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为香港回归探路
作者：■ 柯 华
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英国国旗在香港降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高高升起。我在举行交接仪式的大厅前排座位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正按照事先商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为一个曾经为香港回归探路的人，思绪万千!
出使英国 了解英方动向
1978年9月16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来到英国伦敦。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派她的典礼官用一驾四轮马车接我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宝马雕鞍，马蹄声声，庄重、显赫，充满皇家气派。然而，我却想起了中国第一个出使英国的郭嵩涛，他和副使刘锡鸿专为“谢罪”而去白金汉宫。郭嵩涛是湖南有名的才子，一向恃才自傲，他是左宗棠的朋友，对于当时炙手可热的曾国藩都不肯买帐，但在国势衰微、朝廷积弱的形势下，不得不低下头来担当去伦敦“谢罪”的屈辱使命。而今天，中国使节在伦敦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礼遇。
收回香港是一百多年来，所有中国人为之魂牵梦绕、奋斗不息的心愿。出于历史责任感，我十分关注香港问题。特别是受命到英国当大使后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统一祖国作为今后三大任务，我馆更加注意英国朝野在香港问题上的动向，报告国内，提供决策的参考。
我们密切注意英国的动向。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在访问中国时，曾经说“两三年以后”将是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候。1979年3月29日，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向邓小平提出说，由于港英政府批租“新界”土地不能超过1997年，只剩下十八年了。投资者不放心。很明显，在意在试探中国政府对1997年后香港的态度。小平同志告诉他说，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容讨论。但是，中国政府会考虑和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做出某种政治解决，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小平同志还指出，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我们十分关注英国下院6月13日就麦理浩访问中国进行的辩论。英国外交大臣发言说：香港并非时代的错误产品，而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麦理浩北京之行也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现时还不存在一个“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
7月5日，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即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备忘录》，并说中国可以不作答复。这不仅是再次试探，而且想让中国默认英国取消“新界”管治权期限的做法。中国政府以毫不含糊的言辞作出了答复：“奉劝英方不要采取所建议的行动，否则形势将引起中英双方都不利的反应。”
过去的中国政府，在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因种种原因而两次失去了收回香港的良机。随着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解决香港回归的时机和条件日渐成熟，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有了可能。这时，我领导人及时作了“一国两制”谈判解决”的英明决策。
1981年初，小平同志指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 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
中国大使馆将所了解的英国有关情况，向国内提出报告。
1981年4月3日，小平同志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时，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对麦理浩爵士所说的，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可以依赖的。请你注意研究我们对中国台湾的政策。我们提出和平统一台湾，台湾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也不降低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甚至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要求他们的只是取消“国号”、“国旗”。小平同志概括地提出“一国两制”：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1982年4月6日，小平同志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地说：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愿意同英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我奉命回国，接受中央洪澳领导小组领导人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的指示。返回伦敦后，开始广泛接触英国各界。
在英国，有许多中国的老朋友坚持中英友好，像年逾九十的前首相麦克米伦，就曾直接对我说：“中国对香港享有主权是不容争议的。”上议院议员索姆斯勋爵是举世闻名的丘吉尔的女婿，是欧洲共同体前任主席，他在参加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大声说：“英国政府应该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我们将会为此大声疾呼。”在同前首相希思、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国防大臣皮姆、工党副领袖希利、前国防部参谋长卡梅隆元帅、怡和洋行董事长亨利·凯瑟克、太古洋行董事长斯威尔兄弟、英之杰公司董事长坦劳勋爵，还有一些政府部长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以及英国舆论界如《卫报》等，都表示英国不应该坚持19世纪同清朝政府签订的三个条约，应该无条件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也没有理由要求继续参加管理香港。但也还有人主张在归还主权后，中国和英国共同管理一段时间，例如三十年；更有人对中国能否管理好香港有各种各样疑虑，主要是担心中国将在香港推行内地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
撒切尔夫人访华前的接触
当然，解决香港问题最终还要同英国政府进行交涉。
1982年4月2日，英国和阿根廷因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称为福克兰群岛)爆发战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4月5日向议会宣布派出特遣舰队远征南大西洋。战争获得胜利后，英国一片欢腾，前几年因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消沉、分歧、有所缓解，政府威望提高了，撒夫人成了英国人心中的英雄。
这时，撒切尔夫人决定访华。这是中英建交后第一位英国在任首相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于7月12日宴请撒夫人。席间，撒夫人礼貌、然而也是真诚地称赞中国的烹饪，盛赞中英友谊。接着，撒说：我将要访问中国，希望主要谈香港问题。我提出说：首相对我国邓小平先生同希思先生的谈话有什么看法：撒说：我看过有关报告，但记不清楚了。我略一思忖，觉得撒希望从中国大使口中再次明确中国政府的态度，我立即简要地重申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讲话的要点。
撒夫人说：香港问题对双方都是很敏感的，中国政府所说的主权问题是不是指香港整个地区?我明确回答说：是的，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等全部地区。撒说：租借新界的条约到1997年就要满期，现在香港人和英国人都比较着急。我希望就这一问题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使投资者不至为他们的前途担忧而失去信心。中国主张不改变香港作国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这对双方都有利。
撒切尔拉着说：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保持目前同中国合作的办法，保留英国的行政管理，香港地位不变，持续现状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我请中国政府注意英方的主张和意见。
我仔细听清了她的话，根据我一贯立场，特别是小平同志4月6日对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讲话作了阐述。撒切尔表示知道中国的有关政策，说：希望在访华前再进一步讨论，找到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
应邀作陪的英外交部助理次官唐纳德单独对我说，撒切尔夫人访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主权问题。主权问题只能一步一步解决，性急不得。撒非常不愿意说“主权”这个字眼，最好在三、五年后再提主权问题，或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再提更好。
至此，英方的基本态度和他们一厢情愿的打算，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唐建议说：撒访华公报的措辞需要认真斟酌，可以写明双方各自的观点，但表示双方都愿意寻求共同点，以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保持香港的繁荣。
7月24日，我在伦敦同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和前任总督麦理浩就香港问题进行讨论。尤德和麦理浩坚持英国政府的立场，提出交回主权，但由英国继续管理。我据理说明：主权和管理权是不可分的，中国将同时恢复行使主权和管治权。双方争论了两三个小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尤德和麦理浩几乎同时说道：“这样争论下去，达不成一致怎么办?!”
我看着眼前的这两位英国绅士，在深思。在英国政府人士中，仍然承袭着上两个世纪“炮舰外交”的衣钵，力图维持其既已取得的利益。他们积几个世纪的经验，在外交上极其精明老练，同时又保持着他们习以为常的“绅士风度”，既能长时间与你争论，也能在一旦无法坚持的时候，善于寻找妥协的台阶。
于是，我轻轻地笑笑，回答说：“这也很好办。你们不是出兵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了吗?那里距英国本土一万多公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 加油，而且大西洋气候恶劣，但你们还不是去了?!而香港距离伦敦只有八千多公里，沿途有许多可以补给、加油的地方，太平洋西岸的气候也是非常好的，你们不妨用对付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办法试一试，这也不是不可以的呀!”
尤德和麦理浩一下子都愣了，稍一回过神来，几乎异口同声地赶忙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用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的办法是不行的，对中国只能谈判。”
北京中英首脑首次会议
1982年9月22日，金秋时节，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夫人来到中国北京访问。她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五年前，她曾以英国保守党领袖身份访问过中国。而这次来访时，英国的经济几乎可说是二战后最好的时期，她处于优势地位。她更是兵马尔维纳斯群岛胜利的余威来同中国谈判的，撒切尔夫人是有备而来的。种种迹象表明，撒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都将坚持英国固有的立场，坚持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谈判将是艰难、持久的。
9月24日上午，撒切尔来到人民大会堂。她雍容华贵，笑容可掬，在新疆厅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倾谈片刻，然后被引导向福建厅走去。快到门前时，厅门大开，小平同志迎了出来。宾主双方落座。小平同志胸有成竹，安然半靠在沙发上。撒切尔两手平放膝上，面含微笑，端庄凝重。中方在座人员有黄华外长和我，英方参加谈判的有尤德，巴特勒和柯利达大使。
宾主一阵寒暄，对四川菜、广东菜和苏州菜的口味，比较一番。会谈初，气氛平和、融洽。
此前几天，中共中英政治局党委举行会议，议决1997年必须收回香港，小平同志最后一锤定音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
撒切尔外号“铁娘子”，外国报纸称“她是资产阶级一名凶猛、狂热的斗士，她像一只铁蝴蝶到处飞舞”，说她坚持的是“鲜明的传统的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
邓小平，是被毛主席誉为“绵里藏针”的“钢铁公司”。很快双方就为解开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间百多年来的“死扣”，围绕中国固有领土香港的前途展开交锋。两人谈笔风生，却挟电闪雷鸣；轻言漫语，无不字字千斤!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然又处处峰回路转，暗含转机。
撒切尔夫人在会谈中，强调“三项条约”是“有法律依据的”，甚至断言，“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收回香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并说如果“香港发生严重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
会谈原定一个半小时，结果比原定时间又延长了五十分钟。撒切尔最后表示：希望不要把今天会谈的内容传出去，并建议共同对外宣布会议是坦率的、友好的。小平同志表示：“完全赞同你的意见。”
中国政府为谋求政治解决的第一阶段的努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以后谈判奠定了基础。
事出偶然，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在步出人民大会堂时，在台阶上不慎绊倒，一些新闻记者作了渲染报道，虽说是人们反殖民主义情绪的一种流露，但我还是不赞成那样牵强附会的描绘，像撒切尔这样的政治家，是不会因在谈判中出现不愉快的情况，就昏然失控的。
当天下午，我和夫人陪撒切尔游览了颐和园。撒切尔还即兴参观了海淀农贸市场，兴致勃勃地买了一袋葡萄。虽然上午的会谈是严峻的，但此时撒切尔的表现，用中国一句俗话来说，称得上是“举起千斤，放下四两”，很具政治家的风度。
离开北京前，撒切尔回答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仍坚持说：“管理香港的条约，至今仍为国际法所公认……英国将以条约处理香港问题。”
9月27日，撒切尔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重复她的立场说：“英国立场是根据三个条约，其中一项是占香港面积92%的土地的租借，将在1997年到期。另外两项条约是关于香港和九龙半岛的主权，占整个土地面积的8%。如果有人不喜欢这些条约，解决的方法是由双方进行讨论，经双方同意而失效，但不能毁约。如有一方不同意这些条约，想废除条约，则任何新的条约也没有信心执行”。
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重申：“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拘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香港整个地区”。
撒切尔在香港记者招待会讲话的当天下午，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学生举行了抗议游行。香港许多报纸，包括一些英文报刊，以及各界人士也纷纷发表言论，反对英国坚持“发了黄的条约”，拥护邓小平代表的中华民族发出的强有力的正义声音：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不能讨论，不容讨论的!
离任回国 重申中国立场
1983年2月，我的任期将满，将要离任回国，借这个机会我向更多的人阐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主张，推动中英谈判。
我应伦敦、曼彻斯特、约克郡、新堡市等地华侨、华人邀请，参加他们举办的饯别酒会，在讲话中反复说明中国政府的主张，华侨们为祖国日益强盛，洗雪国耻有日而举杯流泪欢呼，坚决拥护祖国的正义主张。
2月6日，我举行酒会，一方面向英国华侨和文化界祝贺春节，一方面向他们告别。当地和香港的报纸纷纷详细报道，香港《星岛日报》从伦敦发出专讯，大字标题写道：“中国大使柯华透露：中国领土不容分割，前途看重港人治港；‘三不变’、‘两原则’将维持繁荣安定。”文中报道说：柯氏透露英国曾要求把统治香港的时间延长十五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但中国政府坚决拒绝。柯氏斩钉截铁地表示，1997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就要离开香港，一日也不能延长。”
3月7日，我设酒会向英国官员和各国驻英使节告别，英国财政大臣豪尔夫妇、教育大臣约瑟夫夫妇、贸易国务大臣里斯夫妇、国防参谋长百拉摩尔夫妇、外交国务大臣鲍斯特、外交国务大臣许德夫妇、外交部助理次官当奴夫妇、皇家典礼官理查士夫妇、工党副领袖希利夫妇和前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等一百多宾客来到中国大使馆，我在同他们交谈中，一再阐明中国政府坚持中英友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诚意。
3月8日，英国国防大臣皮姆在官邸设宴饯行，参与作陪的有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港督尤德爵士、前港督麦理浩爵士、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坎特伯雷大主教尼尔逊勋爵、鲁因元帅、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彼德霍加斯、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席托诺夫顿爵士、登诺普公司董事长金宝·费里沙、英国宇航公司董事长皮雅士爵士、皇家学会会长卡臣爵士、保守党议员阿坚斯、贸易部次官高利、外交部助理次官当奴、泰晤士报主笔察夏里斯等，我和他们坦诚交谈，争取更多的英国人士了解中国的坚定立场和所采取的照顾英方的灵活、务实的方针和政策。
16日，我去白金汉官向英国女王告别，再度重申中英友好。
在北京，中国代表在谈判中坚定而明确的立场，中国政府合理合情的主张，使英方看清了中国不可改变的决心。1983年3月3日，撒切尔给中国总理赵紫阳来信，表示对中国的主权立场已有所了解，不反对中国以自己对香港拥有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她本人愿将香港主权问题提交议会重新讨论。这表明英国政府不再坚持三个条约有效的立场，从此，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出现转机。1984年12月19日，双方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历史按照其应有的逻辑继续在发展，跌宕曲折，复杂错综，双方较量到最后，直到1997年6月30日午夜的回归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