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80年代广东的反走私斗争
作者：卢荻 刘坤仪
1982年2月的一天，一架波音客机载着一批“神秘”的旅客腾空而起，向北方飞去。机上的乘客有任仲夷、刘田夫、李坚真、梁灵光、郭荣昌、吴南生等19位广东省的党政负责人，还有一大批随行人员。只见大家神情严肃、沉默寡言，不同以往乘机时那样谈笑风生，海阔天空。
广东省委、省政府几乎全部负责人被召到北京开会，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第一次最严峻的考验。
事发有因。随着经济特区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市的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方方面面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也有人追求富裕的欲望日渐膨胀，甚至有人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信访简报》，其中披露了广东省一些干部，包括某些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活动。中央领导对此十分关注，先后作了批示。1982年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中央书记处随即派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到广东传达了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陈云、李先念等人的批示和中央书记处的精神。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对于这一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1月14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向省委常委宣读了此《通知》，并立即决定由李坚真、寇庆延等6人组成领导小组抓贯彻工作。随后，省委先后两次向党中央发出了贯彻《通知》情况的电报。不久，便接到通知，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立即赴京开会。
其实，广东开放之初，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问题就有所警惕。但由于对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缺乏经验，防范措施跟不上，无论缉私队伍、缉私装备和管理措施都不适应。加上沿海部分地区有些干部对走私贩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有的甚至乘机捞一把，因此给海内外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沿海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走私浪潮。有些沿海地方，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的在街头巷尾、公路沿线兜售走私货。早在1980年7月，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提出坚决打击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1981年，省委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第一次是集中沿海各个方面的缉私艇共59艘，分别驻在汕头、惠阳等地区的6个海域，堵截海上走私。第二次是调集部分缉私艇到香港、澳门周围海域巡逻查缉，堵住大规模的海上私货渠道。与此同时，陆上层层设卡检查，并扫荡取缔了沿海18个主要私货市场。全省大规模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使得走私浪潮得到了遏制。但是，对这些情况广东省委向中央汇报得不够及时。
中央书记处召开座谈会
2月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议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
第一天，胡耀邦开宗明义地说，开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如何有效地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之所以找两省的同志来，主要是因为两省是走私的重要通道，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又有特区，有许多认识问题、政策问题需要研究，如果混淆了界限就会搞乱。
随后，任仲夷、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任仲夷郑重提出，“中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坚持下去，再有几年，广东的面貌就会有显著的变化。”
在座的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央对两省的政策，只有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会改变。这给任仲夷等吃了一颗“定心丸”。
关于对前段反走私斗争的形势如何估计，任仲夷汇报说，“经过前段反走私斗争，走私高潮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是，必须经常提高警惕，否则，走私贩私之风还会卷土重来。因为香港和内地有些商品物价有很大差距，铤而走险的人总会有的，我们不能稍有麻痹。”中央领导人同意广东的看法，认为经过前段有力打击，广东沿海地区走私贩私高潮已经过去，目前正逐步趋向低潮。
12、13两日，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领导人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任仲夷等飞回广州，研究如何贯彻会议精神。
2月19日，任仲夷、刘田夫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胡耀邦、赵紫阳接见他们，谈话一直延至深夜。胡耀邦、赵紫阳先向他们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胡耀邦向任仲夷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任仲夷一一作出解释。
第二天，任仲夷还将自我检查送交给胡耀邦，主动承担了责任，对“放宽搞活”考虑得多，对“管”想得少作了检讨。
任仲夷、刘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
既要搞活，又要管严
2月22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任仲夷、刘田夫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省委常委研究了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的部署，并决定加强反腐蚀斗争的领导，任仲夷亲自抓，刘田夫以更大精力抓这项工作，其他省委常委、副省长也要抓好各自分管部门的这方面的工作。
从2月24日开始，连续4天半时间，任仲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党员副省长民主生活会。任仲夷首先发言，着重谈思想认识，讲清个人问题，开展自我批评。其他与会者也逐一检查了个人的思想认识和经济上应当说清楚的问题。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决不辜负党中央对广东的期望。
26日省直厅局以上单位和参加广东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地、市、县委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也是同一精神。任仲夷代表省委在会上强调指出：广东存在的资本主义腐蚀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必须认真解决，要严肃处理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和纠正自由化倾向，抓紧大案要案的查处，不能手软，不能姑息。对经济工作，既要搞活，又要管严，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
3月2日，任仲夷和省委常委听取了各地、市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紧急通知》的情况汇报。任仲夷要求他们回去要做好几件事：(一)抓好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二)抓紧大案要案的处理。(三)研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项经济政策。必须做到执法更严、纪律更严、管理更严，用“三严”保证“三放”(更加开放、更加放宽、更加放权)。
3月20日至4月3日，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进一步研究和部署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并对加强经济管理，克服自由化倾向，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制定了若干政策规定和管理办法。
当省委决定召开这次会议时，有些干部就估计，这一定是个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到会上来作检查，挨批评。在两省会议期间，曾有中央负责同志建议广东省委回去后召开县委书记以上会议，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但任仲夷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不能这样搞，一搞大辩论，就会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往往是无限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
任仲夷给与会干部也先吃一颗“定心丸”，他说：“这不是一个‘杀气腾腾’的会，我们这次会议应当开得热气腾腾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会。”
会议还真是开得热气腾腾。与会者一方面谈思想认识，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更进一步坚定了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任仲夷代表省委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这几年勤勤恳恳，努力奋斗，为改变广东的面貌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缺点错误主要在省委。我们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抓得不紧，处理不力；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从发展经济上考虑多，对政治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少；对工作，看成绩多，看问题少。我认为，在省委里面，又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
“不能因为有些问题在我来之前就存在或以前决定的，就减少我的责任。如果我一到广东就注意解决这几个问题，情况会好一些，至少不至于发展这么严重。”
“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凡是过去省委、省政府决定和指示过的事情，错了由省委、省政府负责，下边执行者没有责任。只要不搞各种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任仲夷一番肺腑之言，勇于解剖自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有的同志更流下了热泪。
根据中央的精神，任仲夷在会上提出“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他又把两省会议中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这四句话改为六句话，中间加上了“思想先行，管要跟上”两句，变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坚决打击经济犯罪
3月底，省委从省直机关抽调科以上干部67人，组成12个工作组，分赴汕头、惠阳、深圳、珠海、湛江、肇庆、海南等地区检查和督察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后来，又先后两批抽调了350名干部深入基层指导和充实办案力量。这一年“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办公室”在全省共抽调了2万多名干部组成各级办案组。
5月3日，任仲夷驱车前往走私贩私一度最为猖獗的海丰县。他和县委常委们谈话时，继上述“两个坚定不移”外，又提出第三个“坚定不移”——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
当时，干部群众对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与走私贩私、经济犯罪之间的关系确实感到困惑。正当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任仲夷提出了排污不排外的精辟见解。
5月20日，任仲夷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告诉记者：
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认识。
任仲夷生动地比喻说：我们对外开放，门窗打开了，新鲜空气吹进来了，一些苍蝇、蚊子也趁机而入。我们不能因为有蚊蝇飞进来，就把门窗重新关上，拒绝开放。积极的办法是把它们消灭掉或赶出去。
任仲夷的这一比喻后来广为流传，他使广大干部懂得了不能因噎废食的道理。
在任仲夷主持下，至1982年底，全省立案查处的经济犯罪案件共7211宗。其中，属走私贩私540宗，投机倒把1796宗，贪污受贿3731宗，其他1144宗。缴获走私船只及其他赃款、赃物一大批。并依法严惩了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副书记叶妈坎，原广州卷烟二厂副厂长张英等。因贪污受贿而被开除出党并判处徒刑的还有原深圳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主任郝日敏、原汕头地委常委兼秘书长邢建坤、原海南行政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林桃森、原广州市外经委副主任谭其芝、原广州市化工局党委书记黄甜和局长邢忠坤等。
1983年5月12日，省委、省政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打击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活动的情况。全省立案查处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共涉及12万多人，其中党员5300人，国家干部4800多人。
同年8月下旬，省委召开全省地、市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负责人会议，总结广东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会议指出，到目前为止，全省查处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8000多宗，已结案的6000多宗，依法判刑的1000多人，沉重打击了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公开的大规模走私贩私活动已基本刹住。
最能体现任仲夷政策水平的，是广东在这一时间先后制定的《关于处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若干政策规定》等10个文件，文件明确划清政策界限，给一些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中有失误的同志予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从而使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先走一步中继续敢闯敢干，大胆实践，大胆探索，使得广东广大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没有因此而受到挫伤，继续保持那么一股锐气，从而使广东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轨道稳步向前。
原省委常委、省委反走私六人小组成员之一的杨应彬，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对任仲夷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给予高度的评价：“由于仲夷同志贯彻中央指示很坚决、很全面，最后在反腐败反走私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生产也上去了。后来有些干部谈到这段工作时，认为仲夷同志在思想战线方面很明确、态度很坚决。尽管来自外省的议论不少，压力很大，但解决当时的突出问题和抓生产两不误，没有摇摆，因此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