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陈斐老素描
作者：■ 徐怀中
三、四十年代，部队武器装备还是相当原始的，主要靠大踏步机动捕捉战机。正如苏活洛夫所说，脚是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手是辅助性的。陈斐琴亲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这个读书人，以自己的一双脚，熟读了当代军事学。他深知，庙算得当，或许不难制定出一个富于奇思妙想，又是十分周密完整的战略构想。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构想付诸实施，而不至于付出了相当代价之后，发现根本无法达成目标。这就必需多多借重于前线将帅了。而作为前线将帅，则应该具有无尽的想象力，善于充分发挥构想中那一份灵动奇巧。又应该具有超常的意志力，敢于面对构想中所包含着的种种险恶与不测。1947年7月，第二野战军正是以这样高度机敏和坚毅果敢的行动，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战略纵深，一举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当敌我态势十分微妙，面临左右两难的抉择时，陈斐琴目击了刘邓首长如何忧心如焚。当冲破重重险阻难关，终于胜利抵达别山时，陈斐琴暗自立下了一个誓愿，一定要把自己近距离观察到刘司令员独特的指挥艺术，以及这位杰出军事家一次又一次的惊世之举编写成书，把自己所领略到小平同志的深邃思想和不动声色的文韬武略编写成书，使之光照史册。
陈斐琴的这个夙愿，一直未能付诸行动。“文革”之后，他有很长时间被挂起来了，不给作结论，不分配工作，不恢复待遇。挂着就挂着好了，他决定立即行动起来，作一个独立编书人，以实现多年的夙愿。有人曾把陈斐琴比之于司马迁，似乎有点神圣化的夸张，随便说说罢了。不过，陈斐琴长时间背着“文化大革命”遗留给他的精神重负，实际困难又得不到解决，他全都放在一边，发愤编写革命战争春秋大义，真像是领受了那么一点史太公的遗教。我去看望陈斐老，一家人住着四平米的一间小屋，进门就是一铺大‘炕’，无处让客人落座。老人正在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里抄写文稿，一个小方凳当桌子，坐着小马扎，一米八几的人，长时间以这样弓腰驼背的姿势写作，怎么受得了，加之蚊虫叮咬，闷热难当，煤烟油腥让人透不过气来。最初收集到散见于各处的刘伯承军事著作，全是在这间小厨房里一笔一划抄下来的。他的一支金行，很快就磨得像针一样尖锐，不小心触到手指，一下就见血了。为了节省花销，他推着小孙子坐过的竹编儿童车，从打印社把书稿运回家，由家人装订好，他再推着小车送到邮局寄发，这样便不必花装订费和运输费了。老夫子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推着小竹车走在人行道上，不必担心安全问题，往返一趟又一趟，正好是他思考问题和谋篇造句的好时间。我完全可以想像，走在匆忙繁华的人行道上，对人行道的匆忙繁华又视而不见，动中取静，似实而虚，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好极了。陈斐琴撰稿中许多精当得力的文句，都是漫步人行道时获得灵感的。
一天，海军副司令员扬国宇主动找上门来，说他保存了一些有关刘、邓的文字资料和照片，愿意毫无保留地供陈斐琴选用，还表示要尽自己所能给予支持帮助。杨国宇是原二野司令部政处长，是一位老红军，喜好写作画画，书法又好，陈斐琴喜出望外，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合作，局面就会大大不同了。同时，陆陆续续已经联系了军内外许多作者，还联系了几家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社，编选工作果然进入了顺风顺水。虽然军委领导已经批复，同意了他们的编选工作报告，有关各方面也都给予了关注，但他们仍然立足于民间地位。不申请办公处，不申请编制，不要一辆汽车，不要一分钱经费。也不成立编辑部，执事者各执其事，分别在自己家里“上班”，有问题要研究，彼此走动一下，，没有会可开，没有饭可吃，没有补贴和交通费可拿。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用自己应得的编辑费，来支付给稿费、资料费、打印费、文具纸张费等等，叫作“以战养战”。养之不足，就得个人掏腰包了，陈斐琴终于成为万元“负翁”了。据我所知，有那么一些回忆录写作组和传记组，编辑队伍相当庞大，期间一些人不止一次提级晋衔，一些人从组建家庭到生儿育女，若干年过去了，还不见有书出来。陈斐琴这里，几个人单兵作战，几年之间，编写出版了《刘伯承军事文选》、《刘伯承军事生涯》、《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刘邓大军征战记》、《刘邓大军风云录》、《第二野战军记事》等共计三十六部，一千余万字。有的书还获得全国图书一等奖、金钥匙奖。其中《刘伯承回忆录》(共三集)一书，陈斐琴是在太行山时代便开始积累资料，他没有想到，近半个世纪后得以问世的这本书，竟成为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共和国元帅回忆录。
陈斐琴有一篇文章，记述了刘伯承元帅从事翻译著述的情况。刘帅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身负几处战伤，常常不顾年高体弱，抓紧战斗空隙，在一盏麻油灯下，用放大镜进行翻译。更大的困难是，他手头只有一部古老的《俄华词典》，这部词典许多汉译令人啼笑皆非，把俄语“混成旅”一词译成了“杂种旅”，把“地主”一词译成了“员外”。本来，他可以向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同志请教，左权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高材生。1942年6月，左权在太行山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刘伯承失去了这位俄文老师。此后他搞翻译，主要依靠一部《露和词典》(即《俄日词典》)，他可以通过日文中的部分汉字，去揣摩原词词义。遇有日文汉字和汉文原意不相符合的，或是用日文字母写的，他搞不通，就写一张纸条，让警卫员拿去，问机关里懂日语的同志。陈斐琴并没有写明，机关里懂日语的同志，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有时，二野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地很远，刘司令员派人送纸条来，马跑得一身大汗。纸条用毛笔坚行书写，字迹工整，抬头写着陈斐琴同志大鉴，落款“刘伯承顿首”。我明白了，陈斐琴的文章是有意模糊不清的，避免了提及自己的名字，他如何担当得起“刘伯承顿首”这一句言语呢?
陈斐琴正是遵照刘帅那种谦虚审慎，一比不苟的极端负责精神，来完成编写工作的。为深入研究，他曾不辞辛苦，重访太行山、大别山、重访第二野战军往返驰聘的“四战之地”中原战场。凡刘帅读过的书，陈斐琴都要找来读。一些古代兵书买不到，就借珍本抄录，他至少手抄过四十几万字。他发现刘伯承青少年时代，受梁启超影响很大，就把这位饮冰室主人所有的著作都买到了手。别人不会了解，年复一年的紧张编写工作，又是他博览饱学的一个连年丰收的过程。及至后来，他的文章竟自觉不自觉地透露着梁启超早期政论文的余韵。刘帅一篇讲话里，有这样一名话，“不教而战，是为善之”。陈斐琴搞不明白，不经过训练而投入战斗，反倒是为善之，为什么?他遍查《孙子兵法》、《易经》、《孟子》、《大学》、《十三经索引》等书，找不到这句话的出处。第四天深夜，他忽然想起，刘伯承喜欢读诸葛武侯的兵书，立即下床，扑到书架上去找。果然，《诸葛亮集》里有这样一段话：不习而战，百不当一，习而后战，以一当百，故仲尼日：不教而战，是谓弃之。陈斐琴据此断定，刘帅的原话应该是：“不教而战，是谓弃之，教而后战，是为善之。”后经多方面核对，是记录稿把中间的八个字记漏了。许多搞军史战史研究的学者说，陈斐琴他们编写出版的数十册书，应该得到足够的评价，只讲他们“抢救”和整理出了这样大规模珍贵史料，就已经功不可没。陈斐琴往往等不及出书，提前把全书打印出来，分秒必争地分送给许多研究人员参考，又分送给一些军旅作家艺术家们创作文艺作品。试想，如果没有这几十本书，刘伯承军事思想研究，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史研究，将会遗留多少空白，无法填补。
作为一位资深编辑家，他的朴实无华而又特别老到之处，全在这里了；作为第二野战军的一位老战士，他重温当年捷报频传时的洋洋醉意，全在这里了；作为阅历极为丰富，却又时感意犹未尽的一位老人，他对自己一生给予了自我补偿的那种内心满足和庄严感，也全在这里了。
每出版一本书，陈斐老都要签名送我一本，特意留给我的一本《刘邓大军风云录》被别人拿去了，他竟舍得把自己手头使用的工作本给我了。封面上写着：“工作本，不外借，外借一次请付五十元。”写明付款数，无非是要别人免开尊口，不可能外借的。见我无论如何不敢接受，又说让我先拿去看，等有了再版书送给我一本，把工作本换回去。1991年中秋，我们夫妇去探望陈斐老，他送我一本《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他心血管出了问题，卧床很久了，由我双手捧着书，他在扉页上写了徐怀中惠存几个大字，签上了名。字不是写出来的，是画出来的，他顽强地坚持一笔一划，极力要写工整，无奈笔划安排得总不是地方。这些年来，陈斐琴一直在透支着自己的健康，却一直没有放在心上。他几次住进海军医院，居然可以说服值班护士，同意他在病房熄灯以后，到护士值班室去编书。战争年代，早有“刘邓大军”之说，刘伯承、邓小平两个名字，已由一条历史的彩带连接在一起了。已经出版刘的每一本书里，其实也都写到了邓的。从1987年，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纪念日起，杨国宇、陈斐琴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发起了编写小平同志经历的征文活动。开始定名为《三山见闻》，从太行山、大别山、写到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以后，确定把时限放宽，从1938年写到1965年，跨度二十八年，后来成书便定名为《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杨国宇、陈斐琴、王传洪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陈斐琴住进干休所后，有了一间小小的书房，窗外有两棵石榴树，于是他为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榴妍书屋”，以谐音取刘伯承研究之意。现在不只是研究刘，还要研究邓，陈斐琴想到，“榴妍书屋”应该易名了。他向杨国宇建议，在两家窗前各栽两棵柏树，两家书房统一取名“又柏书屋”。杨国宇拍手说，我怎么就没有想起这个好主意，他当即铺开宣纸，提笔为“双柏书屋”题了新匾。随即买来了树苗，两位老人兴致勃勃地亲手栽种起来。他们大发雅兴，还把记述刘邓的几页原稿，深深埋进树坑里去，以作纪念。他们希望以自己的笔迹，滋润两株移栽的柏树，尽快披满新绿。
人们当不会忘记，1989年那个气候反常的炎夏。正是这年七月，《二十八年间》出版了，不久，这本书的《续编》也跟着出版了。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一段时间，正是邓小平同志展示他睿智英明和卓越领导才能，为中国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个时期。编者们最初也不曾想到，一本历史回忆录，适逢其时，竟能对最为敏感、最为尖锐的现实作出回答。正如《上海新书目报》打出的一个大标题：“《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将告诉你，邓小平是怎样一个人”。两本书多次加印，读者还是来信说买不到书。中央和各省市报刊纷纷转载，发表评介文章。台湾出版的《中国导报》第1258期封面，转登了《二十八年间(续编)》发表的邓小平彩色照片。这家杂志连续几期，在题为“邓小平研究”专栏内，全文选登了书中的六篇文章，四十多年来，这样作法在台湾还是首次。1992年7月，《二十八年间》第三编出版了(杨国宇、陈斐琴、陈鹤桥、刘备耕编)。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将三本书精装为一巨册出版，书名为《世纪伟人邓小平纪事》。和学习邓小平文选的热潮相呼应，由《二十八年间》为开端的民间“阅读邓小平”活动在各地兴起，并且延及到海外和世界各地，这也是几位编者始料未及的。让他们无限感慨的是，有的老同志刚刚给编辑部来电话，答应了写稿，第二天知道，他已经遽然离开了人世。有的老同志，为本书写了稿的，等到书出来，他的文字已成遗作。有的老同志，一篇文章没写完，一病不起，不得不告知编辑部更改预告目录。有的老同志长年住院，在同病魔搏斗中坚持写作，两三千字的一篇感怀小文，竟费时一年有余。每念及此，令几位编者老人涕泪不止。
1989年11月20日，小平同志会见了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修订人员，到会的有宋任穷，秦基伟、陈锡联、陈再道等二野著名将领等。陈斐琴作为修订领导小组副组长，也参加了会见，当他上前和小平同志握手时，介绍人把他的名字说成了陈裴琴，小平同志纠正说：“他不叫陈裴琴，是陈斐琴，他是一个编书人。”
他是一个编书人，这句话概括了陈斐琴的晚年生活。陈老曾说，他年轻时候读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颇欣赏“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句。这一句下面有个注：“古诗云，昼短夜长，何不秉烛游?”自开始编写刘邓书系之后，他觉得应该反意用之：“昼短喜夜长，何不秉烛书?”陈斐琴步入暮年，义无反顾地抛开一切牵挂，只想做成一件事，那就是秉晚霞为烛，编织一部经天纬地的大文章，他终于大获成功。在无休无止的编务工作外，他工工整整地为书系撰写了十数万字专稿，撰写了若干篇序文后记，撰写了不计其数的注释条目。读者诸君，请勿忽略字号最小的那些长长短短的注释吧!作为一位资深编辑家，他的朴实无华而又特别老到之处，全在这里了；作为第二野战军的一位老战士，他重温当年捷报频传时的洋洋醉意，全在这里了；作为阅历极为丰富，却又时感意犹未尽的一位老人，他对自己一生给予了自我补偿的那种内心满足和庄严感，也全在这里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