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周恩来与坦赞铁路的援建
作者：■ 周伯萍
卡翁达总统离开中国到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的三个月，是“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中央文革小组的三个重要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煽动、支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被左思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的一些红卫兵组织，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冲击并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在这以前，还发生了群众冲砸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三国驻华机构的行动，这“三砸一烧”使我国的国际信誉受到了巨大损害。王力还公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是斗争大方向，导致各地出现冲击军事机关 、抢夺武器弹药、派性武斗激化等严重情况。周总理严厉批评了这些无法无天的恶行，并派人向在外地的毛主席报告。在外交工作和军队中制造混乱，是毛主席绝不允许的。他认定王、关、戚都是坏人，指示周总理把他们抓起来。这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第一次重大打击，对“文革”以来不断升级的大混乱、大破坏起到了遏制作用。
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在我国驻外机构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坦桑表现得最严重的，是我国援建的纺织印染厂发生的“金智才事件”。该厂当时共有中国专家130多人，其国80多人属土建组，为安徽所派；40多人属纺织、印染机械安装组，简称纺织组，主要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金智才是纺织组英文翻译，原是上海纺织工业局造反派的一名常委。他觉得在国内发展前途有限，公开声称要到国外开辟第二战场，要在国外大闹一番，提高知名度，继续往上爬。1967年3月，上海纺织工业局造反派把他派到坦桑，他一到纺织印染厂就要夺组长的权，使馆党委批评、劝阻，他公然对抗。土建组的同志不买他的帐，纺织组的多数同志却跟着他闹。我出国前已知此事，并学习了1967年2月7日中央发给驻外使馆的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商定、经毛主席同意后发出的，简称中央二·七指示。主要内容是驻外机构不许成立造反组织，不许夺权，也不搞业务监督。我于1967年5月底到驻坦桑大使馆任临时代办，一到使馆就碰到金智才带纺织组30余人在使馆示威，要求我支持他们夺组长的权。我向他们宣讲了中央二·七指示，指出他们的行动是错误的，要求他们立即返回纺织组。他们此后未再闹使馆，但仍在厂内折腾。使馆党委派得力干部去纺织组做了工作后，金智才陷于孤立，转而到坦桑工人中进行串联，向他们宣传“造反有理”，煽动他们不要听上面的话，引起了坦桑政府保安部门的注意。
1968年4月，三国政府代表团在坦桑首都举行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为李先念副总理，铁道部副部长等当团员；坦、赞两国代表团团长均为首席部长，成员为有关部长，规格很高。第二次会议时，坦、赞两国代表团人员组成与第一次相同，我国则因“文革”动乱的影响，派不出主管部长，只派了四名得力专家当代表团成员，而由我担任团长。这一情况显得很不正常。
尼雷尔总统对上述这些情况深为忧虑，决心亲自到中国看看，因而于1968年6月再度访华。使馆在他回国后设晚宴为他洗尘，他携带夫人和孩子欣然应邀。这次谈话的主题是“文革”和坦赞铁路。他说，三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以后，发生了一些异常情况，他对坦赞铁路能否顺利建成心中无数。这次访华，周总理向他介绍了中国“文革”的主要情况。明确表示，坦赞铁路定能顺利建成。周总理还为金智才事件向他作了自我批评，告诉他金智才已经调回，中国政府绝不允许派出的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许他们在国外造反。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件。毛主席会见他时，也讲了这件事，说中国派去国外的人也有不好的，一经发现就撤回来。尼雷尔总统当时表示，中国派到坦桑的专家都非常好，不好的只是个别人。毛主席说，一个也不行!这样的人发现一个撤回一个，决不姑息。尼雷尔总统介绍这些情况时非常激动，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这样对待自己派出的专家和受援国，他原来的疑虑一扫而光。以后的事实说明，尼雷尔总统依靠中国建成坦赞铁路的信心确实未再动摇。他还帮助卡翁达总统巩固了这一信心。
周总理始终十分注意防止无政府主义、大国主义和派性对坦赞铁路援建工作的影响。1970年10月，坦赞铁路举行开工典礼，方毅同志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参加。当时我国派出人员已逾5000人，他们都是优选出来的，并经过培训，素质很好。但周总理认为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很难彻底肃清，出国后丝毫不能放松思想教育，因此，在方毅同志出国前，特别叮嘱他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务必抓紧这方面的工作，务使全体援建同志都充分理解，大家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为了支援非洲人民的独立事业和解放斗争，才到非洲援建坦赞铁路的。搞好援建工作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严守纪律，团结奋斗，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不许搞强加于人的、形式主义的宣传，不许闹派性。方毅同志一到坦桑，就对使馆党委和铁路工作组党委传达了周总理的这些指示，并深入典礼现场，具体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典礼结束后，使馆党委和铁路工作组党委认真组织了周总理指示的传达、学习和落实，使出色完成本职工作，为毛主席增光，为祖国人民争气，成为全体援建同志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口号，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果，保证了整个施工计划的顺利实现。
援建坦赞铁路的实际工作千头万绪，遇到的各种难题，都及时得到周总理的正确指示，得以圆满解决
卡翁达总统访华后，周总理指示援建坦赞铁路的主办单位对外经委和铁道部抓紧进行准备工作，主要是草拟三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的主要文件《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并筹组赴赞考察组和赴坦、赞勘测设计队。
三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1967年9月在北京举行，正式启动坦赞铁路的援建工作。坦、赞两国代表团团长在预备会上向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先念副总理提交了两大本精印的英文书，说那是英、加两国政府提供的勘测设计报告，要求中国政府据以组织施工。这件事极不正常。李先念副总理嘱咐铁道部专家立即研究那两本书的内容，自己立即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当即指出：坦赞铁路全长1600公里，勘测设计工作要两、三年才能完成，英、加两国的考察组只搞了四个月，显然只是考察报告。坦赞铁路由中国援建，考察、勘测、设计、施工自应由中国负责。看来，坦、赞两国代表团成员都不了解铁路建设业务，应派专家向他们解释清楚。铁道部专家的研究意见与周总理的判断完全一致。正式会议时，经我国专家的详细解释，坦、赞两国代表团成员恍然大悟，很快达成协议，签署了协定。
三国政府代表团第一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指示铁道部选派得力干部组建专门机构，负责办理援建的组织和归口管理工作；尽快派出考察组和勘测设计队。1967年12月，派出考察组从坦赞国境至卡比里姆博希进行了考察 。坦境基达杜至坦赞国境段，根据中坦两国领导人的决定，1965年8月，即开始进行考察。1968年4月，三国政府代表团第二次会议，商定了勘测、设计的有关问题，大规模的勘测、设计工作随即陆续展开。随后，铁道部派出铁路工作组常驻坦桑，全面负责工程实施的组织、指挥。
1969年11月，三国政府代表团第三次会议在赞比亚首都举行，商定了将坦赞铁路的起点从原定的东非铁路通向达累斯萨拉姆的基达杜车站改为达累斯萨拉姆。这个问题是三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理由是基达杜至达累斯萨拉姆的原有铁路属东非系统，轨距为1米，而坦赞铁路的轨距采用南非系统的1.067米。如果起点设在基达杜，则坦、赞两国从达市进出口物资都要在基达杜多一次装卸，势必降低运输效率，增加大量费用，并造成很多不便。问题是这样一变，线路将延长340公里，关系重大。中国代表团根据周围总理指示，建议在协定上写明：中国政府同意在适当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会后，铁道部和对外经委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联系到我国一百几十万吨援建物资的运输需要，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必要的，从长远看也是经济的。周总理同意这个意见，并报经毛主席同意，在这次会议上正式解决。这次会议还商定、安排了施工准备工作。
周总理指示和督促国务院有关的15个部门和有关地区，都要把应由他们承担的援建任务列为优先确保项目。全国一盘棋，保证了资金、物资设备的及时供应。
坦赞铁路的施工部署，周总理主张由东向西，先坦后赞，充分利用坦赞铁路自身的能力，运送国内提供的大量物资，以大量减少费用。在施工安排上，周总理要求尽量提高机械化程度，大大减少出国人员；所需施工机械基本上由本国生产，国内一时无法生产的，可向国外采购。铁道部和对外经委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把全线分为五大区段，分段施工；把施工高峰期出国人数由原计划的2万至2.5万压缩到1.6万；向国外采购的机械设备也大幅减少，但确属必需的，则得到了保证。例如，热带雨林特有的参天大树，我国生产的推土机和铲运机因马力太小，无法推倒和运开。方毅同志视察中发现了这个问题，提出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一批大马力推土机、铲运机和载重汽车，周总理立即批准，迅速解决。
坦赞两国政府迫切希望尽快建成坦赞铁路，多次提出4年建成的建议。我国铁道部则提出了6年、8年、10年三个方案。周总理反复考虑后，认为应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工期。在三国代表团第四次会议上，亲自与坦、赞两国代表团团长商定：工期计划6年，希望能够缩短。
铁路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中、坦、赞三国政府都及时举行会谈，研究解决。三国政府代表团每年在三国首都轮流举行一次会议。周总理的意见都是经过三国代表团会议一致同意后，作为共同意见写入会议正式文件，付诸实行的。三国会议一共举行了八次，都开得和谐、圆满。只是在第四次会议开始时，曾在机车装置问题上出现过一次严重分歧。坦桑原有铁路都采用空气制动，而赞比亚则采有真空制动。空气制动比真空制动先进，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广泛采用。三国政府代表团第三次会议上，赞团也曾同意。但这次会议一开始，赞团团长却要求采用真空制动装置。中、坦两国认为空气制动安全、先进，不能改变。两种对立意见相持不下。赞团团长声称，如不采用真空制动装置，其它问题一概不谈。会议陷入僵局。经深入了解，赞方的主要顾虑是：国家关系变化无常，现在坦、赞两国关系很好，但担心将来政局、人事变化，赞比亚将受制于坦桑。我国代表团认为，两种装置非此即彼，双方各执一端，十分为难，乃由代表团成员、铁道部副部长郭鲁向周总理报告、请示。周总理指出，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赞方立场应该理解。要设法搞一个彼此结合的特殊装置，在坦桑境内使用空气式的，到了赞比亚则换成真空式的。铁道部副部长说，国际上从无这种装置。周总理说，国际上没有的东西，我们也可能创造，要郭鲁同志立即同二七机车制造厂的同志研究。厂的“三结合”小组在几天之内，果然制成了一个兼有两种功能的制动装置，矛盾解决，会议危机化解，三国代表团成员皆大欢喜。1986年8月，在庆祝坦赞铁路运营十周年的活动中，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还记得这件17年前的往事。他深情地对中国代表团陈慕华团长说，这个三国专家都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周总理居然找到了解决办法，真是太伟大了!周总理对坦赞铁路的建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众多令人难忘的往事中，这是最使他惊异的一个!
三国政府代表团第四次会议商定了坦赞铁路施工的有关问题，定于1970年10月下旬举行开工典礼。会后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开工典礼于10月26日和28日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两处举行。坦、赞两国政府决定：总统率领代表团参加典礼，并要求周总理率团参加。周总理向两国驻华大使表示：他当时正忙于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不可能出国。他认为工程搞起来。还要克服许多困难，防止许多外来的干扰，开始时不宜大肆宣传、庆祝，开工典礼最好不搞；如果坦、赞两国政府决定举行这个典礼，由部长级官员率团参加就可以了，中国将派方毅部长参加。将来工程建成了，举行竣工典礼，他一定率团出席。周总理请两位大使把他的意见转告两位总统。两位总统又一次感受到周总理谦虚、真诚的高尚品德，欢迎方毅部长率团参加开工典礼，但仍然主张盛大庆祝，向全世界宣告坦、赞两国政府依靠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决心，对中国真诚、无私的援助表示感谢。坦境和赞境举行的开工典礼，都开得隆重、热烈，非常圆满，对中、坦、赞三国员工团结奋斗，克服千难万险，顺利完成施工任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周总理一直十分关心坦赞铁路的修建情况，经常听汇报，看材料。1975年10月，坦赞铁路完成了全线铺轨工作，向周总理报喜。当时已因重病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露出了一些笑容，喃喃自语：用不了六年，用不了六年……，随后又对前往控视的邓小平同志说：他答应过坦、赞两国总统，将参加坦赞铁路峻工典礼，现在不可能了，嘱咐小平同志届时前去参加。可见周总理对坦赞铁路的关怀之情，多么深厚!对自己过去的承诺的信守，多么严肃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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