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赵树理致周扬函
作者：■徐庆全
在这篇专论中，周扬虽然对赵树理的作品进行了评价，但他主要是从党的文艺方针上来看待赵的创作——这是周扬这篇文章的立意点：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他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写得为大众所懂得。他不满意于新文艺和群众脱离的状态。他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同时他对于群众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文艺座谈会后，艺术各部门都得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几乎在周扬的文章发表的同时，在国统区的文艺界的著名人士郭沫若和茅盾，在读到周扬带去的赵树理的作品后，也发表文章，对赵树理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扬对赵树理的评价，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当然代表着华北中央局对赵树理创作风格的肯定。正因为如此，在周扬的全面评述之后，加以得到郭沫若和茅盾等前辈作家的热情肯定，赵树理创作的意义，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认可。1946年8月底，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开的文艺界座谈会上，号召“今后要向一些模范作品如《李有才板话》学习”（《人民日报》1946年8月28日）；1947年七八月间，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的（地）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和赵树理自己创作的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在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边区文联负责人陈荒煤并以《向赵树理方向前进》为题，加以肯定。同月，边区政府教育厅在第一次文教作品评奖中，将惟一的一个特等奖发给了赵树理。
大约就在此时，周扬和赵树理有了通信的联系。在笔者所看到的赵树理给周扬的三封信中，最早的一封信大约在1947年。在这封信中，赵树理写道：“我在生活上，现在无甚困难，以后碰上了，临时再请解决。承你关心，甚为感激。”可见，周扬不仅对赵树理的创作有很高的评价，对其生活也很关心。
由于周扬担负着领导华北文艺界的重任，加之以赵树理对周扬的信任，所以，在以上引的这封信中，赵树理坦然地对周扬谈到了自己在解放后的工作去向问题，并向周扬提出了要求：“我这种想法如与党使用我的计划不冲突，请求给我调动这样一个岗位。”
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神交已久的周、赵二人终于见面。赵树理给周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周扬：《赵树理文集·序》
此后，周扬认为，他与赵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赵树理也显然认为这种友谊是超越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的。“文革”开始后，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了出来，赵树理作为周扬的“黑帮”成员被揪斗关押。在这样饱受折磨的岁月里，赵树理依然对周扬很是信任的。1970年，在离开人世前不久，他在一张破纸上抄录了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郑重地交给女儿赵广建藏好，并说：“你以后替我设法交给周扬同志，党会明白我的。”十年之后，周扬饱含感情地写道：
那时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运处于危如垒卵的境地。但他还是信任同志，信任我们之间的友谊，相信我们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相信人民总会重过光明的日子。（周扬：《赵树理文集·序》）
遗憾的是，赵树理没有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1970年被迫害致死。张僖了解到了赵惨死的状况：
1975年的下半年，法国要出版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当时，王匡找到我说：这本书能不能出版呢？你到山西去一趟吧。我到了山西，见到了马烽。马烽给我讲了赵树理死前的惨状。他说，赵树理站在两个桌子摞起来的高台上挨斗，从桌子上摔下来后，惨死的。（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
“文革”后，周扬复出，张僖向他报告了赵树理的情况：
我把赵树理的情况跟周扬讲了，北京为赵树理开了一个会，举行骨灰安放的仪式。后来，周扬对我说：还应该为他开一次追悼会，隆重地纪念他。这样，就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
1980年，《赵树理文集》出版时，周扬为这部文集作了序，并同意文集的编辑者把他在1946年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收入文集，以“纪念我们多年的文学之交和革命友谊”。
赵树理从头锻炼自己的失败和回乡
在给周扬的信中，赵树理对革命胜利后自己的工作问题着实考虑了一番。
赵树理出生在稍带书卷气息的农村家庭，在参加革命前，家庭是属于下降的中农。当他带着一枝破笔，几张破纸，走进轰轰烈烈抗日群众运动中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名作家。他同那些刚放下锄头参加抗日的广大农民一样，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异。他觉得自己能为民族解放献出的，除去应该做的工作，就还有这一枝笔。
因为有这枝笔，加上他所熟悉的农民的思想和感情方式，以及作为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亲历者，因此，他成了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当他开始进行创作时，他就立下宏愿：“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我的志愿。”（李普：《赵树理印象论》，《长江文艺》创刊号）
抱着这样的志愿，赵树理运用自己浓厚的生活底蕴，写出了一大批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倡的文艺与大众结合的原则是相吻合的，与当时的现实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解放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全国解放前夕，赵树理显然面临着与“整个前途有关”的问题：离开了给他丰厚的生活底蕴的农村，以后创作的道路如何走？所以，在给周扬的信中，他将这种困惑或思考毫无保留端了出来。
参加完全国文代会后，赵树理担任了文化部曲艺局的处长。这种安排，或许是周扬根据赵树理“依靠现在的条件工作，并加强今后的流动性，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移到城市去，或者是个较妥当的办法”的要求做出的，因为赵树理对曲艺工作是相当熟悉的。而对赵树理来说，“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移到城市去”是全国解放后的现实，在这一现实面前，他知道，他必须从头锻炼自己。
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这种从头锻炼自己的愿望并没有得以实现。这其中的一个原因，赵树理在1952年曾谈到：
一九四九年到北京后，和群众接触的机会更少了，来源更细得几乎断绝了。为了挽救这一点，我也曾下过一次工厂，但试验了一个月，觉得路子太生，又想折回来走农村的熟路。折回来了，并且也到了农村了，可是仅仅两个月功夫，临时回到北京来开了个会，又被些不成理由的客观原因拖住没有得返回去。所以除了三年之中写了两个小东西（《传家宝》和《登记》）以外，所存的原料再也写不成个能给人以新感觉的东西。（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
创作源泉的枯竭，固然是现实，但是，对于赵树理来说，自己所固守的“写作上有些别扭劲儿”，也使他有意无意地拒绝根据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相应的改变。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大众对于作品的要求，已不单纯是通过作品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获得一种审美情趣的享受的要求也日趋强烈。这就要求作家提高艺术水平，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但是，赵树理却依然恪守着他那“民间文学正统论”的创作原则。
1951年，赵树理改任中宣部文艺处干事。这次调动，是胡乔木做出的。原因是，胡认为他“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他“读一些借鉴性作品”。胡乔木并煞费苦心地为他选定了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列宁论文艺等理论著作，让他住进中南海庆云堂，解除一切工作，闭门专心读书。但是，学习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当时，严文井和他对门而居，两人几乎天天辩论中外文学的优劣。严文井一方面惊愕于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断定他“不是一个通俗作家”，另一方面则感到他不仅不想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且想说服别人也不必去钻研外国名著。（戴光中：《赵树理传》275页）
既然“不想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赵树理惟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所熟悉的乡村去。因此，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纪念日，他向一切关心他的人们郑重许诺：“照毛主席的话。下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回到群众中去。”——他在信中虽然认为“甘心当个专写农民的写作者”“说起来不免带点暮气”，但也只能认为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了。
此后，虽然赵树理写出了反映合作社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并因为配合了当时的形势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赵树理，在新的时代来临时却始终没有超越自我。更为遗憾的是，赵树理直到被迫搁笔时才对此有所认识：
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的东西已经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赵树理《回忆历史并认识自己》）
“一个过于具体地配合自己的时代和环境写作的人，一旦事过境迁，常常可能再也引不起大家多大的兴趣，可是另一方面，席勒说得也对：‘一个忠于自己时代的人，比别人更容易获得不朽的地位。”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个断语，恰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生涯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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