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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
作者：■ 冯贝叶 冯南南
我(指冯贝叶)的父亲冯定，1902年9月25日生天浙江慈溪，出身于手工业工人家庭。师范学校毕业后走向社会，20年代中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杨尚昆、孙冶方等同志是同班同学。1930年回国后长期在地下党和部队从事宣传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新四军皖南军部宣传科长，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副校长，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长等职。全国解放前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他与毛泽东并无任何私交，毛泽东当时也并不了解他。但是解放后，毛泽东曾几次对他或他的文章发表过意见，从这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思考热点和共和国历史的某些侧面。
一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批示：“各级领导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察。”当时，毛泽东认为“敌情”很严重，“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限期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量刑问题上，“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增产节约运动发展为在全国范围的“三反”斗争。
1952年1月，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揭发出的资本家“五毒”(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行为)问题也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国家财产被盗和干部受腐蚀等问题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以致非解决不可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1952年1月26日，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这样“三反”和“五反”两个斗争就汇合在一起了。
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媒体自然要提供“舆论”和“理论”，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学习》第一、第二、第三期连续发表文章，表示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敲响资产阶级的丧钟”。这些文章都比较强调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党和政府的一些部门也紧跟形势，提出了过激的口号。有的地方采用土改中斗争地主的办法对待次本家，有的地方对资本家搞逼供信，有错捕错判现象，有的地方对资本家多罚、多补、多没收。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国民经济很大比重的建国初期，过分的打击私人工商业者不能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恢复。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1952年春，全国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同期减少13%，经济萎缩现象在各地区、各行业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毛泽东这时认识到“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的太远，走的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一和他们团结了。”1952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分步骤开展城市(包括大城市和一部分中等城市)对‘五反’斗争作精密研究”，“决定策略，取得经验，推动斗争。”“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3月5日毛泽东又指示上海“绝不能盲日地进行‘五反’，不应当提反暴利的口号”，“严密控制，非常需要。”同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通知说：私人工商户“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在划类时，要“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就大城市来说“前三类约占95%左右，后二类约占5%左右。”同时指示，如何把握5%，各地可依自己的情况而定。
1952年中国仍处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当中，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应当还有所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父亲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当然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认为：只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而没有看到他们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还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是片面的，在实践中立即消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华东局由于实际领导运动，显然也看到了如再不这一问题将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当把他学习体会写成文章后，就立即受到了华东局的重视。华东局一方面在内部组织人对这文章进行推敲和修改，另一方面于1952年3月9日向毛泽东报送了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报告概括了“五反”准备阶段与坦白阶段的十条经验。毛泽东这时显然也意识到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于3月22日对华东局的作出批示。根据他的批示，3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五反”的目的绝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而只是要达到彻底查明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等八项目的。华东局紧跟中央的部署，指示《解放日报》于3月24日发表了冯定的文章，题日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冯定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推断，他当时必定在某个场合称赞了冯定的文章并批评了当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
当年3月29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说：
《学习》杂志于“三反”运动期间发表的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的文章，包含着一些原则性的错误。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召开有文教宣传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了两次。之后，在由中央宣传部和文委党组的主要工作人员组成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也作了有关这问题的检讨。兹将讨论报告如下：
(一)《学习》杂志在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发表了一系列的带有严重的错误性质的文章。第一期上杨耳(许立群)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一文，把资产阶级改造说成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根本否定”资产阶级思想。第三上艾思奇的《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都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此外，第二期上吴江的《论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把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积极性描写为一种欺骗的手段，也是错误的。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识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党的政策。
报告中陆定一请求中央给自己和其他应负责任的同志以应得的处分。报告说：
此次教训应当是使我们了解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是不进行这种批判工作。由于有些大城市的“五反”运动尚在紧张进行，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自我批评的文章还不甚适宜，所以遵照主席指示，拟俟“五反”运动结束，再在《学习》杂志上发表适当的检讨文章。
根据冯定文章的发表和陆定一检讨的日期可以推出，毛泽东批评必定是在3月24日至3月29日这五天之中的某一天作出的。4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对陆定一的检讨作出批示，(一)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与处分。(二)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以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
毛泽东还在陆定一的检讨上代写了一段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的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据父母回忆华东局在对冯定的文章组织修改时，当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曾认为某些观点的提法不合适而进行了几处修改。冯定不同意做这些修改，但是《解放日报》发表时仍做了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份的《学习》杂志转载了冯定的文章，《人民日报》也在4月10日转载了此文。父母对照了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原文和发表在《学习》杂志上的经过修改的文章后，发现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情况，那就是《学习》杂志修改，有几处恰好是《解放日报》发表冯定文章时对原文所作的修改之处，但意思又反了过来。父母听说，是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冯定的文章。现在发表的文献已证实了这一当时的小道消息。
毛泽东究竟对冯定的文章做了哪些修改呢?经对照，除了一些词语上的以及个别句子的修改和增删外，有两处比较大的删除和四处比较大的增加，现将后者摘引如下：
(一)
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在各集团和派之间有所不同，比如在我们中国，他们之间的思想也是有进步的和落后的区别的。但同时，(作者为阶级来说，又有)它的(共同)性，(这就是)反映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的思想，这种思想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发展，便是引到(唯利是图，极端个人主义，因而不惜投机取巧)，损公利私以及极端地(损人利己。这种思想对人民)群众的(危害性是异常深而且大的)。
(二)
作为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是对立的，因为一方是个人主义的，一方是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不过种对立，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又是可以形成统一的阵线。例如当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便有这种统一战线。在中国，出现几次这种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而在现在还继续着这种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因为有矛盾，所以在统一战线本身中，便需要又联合又斗争。例如这次“五反”的斗争，便是由于资产阶级违反共同纲领、极端地贪图私利而破坏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在工人阶级和人民方面便不能不进行斗争以保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三)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有爱国思想，而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参加抗美援朝，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四)
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今天中国来说，也有它的两面性。在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能够有其积极的一面，便是真实地拥护工人阶级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
以上引文中加括号的部分为冯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原文中所有，未加引号部分为毛泽东所增。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理论。
二
1952年下半年，父亲从上海华东局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一分院第一副院长。一分院的主要任务是培训我国周边国家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如澳共中央总书记夏基、老挝共、泰共、缅共、印尼共、越共和印度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干部都曾在一分院学习和培训过。当时一分院的院长是连贯同志，由于他同时还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长的职务，所以一分院的日常工作实际年是由冯定负责的，他的主要工作是处理院务、党务和进行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工作。
1956年冯定被增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一年，对他来说，无疑是极为难忘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他曾两次见到毛主席，并且紧跟着毛主席在1957年对他的工作问题曾表示过态度。
根据父亲的日记，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现将他的日记摘引如下：
二月三日，雾霭，阴沉。早起。上午出席小组会，之后回家午餐，想好好地睡一下，但仍没有睡好。下午出席大会；之后至怀仁堂赴宴。宴前，先晤了陈云同志，他还记得1926年间在宝山路和我开过支部干事会的事；不久毛主席等来了，和宾客一一握手。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看我一下，问我现在哪里工作；刘少奇同志说我是他的老朋友，周恩来同志说他读过我的文章；都使我铭感不忘!宴会直至十一时余才散；回院就寝，已很晚了。袁方今晚已回家渡假了。(注：袁方是我的母亲。)
冯定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科学院讨论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会议期间。其日记记载：
六月十四日，晴而暑；薄云常复。起得很早。上午办事。午后二时，去西苑大旅社等候开重要会议；三时余，接通知去怀仁堂；四时余，毛主席、朱副主席、周总理等十来人出来，与科学工作者们合摄一像；我被预先告知站在毛主席背后左侧，他就坐前和我及其二三人握了手。
根据父亲的日记，5月份中央决定撤消一分院。曾考虑派冯定担任第二届赴越南整党顾问团团长，又曾考虑派他到新成立的郑州大学任校长和党委书记。但始终没有定下来。
直到第二年1月22日，接到中宣部张际春的紧急电话，通知说，派到北京大学教马列主义。意见必定是在1月15日到1月22日这七天中发表的，而且很可能就是1月22日说的，否则张际春不会那么急，也没有必要那么急。从上据父母回忆，这一次定来自毛泽东。毛要冯定什么职务都不要挂，就去当教授。他认为资产阶级分子成堆的大学里“掺沙子”、“插红旗，拔白旗”，还是认为冯定不适合做党政领导工作而就适合做一个教授。
1月29日，冯定到北大报到，2月2日旋即以中国科学院社科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任继愈任团长)前往苏联访问，至3月14日回国之后即到北京大学做所谓“教授”工作。但是他的实际工作并不是单纯地研究学问。4月1日北大校党委会议增补冯定为党委委员后，他就不断代表党委向全校师生做例如反右动员报告，红专问题的报告等各种报告。而且根据父亲的日记得知，他尽管在党内只是担任常委职务，却经常参加党委书记的碰头会。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58年，是陆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提名冯定为党委副书记，这以后冯定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到“文化大革命”初北大党委被撤消时为止。
三
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文化部、文联和文艺界。在柯庆施、江青、康生等人的插手下，报刊上一波又一波地掀起了对“鬼戏”、“德彪西的音乐”、一大批小说的批判。
继文艺界的大面积点名批判之后，这股批判风进一步扫向了理论界。1964年，父亲冯定也遭到了批判。首次点的名文章发表在当年9月2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4年十七、十八期合刊上，批判文章的题目是《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作者是一个叫张启勋的人。红旗杂志在批判文章前首先发表了张启勋给《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来信。据张启勋在这封信中称，他先向《中国青年》投了此稿，结果遭到了退稿。这个张启勋并不甘心，又把稿子投到了《红旗》杂志。《红旗》杂志在文前还发表了编者按。编者按说“张启勋同志给本刊的一封来信，对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一些重要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批评，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编者所知，在冯定同志所著的另外两本书中，即《平凡的真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同样存在着张启勋同志来信中所批评的这类观点和其它还需要批评的观点，我们希望读者和作者一起对此进行研究和讨论。”《红旗》杂志的这个编者按首先就肯定了批判冯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由于《红旗》杂志是党中央办的理论刊物，它的这一地位就等于是正式表明了中央对批判冯定的态度。其次，根据这个编者按，对冯定的批判其范围将不局限于《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的个别观点，而是要扩大到他的其它著作和文章中。从此就开始了对冯定的在全国范围内的，时间长达几个月的批判。
根据薄一波同志的回忆，对冯定的批判是康生操纵的结果。在《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薄老回忆说：“对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两本书的批判，是康生首先作出指示的。”薄老的这一段话揭示了那次批判真相。
那么毛泽东是否表示过态度呢?
王学珍等人编写的《北京大学纪事》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写道：
(1964年)9月25日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对冯定同志著作的批评。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毛主席对冯定著作的批评。
这里提到了周培源，为什么周培源会知道毛泽东对冯定说的话呢?这就要从1964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说起了。当月23日，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参加讨论会的全体科学家。是24日约于光远、周培源谈话。本来是谈自然科学的，但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对周培源说：“你们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康生这个人，经常向毛泽东提供有关“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资料，毛泽东的谈话可能受到康生所送资料的影响。
《红旗》杂志发表了公开批判冯定的文章后，北京大学党委当然要跟上形势，布置对冯定的批判。这一批判从1964年11月一直进行到1965年4月。这期间，北大同时还在进行社教运动。以张磐石为首的社教工作组进校后，由于对北大党委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此对冯定批判的领导工作，就由北大党委转到了工作组。1965年3月5日，陆定一在对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和北大党委常委作报告时已经对全面否定北大党委的态度做了批评，但仍然提到冯定，因此无论是工作队还是北大党委都仍然把批判冯定作为北大的一项任务。到了3月19日张子意到北大作报告时，就已经批评了工作队，从那以后北大党委逐渐恢复了正常工作。但仍然不敢把批判冯定的工作停下来。听说大约在这时，邓小平同志在家中对其女儿邓楠说：“你们北大现在课也不上了，整天批冯定，冯定有什么好批的了，回去对你们领导说，要赶紧上课。邓楠回校后向北大校领导(是向党委还是向团委已记不清楚)汇报了邓小平的话。从此，北大批判冯定的事才算停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也是北大大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经常在各种场合的批判中，在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冯定的小标题下，把这段话拿出来批判一通。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父亲和母亲现在俱已去世。1964年父亲被公开点名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心中的委屈和难受是难以言传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到来，当刘少奇、邓小平同志都不能免于这场灾难，当看到全国亿万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伤害，再回过头来看个人所受的委屈就实在已算不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