的一所房子，中间有天井，后面有神堂，东西两厢原来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的办公室兼卧室，前厅的一间小厢房就是《红星报》的编辑部和邓小平的卧室。房子虽然已很破旧，但原貌还保留着，所以邓小平一眼便认了出来。他对随行人员介绍了他当年在此办公的情况，说：“那时我们三个人办这张报纸，我一个人既要采访又要写，要编要印。现在办个报纸呀，一大堆人。”
随后邓小平信步走到屋后的晒场上，看到群众在晒红薯粉。他顺手拉过一张竹椅子坐下，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散发给几个老表，一边饶有兴趣地问起当地群众生产和生活的情况。老表们已经认出邓小平，高兴地围拢过来。他们告诉邓小平，竹林的竹子砍伐很多，粮食亩产每年只有600斤，人均年收入只有六十多元，有时连肚皮都喂不饱。
听到这里，老人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点着一支烟，慢慢地吸着，半晌，他一字千钧地说：“我可以再干20年!”
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怀着坚定的信念，邓小平仍像当年主编《红星报》一样，无怨无悔地投入到新的奋斗中，去迎接更加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