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8期
耀邦同志教我读书
作者：严如平
鼓励我每天读万字，坚持读十年
那是1955年一个炎热的夜晚，耀邦同志同我们几个人坐在庭院里纳凉，闲谈起少年时光进学校的不易，他说：“呵，你上学也只八九年啊，可比我还多两年呢。不要紧，抓紧时间多读些书，能补起来的，还年轻嘛!”接着他说，古人凿壁偷光、囊萤照读、悬梁锥股、十年寒窗这些故事，是多可贵的学习精神啊。战争年代东奔西闯，难得有机会坐下来看书，也看不到几本书，现在的条件太好了，就看自己学不学了。你们青年人精力充沛，时间充裕，要抓紧宝贵的时光多读些书。第二天，他在谈起读书时又问我说：你每天能不能看十五页书?我说有时能有时不能。耀邦说，如果鞭策自己一日不漏地坚持读十五页书，就是一万字，那么一年下来就是三百六十五万字。学习古人十年寒窗的精神，不妨订个“十年寒窗计划”，把应当读哪些书，好好安排一下，每天读一万字，不读完不上床闭眼，坚持十年，必会受益无穷的。他还说：订个计划，自己给自己造成一个压力，有好处。接着他列举了应当读以下这些方面的书：马列经典著作和毛选，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中外历史，古文及诗词，中外文学名著，科学知识书籍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地理、天文、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土壤学等等。他寓意深长地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知识是个大海洋，你不能只读一种书，也不能只读一个方面的书，应当博览群书，丰富自己的头脑。列宁那句话，是挺深刻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末了他叮咛说：详细的书目要请教有关方面的专家，避免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舍本求末而事倍功半。他还向我们说了自己在延安时读书的经验教训。他说：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学，又看古文，又学历史，又搞物理，还读代数，上午学两门，晚上还要学两门，书是读了很多，结果百分之八十都还给它了。所以一个时期要学一两门，不要齐头并进，什么都学。
在耀邦同志亲切鼓励和直接指导下，我和几个同志开始着手制定读书计划。为开列中外文学名著的书目，耀邦同志给《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同志打了电话，韦又介绍我们去专门访问住在东单一个胡同四合院的文学家萧殷；为开列中外历史书目，我们去东厂胡同找了历史学家范文澜。他们都热情接待，耐心指点。几天后，耀邦同志问了我们订计划的情况，他说，计划可以不断完善，重要的是开始行动。于是我们先从马列著作和古文两个方面入手，开始读起书来，读的是“马恩两卷集”(苏联出版的暗红色封皮那种)和《古文观止》。耀邦同志鼓励我们说：只要不耽误工作，什么时间都可以读书的。他还说，能多读些最好，积攒起来，免得来个突击任务忙得欠了账没法还。有时候常有些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很吸引我，但我还是咬咬牙放弃掉，静下心来读书。住在同一院里的胡克实同志说：在学习上，耀邦同志是个好榜样，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尤其是结婚生孩子之后，那时候要坚持可不易啊。
坚持下去果真不容易。且不说结婚以后第二年就有了孩子，家务事一下添了很多，读书时间大为减少；更由于那时候工作时间很长，经常是早晨、上午、下午、晚上四段时间都有工作或会议，惟一的星期天也常常加班，这是一；其次，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个运动统一安排组织的会议和学习有很多，自己的计划难以实施；第三，那年头片面强调政治理论学习，要读些其他方面的书，就有走“白专”道路之嫌；就连读些马列经典著作，也会被非议为“好高骛远”。所以这个“十年计划”只坚持了两年(也远没有读完七百三十万字)，进入“大跃进”的1958年就中断了。后来团中央机关党委曾提倡大家读点古文，但很快又被冲掉了。有一阵大学毛著，自己又把计划翻了出来，结合读了一些马列经典著作；但不久又“文化大革命”了。而自己在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时觉得列宁说的“人没有不犯错误的”这个观点十分精辟，联系到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说了“毛主席也有错误”之类的话，结果被加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等“恶攻”罪名，更使我噤若寒蝉。直到在“五七干校”的后期，劳动和“斗批”之余，才有机会读了一些马列著作以及《史记》、《通鉴纪事本末》和《鲁迅全集》等书。回顾这一段二十年的过程，自己坚持得不好，说了很多客观原因，根本之点还是自觉性不高，远没有耀邦同志那种勤奋刻苦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很有愧于耀邦同志教诲的，也失去了最宝贵的时光。虽然后来觉悟到要努力读书，但精力和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了。
从中央苏区读到生命最后一息
耀邦鼓励我们要多读书，勤读书，博览群书，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孜孜不倦、苦读不已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那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都是一卷一卷但并不依着顺序陆续出版的。耀邦每当接到一卷新出版的书，就放下手头在读的书，专心致志地读起来。他读书爱画杠杠，加圈点，有时还写点提要；不读完是不放进书柜的。即使有些篇章在中央苏区或延安已经读过，他仍然要重新通读一遍，有时还把过去旧的译本拿出来对照一番，看看新版本的译文有哪些不同，以加深理解。
耀邦同志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真可以说是坚持不懈，读了一辈子。他曾向我们说起：早年从湘赣特委调到中央苏区后，可以从图书馆借到马列著作了，就一本一本借来读。那时虽然才十七八岁，书上许多道理感到很深奥，有些译文的词句也挺拗口，但是自己还是硬着头皮读，有些书里的警句留下的印象也就特别深。比如读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这本书，已经几十年过去了，那书上有句农民战争领袖汤马斯·闵采尔的话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亲爱的诸君，我主上帝将握着铁杖，敲击这些家伙。当我说这些话时，我是被认为暴徒了，就是这样吧!”他曾回忆说，读书最多要数在延安时期的八九年，先在抗大、后来在总政治部，可以读到的书很多，自己也越读越来劲了。后来我听到好几位老同志说过：他的勤读好学，在延安颇有名声。“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受到极大冲击，但他在“五七干校”艰苦劳动之余仍然点着马灯在蚊帐里阅读不止。恢复工作后，他不断地结合实际需要阅读马列著作的有关篇章。1987年辞职后，更以大量精力用于读书。有人劝他读《资治通鉴》，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的回答是：自己还要读马列著作，许多问题还要从马列著作中找答案。他专心致志地写了很多卡片和读书笔记。已经年逾七十、辞职在家的人，仍然如此勤奋苦读不已。耀邦同志这种研读马列著作一辈子的精神真是感人至深啊!
《论语》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名言，耀邦同志几次说总结得好。他就是常常读了书就作深刻的思考。有一次他在读了一卷新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对我们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门大学问，说到底，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生产经济基础决定的。现在人们普遍存在的许多自私、保守、狭隘、散漫等旧思想、旧意识，就是小农经济小生产的必然产物。只有发展大工业生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唯物论的观点。当然我们也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共产党、青年团要在人民和广大青年中间，积极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崇高理想，热爱集体，服务社会，遵守纪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树立和形成新思想新意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而不是机械唯物论。耀邦同志常常把读了经典著作后的感受同我们谈，有时讲一个观点会讲一两个钟头，还启发我们与他讨论。他正是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我国实际进行思考，来做好领导工作的。
耀邦是一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现实问题的领导人。这里说我亲身感受的一件事：1961年我从江西、安徽农村调查归来，向他讲了所见所闻的农村困难形势，他听得十分专注，还要我谈谈怎样才能克服目前的困难。接着他说他最近也去河南内黄作过一次调查，形势比江西、安徽还要严重，农民出工的积极性很低，原因是干多干少反正都是男记十分、女记六分，到了秋后收多收少都由大队统一结算分配，一个工分不值两分钱，而低标准的口粮又是按人头分配的，这怎么能叫农民出力呢?生产怎么能搞得上去呢?接着他说，马克思说过：劳动力、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是生产力的三大要素，而人这个生产力的最宝贵要素现在因为与生产成果脱了节而没有了积极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影响生产力。我们要从这个基本原理来考虑问题。要改变目前农村的困难状况，最主要的是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眼前就要考虑现在这种集体出工派活，大集体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是否适合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农民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基层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从我在内黄的调查来看，如果把耕地暂时借给社员，让大家一家一户去种，秋后除交公粮外，收多收少都归社员自己支配，我相信农民的积极性就不一样了。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的调查报告给我，他说：我写了这些意见，你看看能不能行得通。随后叮嘱了一句：这可是个不合潮流的主张啊，你可千万别对人说。耀邦这个“借地”的主张，今日看来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但在当时是算得上“资本主义倒退”的“极右”之见，比起过后不久受批判的“包产到户”、“责任田”还要“右”得多。因为当时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只讲“一大二公”，只讲“生产关系要走在前头”，唯意志论大泛滥。可喜的是三中全会后耀邦到中央工作，在拨乱反正中大力调整生产关系，积极主张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农村逐步摆脱了延续多年的困境。
对毛泽东思想反复学习，运用自如
耀邦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得十分深刻，他读《毛泽东选集》已经数不清读了多少遍。他的书柜和案头，有好几套毛选，每本都有他读过的记录——单杠杠、双杠杠、波纹线，还有眉注。他到湘潭蹲点时，还曾将他读的几本毛选送给了当地干部。“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后我几次去看望他时，他正在读的还是毛选。有一次谈起，他还为前一段读了一些其他的书而懊悔，说还是要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才好。
耀邦学习毛主席著作，具有亲切的感情。他对我们说过，1937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毛主席是校长，他亲自来给我们高级班讲哲学课，《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那个时候的讲稿。他说，毛主席讲课有一个特点，每讲一次就让大家讨论一次，而且他亲自主持讨论，有时点名要我站起来发言，迫使自己把自己的思考条理得清楚一些。这些讨论使自己把一些基本观点理解得更深刻了，因为毛主席还对大家的发言给予分析和点评。可以说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两个法宝，就是在那里打下基础的。这使我联想到，1979年耀邦首先提出要用实践这个标准来检验“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与否，接着又组织和领导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原来是他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的实践第一这个基本观点，在拨乱反正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加以运用和发挥罢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耀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运用，具有多么高超的水平。
在五十年代，耀邦对毛主席的讲话、批示，每次都是反反复复地领会、琢磨，思考如何据以指导自己的言行和工作。记得那时候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在《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上写了一篇按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耀邦得知后，好几个月都是在思考和领会这段批示。他曾经几次对我们说：毛主席这个“四最一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青年特点最精辟的概括和归纳，把青年最本质的特点给我们指出来了；而且为我们青年团工作指明了方向，要下力气很好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他还说，毛主席这段话，也是对如何看待青年的消极悲观论调的有力驳斥，“九斤老太”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论调是站不住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在青年团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好好学习领会“四最一尤其”，并且要《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加以宣传、贯彻。他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大会、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和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都把“四最一尤其”作为中心指导思想加以阐述。
1957年2月，耀邦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回来的那天晚上，向我们说了毛主席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总结了苏联和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指明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的方针和原则，我们的许多工作就好办了。记得那时候，有些大专学校的学生对学校生活管理(如食堂饭菜不好、晚间熄灯太早等)有意见，而学校领导漠不关心，于是有出现游行、请愿等闹事的事件。有些地方和学校的党委往往采取压制和取缔的办法；而团委则觉得挺为难——既要服从党委领导，又颇同情学生的处境。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向他汇报下去调查的情况，各地团委也报来了一些材料。耀邦说，我看，一、不要怕，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二、检查改进我们自己的工作；三、教育引导大多数；四、发现和孤立个别不法分子，区别不同情况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他说：我看怕是没有道理的，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青年人容易偏激，有个教育问题，但首先要检查和改进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毛病，包括团组织积极反映群众意见不够，教育青年守纪律、顾大局不够的毛病。我们都很赞成耀邦的意见，而他说这正是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运用啊。
“吸取人类文化遗产充实自己”
耀邦很重视阅读古文，读中外历史和文学名著。他多次说过，历史典籍和文学名著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可以帮助我们拓宽视野，启动思维，增强表达能力，充实自己知识。他主张名篇名段名句应当背诵下来，在反复背诵中加深体会。韩、柳的许多名篇和李、杜等人的一些诗词，他都能背诵如流。50年代中期，他利用工作之余阅读二十四史。那时还没有出版校点新版本，他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图书资料室借来了解放前开明书店影印的二十四史，字号很小，竖排，没有标点，行距也密，读起来很吃力。可是他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他很重视古人提倡的立功、立德、立言，以及他们的高尚品格，说只要为社会的进步、为人民的利益做了好事，就能为后人所敬仰。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比古人做出更大的业绩来，因为我们从事的是亘古未有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
如前所述，耀邦读书爱思考。有一次他对我们说，古人治水，主张疏导，而不是堵截。相传鲧是东堵西截，结果洪水肆虐，灾祸不绝；其子大禹开山劈岭，加以疏导，就大不相同。以后无论是李冰父子修都江堰也好，广西修“灵渠”也好，都是因势利导，造福人民，相传至今。这是很值得重视的。我觉得我们做青年工作，也可以从古人的治水之道中获得启示。如果我们把青年人的热情好动比作一江大水的话，那么就应当加以引导，充分发挥到有益的地方去，而不能堵截或抑制。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开展各项活动，或者处置游行闹事，都要因势利导。要把握青年人精力充沛而好动、求知欲强而好奇、缺少经验而易偏激等等这些特点，加以积极引导，少来一些这个不准、那个不许，多来一些鼓励这个、倡导那个。这样，我们青年工作就会生气勃勃了。
耀邦爱读古书，可是他不迷古，而是给予新解，赋予新的生命。记得有一次谈起李清照的词，他就背诵起了《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清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接着他说，李清照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以悲怆的心情写出这首秋日的感触，充满了思乡的惆怅和内心的苦闷，又是那么朴实清新，不假雕饰，实在是一首千古绝唱。可是我们今天来读它，就只能从艺术上加以欣赏，而不能沉溺于这种凄凄惨惨戚戚的情感之中，除非你是掉进个人主义的泥坑里。我们应当鼓励青年人豪情奔放，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事业中去。
有一个夜晚，我与耀邦闲聊，谈到古书中有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大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做人，当然不能有害人之心，但防人之心也不要有，不然我们的党和革命队伍里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同志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一贯这样做的。他对任何人都是坦诚直率，毫不隐瞒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赢得了无数同志的真诚热爱和尊敬。不过他也因此而吃过不少苦头，遭到过那种老谋深算的人的暗害和幼稚无知的人的冲击，令人叹息。不少人说他“太天真了”“太理想主义了”，是不无道理的。可是他终身不悔，一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令人敬仰。
“没有广博的知识就做不好工作”
“博览群书”，是耀邦晚年给一个刊物题写的刊名(这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正是一生孜孜不倦地这样做的。那几年我亲眼所见他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包括数理化及科普知识读物，尤其是注意阅读现实工作需要的知识书籍，如凯洛夫的《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有一段时候他读起了土壤学等农业科技方面的书，我问他怎么对土壤学有兴趣了?他说，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土壤结构各不相同，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大有讲究。我们要组织青年为农业多做贡献，就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口号和要求来。不读这些书，怎能做好工作?原来他是在为制定《中国青年为实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奋斗纲领》作科学知识上的准备呢。
经过深思熟虑，耀邦认为要发展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业，首先要解决一个水土严重流失的问题。为此，他于1955年10月提出要发动北方地区的青年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保持水土活动。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要意见啊!当耀邦在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立即获得一致赞同；以后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得到批准。接着团中央就发布决定1956年3月在延安召开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
为了准备这个大会，耀邦指定我立即动手起草大会文件。我真是老虎吃天，不知从何下手。他说你先去找些植树造林的书来看看，再问问林业部有哪些政策规定，然后再考虑我们团组织该做哪些工作、发挥哪些作用。植树造林的书那时候在团中央的图书室还找不到，我就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十几本来读。他兴趣很大，也选看了几本。但是我的思想和文字水平难以承担起大会文件的起草，写了一些日子还不见头绪，耀邦又让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吴小武来参加，后来又让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沛璋来帮助修改，最后耀邦又亲自动笔修改定稿。这个文件起草过程给我最深的教育是：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只有像耀邦那样广泛学习科学知识，懂得科学，又能自如地宣传、表达，才能做好青年工作，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耀邦重视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出了名的，我这里要记述的是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一个事例。1955年他出差去苏浙赣皖调查研究，不仅随身带了好些书，每到一个地方还要对该地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生产特点等等弄个一清二楚。除了向当地干部请教外，总要把地方志书借来，在深夜休息时间阅读。那次到了杭州他问我：钱塘江的源头在哪里?西湖是怎样形成的?保*!塔因何而得此名?我都答不上来。他批评我说：你还是个杭州人呢，连家乡的知识都没有。我羞愧满面，回来搜集了许多关于杭州和浙江的书来读，进而注意阅读各方面的书来充实自己的知识。正是在耀邦的教育和激励下，我读了一些书，使我在四十大几的时候，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也得以实现自己多年的心愿，勇敢地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门，跟着老一辈学者专家学习从事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
耀邦同志好学深思，在我们党内是罕见的，他不愧是全党同志学习的楷模。他好学深思的事迹和对我的谆谆教诲，是鼓励和鞭策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最好的教科书。我记述这些，不及耀邦生平光辉事迹的万一，只是愿与同志们共学共勉；同时希望年轻同志能以耀邦为楷模，多读书，多思考，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为党为人民多做好事。