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拔白旗”运动中的巴金
作者：■丹 晨
在这个极端思想风行的年代，上海柯庆施、张春桥在文化方面搞了许多标新立异、极端化的花样，诸如柯庆施到复旦大学当教授，以示教授没有什麽了不起；柯庆施还要社社(人民公社)办大学；张春桥撰文主张废除资产阶级法权……都受到赞扬和鼓励。他们对巴金在1957年鸣放时批评上海市委，以及巴金作品在青年中影响早就不满，现在正是清算的时候。6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徐景贤批判了巴金关于文艺作家法斯特的文章。紧接着，也是上级的姚文元与北京《中国青年》联手，于10月发出长文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明确提出“为了把共产主义的红旗插遍一切思想领域，我们从本期起，将陆续对巴金同志的主要著作，进行分析批判。”于是，各地的一些刊物、学校紧紧跟上，批判文章蜂拥而至。几乎同时，《文学评论》发表了北师大学生的《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胡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价》。一时互相响应，形成浪潮。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6月到1959年4月长达十个月中，批判巴金的文章近百篇，姚文元一个人就写了三篇长文。
姚文元担当主角
在这场批判巴金运动中，姚文元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他首先在《中国青年》连续发表两篇长文，针对巴金的主要作品《灭亡》《家》，题目就叫《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显然，这是经过周密策划后推出的。经过半年多批判后，姚文元又发表了一篇以权威的口吻居高临下做总结的文章《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因为那时《中国青年》已得到上面指示收缩这场批判，所以姚的总结只好发在《读书》杂志上。
姚文元从批判胡风发家，是一个由政治运动造就的典型的文化打手。他最善于断章取义，深文周纳，熟练运用极端思想教条打人。巴金在1956年和后来1962年都曾描写过这样一种人：“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象声势很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巴金的描写显然包括了姚文元这个具体对象。
1956年时，巴金对姚文元的极端言论颇为厌恶，曾有过交锋。当人们对“鸣放”还有顾虑时，姚文元就叫喊要人们“鸣得好”，说话写文章要“恰倒好处”，用意无非是想限制人们说话。巴金先后写过《“鸣”起来吧!》《“恰倒好处”》两文加以辩驳。巴金说：如果“定下不少清规戒律，号召人们起来齐鸣的时候，恐怕没有多少人有勇气来‘鸣’了。”他还说：“我觉得即使有人‘乱鸣’，也比没有人‘鸣’好些。”可见巴金对于“万马齐喑”如何痛心疾首，对姚文元这样的极端分子又是如何厌恶到了极点。所以他在文章中直接点名姚文元讥讽说；“既然鼓励别人讲话，最好还是少来些限制，暂时不必发什麽‘恰倒好处’的通行证之类，发通行证的办法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起一种抵消作用的。”
反右斗争是姚文元大显身手之时，仅1957年下半年之后七、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写了批判文艺界右派的文章多达七、八十篇。上海的徐中玉、施蛰存，北京的丁玲、冯雪峰、艾青、刘绍棠、陈涌、秦兆阳、徐懋庸，四川的流沙河，江苏的“探求者”，以及《文艺报》、《新观察》等报刊……都在他的棍子横扫之列。巴金侥幸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到了拔白旗运动时，这个窥伺已久的文化打手就抓住时机了。
姚文元首先选择《家》《灭亡》做靶子，指责巴金“美化了无政府主义”，“对于《灭亡》这本书中的阴暗的虚无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也采取了辩护的态度”，书中主人公杜大心的道路“是一条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相敌对的道路，和党的领导相对立的道路”；说巴金宣扬的思想“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它起着思想上的腐蚀、破坏作用”。他还说，有些青年接受了这种影响，“严重的发展到反党。这点在去年鸣放中，是暴露得很清楚的”。这样，姚文元就把巴金的旧作与所谓“右派进攻”捆绑在一起了，用心是很险恶的。
对于《家》，姚文元不能不对所谓“进步作用”作了一些肯定，但说那也“只存在历史意义而失去了他的现实意义，而《家》中那些消极的、错误的东西，却显得非常突出了”。“它影响有些青年整个人生观，因此它们的害处就特别大”“和今天的共产主义思想尖锐地对立着”。他还把批判肃清巴金思想的重要性提到是“青年们共产主义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透露了姚文元们对巴金的恐惧，在把巴金视为障碍的同时，隐伏杀机。
批判悄然停止
姚文元文章像一个法官在作政治批判悄然停止判决，而且随心所欲，被批判者连一声辩解的可能都没有。这与文艺批评是毫不相干的。幸好姚文元们那时还没有权力左右全国所有报刊，所以也有一些读者不服，投书反驳，有读者认为“巴金作品教人向真向善向美”，有的愿成为琴那样的人，有认为觉慧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更有人认为巴金是“杰出的民主主义作家”，巴金作品比“满篇政治口号的文学作品好得多”。
1958年11月，《文学知识》编辑部在来稿综述中曾说：全部肯定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有七十四篇，否定较多的有四十篇，基本肯定又有所批判的有三十五篇。如果这也可以算是一次准民意测验的话，在那样政治环境中肯定巴金的仍占多数，就相当说明事情真相了。另据《文学知识》统计，到1959年4月，“收到稿件近千件”。这也都说明巴金和他的作品以及这场批判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如何深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对巴金的评价，也涉及到如何评价49年前的作家作品，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批判巴金运动也引起了国外舆论的注意。巴金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在国外拥有读者，他在海外有许多朋友，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所以，外电很快就报道了“中共批判巴金”的消息，美国、日本方面反映较多，共同社、著名作家教授竹内实、松井博光等等先后撰文报道评论此事。
在这漫长的批判过程中，巴金当然无可奈何。他不能同意那些极端分子的指控。但历来被批判者是被剥夺了发言辩护权利的。他不知道这样的批判将会带来什麽样的结果。他不能不担心，会否受到进一步的打击。他后来追忆此事时曾说：反右后，“第二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人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我说……我一律点头。”
这场批判运动虽然不是共产党内主要文艺领导层的决策，但也受到了他们的密切注意。他们对于巴金作品的评估，大致上和解放初丁玲的讲话、冯雪峰的文章是一样的：既肯定了其历史作用，又对不写共产党革命以及无政府主义倾向持批评态度。姚文元等过分夸大消极作用，且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批判，不是他们的原意。周扬等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文艺方面的代表，反右时也打击了大批的党内外作家艺术家，但总还希望在自己领导下的文艺创作能够繁荣，队伍能够壮大，因此对于巴金这样的作家：解放后一直诚心诚意地进行思想改造，响应号召深入战地生活，努力描写工农兵，歌颂新社会，对领导也很尊重，又有很大的声望和影响，他们还是想团结而不愿打击的。因此当这场批判突然发动起来以后，他们采取了旁观并设法淡化的态度。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作协和北京的主要报刊基本上没有介入，即使像最早发起批判的《中国青年》进行了四、五期后，就悄然停止了。
巴金检讨
1958年10月，巴金从苏联塔什干巴金检讨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后回到北京，得悉姚文元等发文章批判他。好友曹禺当时正任中国作协书记，很关心此事，把有关的批判文章收集起来给刚回国的巴金看，老朋友倾谈良久。曹禺还向周扬以及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汇报此事，也报告了巴金的情绪和心态，说他有一点紧张。据说，周扬对曹禺说，对巴金的批判是群众中来的讨论，不是党示意布置的，劝他不要多想。
邵荃麟是位资深的老党员、理论家，为人善良厚道。他根据周扬的指示精神，约巴金到家里晤谈，给予开导和安慰。据说，邵荃麟对巴金说：你的“三部曲”在三十年代起过一定的反封建的积极作用，但在青年读者中也确实产生过消极的影响。我们不能要求你当年用今天观点来写作，但是应该认识今天这种消极方面的影响是存在的。报刊上提出的这些批评可以理解的，不必紧张。邵荃麟还从作协工作角度考虑，主张对巴金作品最好有个熟悉他的人能够写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作出科学的评介，比他自己来写“检讨”性的文章更好一些。邵荃麟提议把这个任务交给张天翼来做。邵荃麟在谈话时，当然也谈到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问题。他说：1945年在重庆时。(毛)主席问过你(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但到现在你没有公开表示过态度。你要在适当场合表示一下。
接着，周扬也到巴金住处看望，鼓励巴金说：这是一次考验，经受得了就好。他还说：我也听说你在前一时期说过几句话，想找你谈谈，现在事情过去了也就不用谈了。周扬希望巴金不仅是消极的改造，应当争取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巴金当然理解些文艺界领导的好意。但是对于他的旧作的评估这个问题，就像一个阴影在追逐他。无论报刊的批判，还是文艺界领导，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着他的作品中的“消极影响”和“无政府主义”问题。他在想这个问题。
1958年底，巴金给苏联友人彼得罗夫的信中，谈到了对这场批判的看法，尽管是对外国人谈问题不免婉转缓和一些，但大致上表达了他当时的真实心情。他说：
我觉得对我过去作品的批判，有些是正确的。也有些文章对我过去的作品有些误解。我的作品在当时看就有毛病，在今天看当然更有毛病。对过去的作品的解应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然而对那些作品和作者的要求就应当顾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对我的人物其实都有批判，不过有时并不明显。吴仁民是我的一个朋友，觉慧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我并不把他们当作英雄人物看待。《电》里吴仁民写得有些理想化了，却又写得简单。《雨》里面吴仁民那些丢脸事情倒有一半是真的。当时他怎麽算是革命者呢。觉慧出走以后，如果经过改造是可以成为革命者的。他在《家》中有作用，一方面给人一点希望，另一方面也衬托出旧家庭的腐烂与没落。倘使没有一个觉慧，单写旧家庭的罪恶也能反映现实。要是老舍或者Thomas Mann来写这种题材，他们可能不要觉慧这个人，他们会写觉慧死了，旧家庭完了(像T·mann的Budenbrook一家)。我来写就喜欢加一个觉慧。其实我们三弟兄倒有点像高家那三个年轻人。我的作品中常常写个人奋斗。在旧社会这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些主人翁如果活到今天也会服从集体的利益了。倘使在今天还要学当时人物的个人奋斗的精神，那就会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所以那些批判的文章对年轻读者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这些话其实正是巴金对当进批判的答复和反批判，只是无法公开说而已。
1959年初，曹禺经过上海，到巴金家探访，看到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巴金选集》写的一篇检讨性的《后记》很不以为然，认为它“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说巴金有委屈。曹禺回到北京就向党组书记邵荃麟汇报了。荃麟也不赞成这样的后记，他们都认为“不大妥当”。周扬得知后也说，不要勉强人家做检查。于是，荃麟趁给巴金复信之便说，这样的检讨文章“我意暂时可不写。”他还是主张由张天翼写出评论巴金文章后，再根据情况考虑由巴金写一篇不必太长的文章说说自己的意见。他让曹禺转告巴金。这是4月的事。
4月下旬，巴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他们又讨论了这件事。荃麟为了说服巴金，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最后巴金同意了。荃麟也就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抽掉了这篇检讨性的后记，改用一篇出版说明来代替。
邵荃麟的一番好意使巴金非常感激。但是，作为当事人巴金面对近几年不断的批判，总想设法有个了结，现在这篇后记正好抵挡一下。5月，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在编校《巴金文集》第10卷时，就把这个后记摘要作为《我的幼年》的注解公开了。
巴金说他“挖空心思”写了这篇检讨。他既想说明自己是在追求进步、革命，又不得不被迫承认自己走的路是错误的。整个文字不断回绕着说：
“……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一点张惶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后来我开始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和刊物上一些文章里得来的。……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所以当时像我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我终于离开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从一个小圈子出来，又钻进另一个小圈子。……革命的道路是很宽广的，然面我却视而不见，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艰苦地追求。……说实话，我当初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领导人，让他给我带路。可是我后来却渐渐地安于这种所谓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了。……我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就是我的坚强的信仰。……我自己不去参加实际的、具体的斗争，却只是闭着眼睛空谈革命，所以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战略、战术和个人应当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战斗……我隐隐约约地看得见前途的光明。这光明是属于人民的。至于我个人呢，……我并不敢抱多大的希望。我的作品中那些忧郁、悲哀的调子，就是从这种心境产生的，……”
整段文字都流露了被迫和无奈的心情。那时的巴金只想投降过关，所以在编校第9卷、第10卷时，还写了多处带有检讨性、解释性的注解文字。
其实，即使作了这些说明和检讨，也并没有使巴金的精神上因此得到解脱，反而更为沉重苦闷了 。他诚心诚意接受改造那麽多年，不仅没有进步，反倒问题愈来愈多，愈来愈不为社会理解和信任了!巴金后来在《随想录》中有一段对自己那时的心情的解剖和描写：
这(指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我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复杂，有时候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的杂念，这样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惧、疑惑与自我保护上面，我有时清夜自思，会轻视自己的愚蠢无知，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哪里有什麽‘知识’?有时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绩不大。总之，我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
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
巴金就是这样，在写了那些认错检讨之后，他走上了一条更加艰难泥泞、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