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我在“四一二”政变前后
作者：陆立之
在沪东训练班听讲
1925年，我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后，徐梅坤领我见了陈独秀。当时我幼稚的心里十分振奋，觉得认识了渴慕已久的一代伟人，是我的荣幸。但是也有些微遗憾，因为陈独秀是严肃的“家长”，他比我大30岁，在他的面前我感到拘谨。不久，徐梅坤又领我见到了罗亦农、赵世炎之后，又介见了周恩来，这样，周公就成了我的启蒙导师。1
在“五卅惨案”第二天，我曾见过瞿秋白，向他汇报了参加流血斗争的实况。当时我对秋白的平易亲切态度，以及他谈吐的风范和渊博知识，极为钦敬，也曾向往入上海大学拜在他的门下求学。在见到周恩来之后，周公就收录我进入为地下工作秘密设立的沪东训练班学习，我就成了周公的学生。
沪东训练班，设立在杨树浦区，班主任是尹宽；讲课的老师主要是周恩来和罗亦农、赵世炎等。训练的目的是响应北伐，准备工人武装暴动。讲课内容，除了时政知识之外，并无深奥的理论课目，重点在军事常识和行动技巧。周公的讲话很吸引人，他善于辞令，像有一股磁力使我们贴近他。周公无拘无束地引证一些生活琐事，讲解浅显易懂，像谈家常，幽默风趣。他举例讲法国大革命巴黎巷战和攻打巴士底监狱，生动的表情使我神往；说到行动技巧，又用生活琐事逗人发笑。例如说：当你在街上发觉有可疑的人跟踪时，你可故意急步奔驰，将对方引到公共厕所，然后你慢步徜徉出来显得若无其事，使对方有错觉，以为看错了目标，麻痹他后再设法甩开他。周公讲课启迪有方，使大家对武装暴动毫不畏怯，思想上还跃跃欲试。当时他风华正茂，只有27岁，比我大11岁2，他的讲话引导我们不少人都愿投笔从戎。后来我奉命转移到武汉时，就响应周恩来与瞿秋白号召，进入武昌警卫团三营八连充当了志愿兵。我记得训练班三个女同学中，其中一人后来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暴动时，就与周恩来、徐梅坤结伴作掩护，勇敢地在南市警察局对面租赁一小屋，建立暴动中心，准备以此为据点猛攻警察局。第二次暴动虽未成功，以一个娇小的女学生(她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周梦素，湖南长沙人，当时是训练班中最娇小美丽的姑娘)有如此果断的勇气，可见周公谆谆善诱的成功。
周恩来诲人不倦，并非单一的讲武装斗争，他无所不谈，也鼓励我们畅所欲言。有一个大学生提问：“国民党既是四个阶级联盟，彼此利害冲突，怎么能‘精诚团结’不打架呢?”周公只回答：“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所以他们能够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受训的几十个学员，有大学生、教师、文化人、工人、店员，大家普遍地感到周恩来是最有魅力的导师，他讲的每一问题，每一句引证，都能深刻地印入我们脑子里，时常有回味，周公的音容笑貌也永恒的留在我们记忆里。
“四一二”政变中
“四一二”事变前，蒋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头目杜月笙做了三件事：一、用蒋介石的名义，敲锣打鼓抬送一面锦旗“共同奋斗”到上海总工会，伪装友好。当天傍晚，周恩来召集“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的十几个值勤人员座谈，征询他们对蒋介石送锦旗的看法。有一个无锡人(商务印刷工人)华沛昌说：“这是黄鼠狼搭鸡拜年哙!”周恩来一击掌，肯定了这个意见，并和我们谈了广州“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指导我们加固建立防御工事。当夜，我们七手八脚用沙袋堆砌门窗和箍紧刺铁网，按周公的调度做好了抗击准备。二、流氓帮会派一个特务混入“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在宝山路商务印刷厂前院东方图书馆)，来窥探虚实，被我们逮住了。由周恩来、赵世炎、徐梅坤主审，我代表印刷总工会陪审，工纠队员则在窗外弄响枪栓，喊口号“打倒工贼!”此人叫辛锦生，诨号江北大节，是个彪形大汉，一脸横肉，粗眉鼓眼，没有得逞。当晚我们把他禁闭在电梯里(东方图书馆没有拘留室)，准备第二天交保释放，不料夜间他“逃跑”了。三、流氓头目杜月笙公然出面，派人送“请柬”到上海总工会，约汪寿华酒宴。当时大家分析这是“鸿门宴”，劝汪勿去；徐梅坤是上海地下党所谓“四大金刚”的老大(徐比汪寿华、罗亦农、赵世炎三人都大8岁)，自愿代汪赴会。汪寿华认为不自己亲自去，流氓帮会在工人群众中嗤笑我们怕他们，所以他坚持去“走麦城”。果然他遭遇不幸，汪寿华步入杜家花园，竟被乱刀砍死。汪寿华罹难的第二天，就发生了血腥“四一二”事变。
当时，新军阀们以为工人群众已“群龙无首”，由流氓与军队混合化装成冒充“工人内讧”，直接包围“纠总”和上海总工会、印刷总工会，要来抢劫我们的枪支。这些事恰恰是周恩来总指挥预料到的，于是周恩来、徐梅坤亲自留在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参加抗击。
那天，我与另一助理小王，同宿在印刷总工会小楼上(在东宝兴路，离“纠总”不远，徒步约十分钟可达)，子夜我们被稠密的枪声惊醒，知道是周恩来预料的事发生了。我们没有开灯，摸黑、援墙，从邻屋绕过包围圈，由曲径小巷赶到“纠总”门口，本想归队参加战斗，铁栅门已被军队包围，无法入内。铁门外有军队和便衣特务把守，特务穿着蓝布衫裤，手臂上绕一白布，上书“工”字，冒充“工人内讧”。他们手端驳壳枪，蹲着、趴着，隐避在墙根下。门外有一挺轻机枪，翘头瞄准楼座的木质二门。我们到达时已无战斗，只有偶尔一声枪响，不像是对阵。一直挨到天色有曙光，我们看清楚了挤到巷子口看热闹的群众，其中不少就是商务印刷工人。我们设法敲开巷子口小店的窗户，买了一盒粉笔，悄悄组织一临时宣传队，动员印刷工人用粉笔写标语，在沿街的电线杆上，商店门板上写：“枪口对外”、“穷人不打穷人”、“士兵工人是一家，自己不相打”……当然这没有什么效果。天亮后，工人纠察队寡不敌众，被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卫戍部队缴了枪，我们眼看着一捆捆的枪械被军车载走了!
周恩来、徐梅坤都彻夜未眠，但他们并不休息，立即叫我们动员群众赶到闸北青云路，在上海大学外的广场上，召开紧急群众大会。主席台上，周恩来、徐梅坤、赵世炎、徐玮等决定游行示威，向卫戍司令部“请愿”，要求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
主席团指定我为领队人，由徐梅坤交给我一杠粗藤条扎好的红绸旗幡，上面竖写着“总指挥”三个大字，我们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从青云路南行，向宝山路天主堂街挺进!一路上，高呼口号，齐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军歌，群情激昂，吼声震天!我们在宝山路上看见有埋伏的兵卒，他们身披便衣大褂尾随着我们队伍，腰间凸出，掩盖着驳壳枪。但群情激奋，气冲牛斗，挺胸阔步，并无一人畏缩。
当我们领队和掌大旗的几个人走近天主堂时，卫戍司令部岗楼上向我们射来一枪，把横幅红旗打穿一个洞，紧接着是前后埋伏的乱枪齐发。无数的徒手群众倒在血泊里。在我的身后有人鲜血飞溅，有人倒下去，有人奔跑，我与掌旗的两三个人跑向路边竹篱笆内找掩护体，躲避开直射点。有一小兵趴在地上正向我们射击，枪口伸出篱外，被我们几个人一哄而上，用藤条狠狠地揍了他一顿。那个小兵的枪栓一时抽不出来就被打懵了。
这就是惨酷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的现场实况。当时被枪杀的死伤不计其数，我与几个人躲在一个茶叶栈里藏了一夜，第二天见到徐梅坤时，悲喜交集，他庆幸我们活着。当时周恩来嘱咐徐梅坤和徐玮(闸北区少共书记)到普善山庄、同济善堂收捡的尸体中去找我的下落，知道我幸免于死他很高兴。
政变之后
上海白色恐怖嚣张。周恩来避居到江湾的孙津川之家，由徐梅坤陪伴孙的老母亲，化装护送周恩来登上英商怡和号轮船，去了武汉。我也奉命偕同杨贤江随后去武汉。杨贤江在汉口主编《革命军日报》，我响应周恩来、瞿秋白号召，入武昌警卫团(团长侯连瀛)充当了志愿兵。
周恩来、瞿秋白，甚至陈独秀，这时候都主张要有自己的武装。周恩来负责军委工作，又建立了汉口的工人纠察队(队长陈赓)。为在汪精卫即将背叛之前，周恩来要积极培训一批军事干部，于是又选择一批士兵代表送往苏联学习军事，我与同班志愿兵、武汉大学学生陈緒都被选录了。我们这一组人，从武汉潜回上海等候偷渡出国。7月20日，在一艘苏联运输船上被捕七个人，第二天凌晨释放一俄人(鲍罗廷的助手岳尔克)，其余六个中国人，包括陈緒在内都被枪杀了!
我们一组约20人，其中有两个是武汉军分校的女兵，一姓严，一姓黄，她们登船时被盘查很久，幸无破绽，方免于难。轮船从上海驶出，在海上飘泊了五天到达海参崴后，我们一组人就分散了。由海参崴“五一俱乐部”接待我们，并重新编组，先后分期乘坐远程火车，经过十二三天的旅程，于8月底到达莫斯科。据说，当时由于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建立红军武装，还要全力维护汪精卫的武汉“革命中心”，因此我们这一批送往苏联学军事的学兵，无人能进入军事院校。一组人被分割，有少数人送入东方大学(前莫斯科高级党校)，多数人送往孙逸仙大学(代国民党培训干部的中山大学)。因而周恩来、瞿秋白主张培育高级军干的计划受挫。
编者附记：作者年事已高，误记之处，我们酌加了两个注释：
1周恩来1926年末自广州到上海。作者见周应在1927年。
2所述应为1927年的事，时周恩来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